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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2021最新名家譯本，卡繆對疫情下被禁錮人心的鼓舞)

為了解決薛西弗斯的神話評價的問題，作者AlbertCamus 這樣論述：

　　# 瘟疫是極權，極權也是瘟疫！ 　　# 卡繆面對疾病與極權的反抗姿態，細緻描繪了人類的反抗精神。 　　#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 　　# 吳錫德、洪明道 專文導讀推薦。 　　# 「我想通過瘟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受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歷時的那種充滿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將這種解釋拓展至普遍存在的概念。」——卡繆 　　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逼我們去思考。 　　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也會出現在瘟疫中。 　　面對這樣的瘟疫，人們該奉行的唯一口令是反抗。 　　— 卡繆 — 　　卡繆的《瘟疫》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每當疫疾來臨，這本書總是最早被拿出來討論的現代

文學作品之一。但卡繆不只描寫瘟疫，也將面對瘟疫時人類由一開始的抗拒、否定，之後確認，最後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處境，踏實地將圍困人類的瘟疫加以處理。這太像我們經歷過的一切，先是抗拒疫情，接著否認會大規模人傳人，等到狀況嚴重了，不得不確認遇到大疫，接著才願意誠實面對困境加以處理。經典作品就是有如此的價值，跨越時代反映普世人類，也時時提醒著我們。 　　《瘟疫》的故事描述一九四幾年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城，一位醫生發現城裡有不明的疾病，察覺很多老鼠倒斃路旁，開始懷疑城裡有了鼠疫，上報給政府機關，但政府機關卻不想因此驚動人民，遲遲沒有作為。後來疫情爆發，整個城市封鎖，與外界隔離，小說中的幾位主要角色的邊緣小人

物（相對於有權力的官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防疫工作。《瘟疫》的故事展現了認識世界的荒謬之外，必須要站出來加以反抗，才能爭取到自己的幸福。小說裡還提到：「追求幸福沒什麼可恥的，但是獨自一個人幸福，就可能會讓人覺得可恥。」標示出這種對幸福的追求，不是個人小利，而是全體的幸福。 　　《瘟疫》與《反抗者》、《正義者》同屬於卡繆同一創作時期的作品，卡繆在其札記中稱為「反抗系列」，這系列的三部曲作品以小說、論述、戲劇等三種文類，反覆辯證人類與惡對壘的反抗精神，訴求個人認知上的反抗，面對過分的事物要勇於畫出底限，說不。 　　卡繆在一九四〇年創作《異鄉人》時有了寫作《瘟疫》的靈感，當時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法

國，他隨著任職的《巴黎晚報》遷移到克萊蒙費朗，再到波爾多，這種被迫逃難、遷徙、被圍困的感受成了他的靈感。《瘟疫》一方面是真實發生在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奧蘭城的斑疹傷寒，一方面指涉的是入侵法國的德國納粹法西斯政權；傳染病讓人類不得不封鎖彼此，對彼此懷疑，就像法西斯政權，也讓原本自由的人們彼此疑忌，在行動上也被限制、被封鎖。這部小說利用一個城市被疾病困擾的故事，表達一個超越於荒謬的反抗願景：在對抗邪惡的鬥爭中團結的可能性，以及友誼和社群的力量。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反抗者》、《正義者》 　　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

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吳錫德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映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

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 　　即使清楚知道挑戰必然來臨，強調理性和責任，《瘟疫》仍保有人的情感和溫度，也許這是給我們這個瘟疫時代的禮物吧。——洪明道 　　災難是常見之事，但是一旦

災難落到自己頭上，往往難以置信。世界上瘟疫和戰爭不斷頻繁發生，但是在瘟疫和戰爭面前，人們還是一樣不知所措。⋯⋯ 　　還沒有人真正接受瘟疫的事實。大多數人在意的只是生活習慣受到擾亂，或是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因此惱火、氣憤，這些情緒是不足以拿來對抗瘟疫的。例如，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怪罪當局。——《瘟疫》 　　這世界上的惡幾乎都來自於無知，愚昧的善意可能和惡意造成同樣大的損害。世上的好人多於壞人，事實上問題不在於此。人們或多或少無知，這或多還是或少決定了善或惡，最令人悲痛的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無知，並自認為有權殺人。殺人者的靈魂是盲目的，若沒有清晰洞見，就不會有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瘟疫》  

