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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營製造業的發展（1946-1955）──以國民黨當局與台籍資本之互動為中心

為了解決紡織公會 名單的問題，作者許志成 這樣論述：

　　戰後台灣經濟快速的發展，主要得力於民營製造業的高速成長。來台接收的官員陳儀，延續日治時期的專賣政策，將煙、酒、樟腦、度量衡與火柴繼續專賣。儘管在中國已廢除專賣制度，但在台灣仍舊繼續實行，限縮民營製造業發展的空間。　　1945年10月全台民營製造業家數有10,300家，至1946年底家數減少39.6％，台灣人歷經二二八事件的抗暴，中國國民黨政府撤換陳儀，至1947年底家數成長45.6％，是民營製造業發展最黑暗的時期。大量日資企業被收編成官營事業，官股中的台股股權不是遭到漠視，不然就是遭到國家機構的侵權；台日合資企業則被清算標售，以排除台灣人在製造業的發展，陳儀當局則將標售日產美其名為扶植民

營企業的發展；新設立的大公企業則受到當局百般的刁難與阻撓，標售的日資企業相當有限，發展情況則因經營者而各有差異。　　日本人在台灣苦心殖民經營50年，其所創造的財富則難以算計，遣返時每人只換得若干小行李，身上只准攜帶1千元的現金歸向日本，其在台領取的退職慰勞金、臨時賞與金與解散津貼無法攜回日本，巨額的財富則轉移到台灣人手中，不然就是在台灣社會消費掉。陳儀當局下令回存千圓券禁止流通一年，實則凍結台灣人的流動資產。回存銀行變成抵押品，當局規定給付年息2％，借款則需支付年息2.5％，從中剝削台灣人的財富。解凍後因通貨膨脹價值已減少一半，勤樸的台灣人將此資金投資創業，表現成為1947年製造業家數的突然增

加。　　二二八事件後，中國國民黨當局逐漸改善對台灣的經濟政策，但中國國共內戰爆發，不當的貨幣與匯率政策，使民營製造業的經營環境遭致摧毀，工廠不是倒閉、半停工，不然就是易手。直到幣制改革，切斷台灣與中國的匯兌關係，中斷台灣的中國的貿易依賴關係，擴增對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民營製造業才獲得重生的契機。官業則只願將經營不善的企業標售民營，民間申請經營的官業則因實施土地改革而被迫中止。官方依法不應該經營製糖的輕工業，但卻收編成官營事業；理應經營煉鐵的重工業，但反而要標售與出租給民間經營。台灣糖業公司的民股呈請撥一砂糖廠民營，財經官僚則以「不論可開工者，或不能開工者，一律不能出讓」，國民黨的官營政策是否

代表公共利益，則不禁令人感到懷疑！　　中國國民黨當局實行的民營製造業政策，幾乎都是在應付當時的問題，並沒有一套有計畫的經濟政策。當局實施的補助與貸款政策、收購工礦業產品與工業配合供應軍事需求的政策，都是些短期性與臨時性的政策，實際發揮的功效有限。相反的，美援對穩定台灣通貨膨脹貢獻良多，只是外來統治的政權並未善盡將資源做合理分配，限制使用本地花生、芝麻等植物性的榨油業設廠，嚴重扭曲榨油業的發展。美援軍事資源，亦因當局未能有效推行軍工政策，使建設廳推行的民營工業配合軍需小組毫無成效可言，徒使民營業者大失所望。　　美援貸款民營製造業，部份亦是四年經濟計畫的一部份。一般工業貸款又分中型民營工業貸款與小