從牛虻到薛西弗斯：改變世界的67場演說

為了解決薛西弗斯的神話評價的問題，作者林真如,陳櫟宇 這樣論述：

｜激勵萬人的67場演講，改變世界的歷史時刻｜   　　∥蘇格拉底──我是一隻牛虻 　　「我承認，他也許可以殺死我，或者放逐我，或者剝奪我的公民權；他可以認為，別人也可以認為，這樣做就大大的損害了我，可是我不那麼想。我認為他現在要做的這件事──不公道的殺死一個人──只會傷害他自己更深。」   　　∥梵谷──對生命的熱愛 　　「當我畫一個在田裡工作的農民時，我希望人們感覺到農民就像莊稼那樣正向下融入到土壤裡面，而土壤也融入農民身上……當你開始感覺到世間萬物運動的這一普遍的節奏時，你才算開始懂得了生活。」   　　∥甘地──非暴力是我的第一信念 　　「在過去，不合作的表現形式，是故意用暴力去反抗

作惡者……暴力的不合作只會使罪惡繁衍，而且因為罪惡是只能靠暴力來維持的，所以要停止扶助罪惡，就必須徹底摒棄暴力。」   　　∥卡繆──薛西弗斯的神話 　　「薛西弗斯無聲的全部快樂就在於此，他的命運是屬於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樣，當荒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時，他就使一切偶像啞然失聲……荒謬的人說「是」，但他永遠不會停止努力。」   　　∥金恩──我有一個夢想 　　「我有一個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騰升起來，真真正正的實行我們的立國準則──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有一個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州的紅色山丘上，從前奴隸的子孫和從前奴隸主的子孫能夠像兄弟一樣共坐一桌。 　　

我有一個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能夠住在這樣一個國家──別人對他們的評價，不是基於他們的膚色，而是基於他們的品格。」

《晚清「戰爭敘事」研究──譯介、圖像、新小說》

為了解決薛西弗斯的神話評價的問題，作者朱芯儀 這樣論述：

本文聚焦中國晚清「新小說」之「戰爭敘事」，挖掘學界經常忽略的晚清戰爭議題，嘗試跨語言、跨文類的研究方式，觀察譯介軌跡、新式文學典範。以往學界觀察近代「戰爭」，大多研究歷史事實、史觀脈絡、社會意義與文化象徵。學者們關注的「戰爭」也幾乎落於現代以降，探查「戰爭」於現代文學的隱喻。然而，晚清的「戰爭」，非同以往，破除傳統「天下觀」之侷限，開啟嶄新的世界觀。故筆者認為，欲追溯「戰爭敘事」的近代起源，必須回到屢戰屢敗的晚清。「晚清」於中國文學長河中，不僅承先，更是啟後。晚清「戰爭敘事」乃體現中國近代困境、需求、爭逐與融合的重要切入點。若將晚清文學放入「世界」文學的脈絡中，則更能凸顯其擺盪於東／西、新／

舊的焦慮和掙扎。清末時期，梁啟超等人登高一呼，企圖改革詩界、小說界。此後「新小說」成為報刊雜誌中的佼佼者，背負啟蒙革新、傳遞新知、出版商業等使命。於此同時，晚清大量派遣留學生，至外國學習西學，翻譯重要哲思學說，譯介域外文學。域外小說傳入中國後，一時間洛陽紙貴，並具體影響近現代文學的發展。本文藉由觀察原著作者／小說至譯者的日／中譯本，與中國作者吸收譯介文學後所創作的「在地化」小說，梳理其中千絲萬縷的互動軌跡，顯露清末多元豐盈的文學風景。本文焦點不在翻譯文字的比對替代或翻譯符碼的轉換，乃憑藉譯介活動，關注晚清文化、思潮、出版、譯／作者間所形成的「文學場域」（Field）。「戰爭」與「戰爭敘事」所帶

來的問題／回應，足以代表晚清當時的時代轉折、文學轉向。尤其是近代「新小說」與侷限史實框架的「演義體」、歷史小說不同，開拓了更為積極、自由的創作方式，表達新的書寫典範和意識形態。此外，「圖像」早於小說敘事之前，便已在畫報上勾勒近代「戰爭」的樣貌。「圖像」不同於「文字」載體，彌補了文字敘事之缺漏，補充了近代「戰爭」的不同面向。所以，本文將蒐羅晚清軍事、戰爭的「新小說」和「畫報」，透過詳細的文本分析，鉤沉文本譯介行旅之後，衍生的書寫樣態。盡陳近代「戰爭敘事」的特殊性，包含：世界觀驟變之焦慮、世代交替的危機、軍事強化之需求、愛國精神的構築、性別改革之框架和身體／國體／文體的隱喻等。近代中國「戰爭」究竟

自何處來？觀察近代報刊的「戰爭敘事」，顯而易見地中國戰爭主要從「遠方」來。不僅如此，經過譯介、出版的域外戰爭、軍事小說又占據多數。俄國、法國、英國、義國等歐美國家先於中國經歷現代化，創作了相關文學著作。晚清秉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立場，大幅譯介域外文學，不只從歐美譯介小說，也自日本譯介小說。此外，日本扮演西方與中國「譯介」的中繼站，許多作品由原文先轉譯為日文，再從日文譯介為中文。日本「明治維新」經驗、「武士道」精神、「尚武精神」遂一一來到中國。「戰爭」凸顯了保家衛國的責任及世代傳承的焦慮，期盼中國「少年化」的欲望，使「成長」與「從軍」畫上等式。時人盼望少年能夠離開家庭、學校與情人，投身戰場。

自日本傳來的「武士道」精神到了中國，加入濃厚「犧牲」、「祈戰死」的色彩，灌輸小說讀者為國犧牲的觀念，甚至成為「宣傳」從軍的「廣告」。小說除卻輸入愛國精神外，硬體軍備設施也是重點之一，於是出現各種飛天入海的戰爭形式與戰爭武器。作家們幻想陸戰、海戰、空戰的景況，勾勒「未來中國」擁有軍艦、大砲甚至生化武器，在「未來之戰」大敗諸國，重新成為「世界」主宰。看似天馬行空、創意十足的小說，卻一再地暴露現實中的無奈，知識分子、報人對國族衰亡的焦慮和擔憂。晚清「救國保種」的焦慮不只影響了男性，女性更處在「改革」的風尖浪口。國家存亡之際，女性是慈愛的母親、是賢慧的妻子、是孝順的女兒，是照料傷兵的看護，還是上場殺敵

的女兵，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易裝」、「變身」。晚清報刊一系列「女軍人」傳記，一方面從內部爬梳中國歷史，挖掘花木蘭、梁紅玉、秦良玉的事蹟，豎立「女軍人」典範；一方面向外援引，從日本、法國譯介女軍的故事、聖女貞德傳記，逐步將女性納入國族需求中。女性「易裝」成「女學生」、「女軍人」雖迎合國家利益，也藉機獲得性別鬆動的契機，浮出歷史表面。清末一連串「宣戰」、「迎戰」聲浪下，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小說《伐林》譯介至中國為《枕戈記》。該小說是彼時鮮見「反思戰爭」的作品，筆觸深刻、敘事細膩。故事運用大量的人物對話，反省戰爭的殘酷無情，征人消耗生命時光，前途茫茫又命在旦夕。縱使，該類型的作品為數不多，卻在晚清戰爭敘

事中留下珍貴的印記，超越同時期文學的高度。最後，《點石齋畫報》首刊報導了「中法戰爭」，其「圖像」顯現了戰亂時代裡被「武化」、被「規訓」的各類身體。畫師憑著中國傳統的繪畫筆法和技巧，繪製戰場上各種扭曲、殘破、血腥的屍身，呈現統一、量化的近代軍隊「群體」。爾後，因中法戰爭而延伸爆發的「甲申政變」，涉及中、日、朝三國勢力爭逐。《點石齋畫報》特別設置「朝鮮亂略」專刊報導事件始末，綜合圖像、文字與歷史紀錄的文體方式，發揮針貶「春秋」之能，展現「繡像小說」之趣，反映近代「文體」、「身體」、「國體」的複雜交錯。本文尋覓諸多晚清小說、圖像，研究其譯介軌跡和敘事樣態，於古／今、東／西、新／舊互涉中成就戰爭敘事典

範，多姿多彩，嶄露新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