型民營工業貸款。工業計畫貸款從1951年開始，小型民營工業貸款則從1954年開始，中型民營工業貸款則從1960年才開始。綜合民營工業計畫與小型民營工業貸款觀察，就貸款家數分析，平均每年受貸家數約76.9家，全國民營製造業只有將近1％左右的工廠得到美援的貸款。貸款以1955年的1億8千餘萬最多，1953年約1千萬最少。美援貸款除1952年由新竹玻璃一家大型企業獨佔該業全部及較多的貸款外，其餘各大小型製造業幾乎都是或多或少得到部分貸款，獲貸企業並未呈現出「幾乎完全吸收該產業的美援貸款」的現象。1954年以前可說是由少數業別，尤其是紡織業與非金屬製造業獲得較多的貸款；1954年以後各業則是獲得多寡不

一的貸款，美援貸款民營製造業並未集中於某一產業類別。　　當局因土地改革而開放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與台灣農林四間公司民營。1953年經濟部重估四間公司的資產，將資本額提高7-10倍；股票若根據1952年的市價重估，水泥、紙業、工礦與農林分別被高估4.32、3.33、3.7與3倍。而這被高估的佔數，也約略接近於1954年3月發行至當年6月，其盤價僅維持在面額的20％至30％之間。當局將四間公司股票做為補償地價，實際上並非有意要扶植民營企業的發展，故民營化後的產值並未增加。當局從中剝削小地主的利益，以做為補償統治機關財政赤字的一種手段。

和美紡織業與地方社會變遷之研究

為了解決紡織公會 名單的問題，作者鄭維國 這樣論述：

和美鎮成為紡織業集中地可追溯至日治初期，此地即為台灣最大之纏腳布生產地。日治後期進入戰時體制，生產者突破日本殖民政府對物資生產與買賣的諸多管制，發展出幅度更寬的布料暗地銷售販賣。二次大戰結束後恢復自由市場，和美鎮民爭相投入，抽紗織布的生產行列。伺後紡織業者更利用美援的機會，趁勢組織手紡織同業公會向上爭取棉紗配額，進而汰換木製手紡織機成具動力設備的織機，建立現代紡織工業的基礎。經過1950、60年代的經營，和美紡織業進入平穩發展的內銷時代，更成為織布工業的專業生產區。1960年代末期，在幾家規模較大的工廠率先逆向發展上游的紡紗業，並更新擴大原有織布部門的設備後，衍生出其代工小廠的發展契機。再加

上尼龍原料及無梭織機的運用與引入，增加產品種類並提高生產效能。自此，和美紡織業進入發展巔峰的黃金時期，商品市場也由內銷推展至外銷。1980年代中期以後，和美紡織因大環境的改變而逐漸衰微沒落。和美紡織業的發展模式，與國內知名的大型紡織企業不同。和美紡織業以量取勝，且工廠規模很小，屬上市上櫃之公司者甚少。和美紡織業雖然興盛，但工廠存續的比例卻不高，曾有釵h業者在這個行業上頻繁進出。一般而言，資本額越小投資成本越低的企業，其關廠歇業的情況越容易發生。和美紡織業的工廠類型以織布業為大宗，這與和美紡織業起源於織製纏腳布的地方傳統有關。且因為資本額小，而不容易向上游的紡紗、製紗業發展。也因為生產多屬質料粗

糙的工業用布，故也少向下游的成衣業發展。和美紡織業的發展與幾個家族的帶動有很大的關係，從這幾個家族的起落也可看出和美紡織業的興衰。紡織業的興起亦造就的紡織從業家族的崛起，每個成左滷q業家族中總有一兩個代表性人物，積極透過正式或非正式部門的管道，投入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也形成戰後和美以企業家為主體的社會領導階層。和美紡織業的發展促使在傳統聚落中，聚集大量的紡織工廠，這聚落景觀的改變與居民利用聚落內固有的宗族經濟共同體為基礎，讓整個宗族聚落都投入單一產業的生產有關。從人口組成、土地利用等可以看出和美在日治時期是個農業社會，除了血緣、地緣組織外尚有釵h新的社會組織出現。戰後和美鎮在人口、產業等變遷的

時間點上，皆與和美紡織業的發展歷程有很大的關聯性，所以紡織業是戰後和美地方上經濟與社會變遷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