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電影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各種有用的問答集和懶人包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

為了解決紅樓夢電影的問題，作者廖咸浩 這樣論述：

以「遺民情懷」作為重詮《紅樓夢》的密碼 從文字迷宮中發掘「隱微書寫」的政治意義 將當代理論導入紅學研究，重審「反清悼明」或「排滿興漢」的議題 學者廖咸浩新作《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 將紅樓夢中「心學」與「理學」的對抗現象， 還原為遺民情懷與清代籠絡政策的抗衡，展開關於本書題旨的鉤沉。 　　這個重詮的過程主要以後設小說、國族寓言及精神分析理論貫穿。從紅樓夢以兩種神話二度開展的現象，勾勒出其後設小說架構，並以「不看正面，應看反面」的寓言閱讀，窺看其對明清易代之巨變下國族命運的省思，再由精神分析理論剖析遺民之「另我」（寶玉）如何在以《大義覺迷錄》為高潮的清廷籠絡政策壓力下，經

由重履崇禎殉國至南明覆滅的歷史，以堅其不仕二主之志。最後，《紅樓夢的補天之恨》更經由此一易代的悲劇，探索紅樓夢如何轉化興起於明清之際的本土現代性因滿人入關所遭致的挫敗。 　　文學研究中的寓言式閱讀在中西文學傳統中都源遠流長，而當代的「國族寓言」式的閱讀，更可謂結合了傳統寓言式閱讀、當代後結構主義理論及後殖民理論，對文學作品中被忽略的國族宰制關係給予了全新的關注。《紅樓夢的補天之恨》的寫作即是從這樣一個視角出發，對遺民情懷應成為一種「具正當性」的紅學研究議題，提供一點淺見。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廖咸浩《紅樓夢的補

天之恨》開宗明義，點出目前「紅學」研究的局限在於執著文本內部（人物、文字、象徵）研究，以致見樹不見林，忽略《紅樓》真正宗旨：這是一本反清復明的國族寓言，是一本政治小說。我們任何對木石前緣的矜惜，對補天遺恨的喟嘆，都必須以作者的遺民情懷為前提。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延續了蔡元培、潘重規的「紅學」論述，力圖「正本清源」，為《紅樓》民族大義再做解說。廖咸浩秉持《紅樓夢》作為寓言小說的信念，將全書視為一龐大細膩的遺民密碼結構，不僅自己抽絲剝繭，也號召讀者有志一同，參與解密工作。在以往蔡元培、潘重規式的解讀方法外，他又能操作西學理論，從拉岡（Lacan）到布希亞（Baudrillard）、紀傑克（

Žižek），從創傷論到國族論、後殖民論，發展出個人的詮釋體系。作者一方面是解密，但另一方面因為援引、發揮繁複理論資源，其實又成為「加密」的嘗試。由此形成微妙的論述張力，最是可觀。 　　廖咸浩將《紅樓夢》再還原至歷史情境，認為《紅樓夢》成書背景雖然已是雍乾盛世，卻也是文字獄的高峰期。根據小說種種蛛絲馬跡，作者認為上述三重世界觀和遺民論述息息相關。太虛論依違程朱理學，其實投射清廷懷柔漢人的一套思想邏輯；大荒論指向明室正統覆亡後，天崩地裂的絕對荒涼情境；而大觀論則暗示遺民一往情深，追懷前朝而不可得的烏托邦結晶。  

紅樓夢電影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高陽小說中的歡場文化

為了解決紅樓夢電影的問題，作者王啟明 這樣論述：

高陽以歷史小說享譽文壇，其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以歷史入小說，以小說述歷史」，並且有大量的歷史考證、歷朝的典章制度與社會文化，以及他個人對於歷史的詮釋。高陽的小說與其生活有許多的關聯。他喜歡品嘗各類茗酒，精通南北各地的飲食，經常與文人雅士聚會，交友滿天下，不善理財，是位窮措大的名士，如同他筆下的龔定庵、洪昇。高陽提出了「以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為勢力中心」的史觀，並將知識份子的生活言行，轉化為小說。高陽又以「詩史的明暗兩面」的文學理論，分析古代名士所寫的詩文，發掘出許多故事，作為小說的題材或內容。這二項理論建構了高陽的作品，他的歷史小說不是以皇帝為中心，而是以文人為主軸。自科舉考試之後，眾多的學子，為

了科考奔走於省城與京師，古代交通不方便，由鄉試秋闈到會試春闈的時間，約半年的時間。無論是否金榜題名，都必須離家一段時間。這些離鄉背景的人，長期缺乏親情的照料，青樓提供的慰藉，可以解除內心的空虛，或是同儕以文會友，在歡宴中交換心得。歡場文化是古代文人重要的生活文化，高陽的小說必定有文人生活，歡場成為不可缺乏的場景。在傳統文人社會中，歡場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並不是單純的嫖妓，解決性發洩。古代文人於歡場聚會時，具有聯誼溝通、商業溝通、交遊藝術、政治談判等性質。除了人物之外，歡場構成的要素包括美酒與美食、歌舞戲曲，其場所不限於妓院，尚有畫舫、風景區、旅館、官邸、宮廷等地。廣義上的歡場並不局限於男性尋歡

作樂，女子之間的聚會也包括在內。高陽對於歡場的運用非常成功，由其故事情節與小說人物的個性，可以看到歡場與小說的關聯。若將有關歡場的部分去除，只剩下空洞的敘述，完全無法感受歷史背景與傳統的文化。

紅樓六家談（上冊）

為了解決紅樓夢電影的問題，作者蔡義江,丁維忠,呂啟祥,周思源,卜鍵,杜春耕 這樣論述：

　　《紅樓夢》是誰寫的？他為什麼要寫這部書？書中都寫了些什麼人、什麼事？這些人後來怎麼樣了……？ 　　有些疑問讀了書就會渙然冰釋，可是《紅樓夢》這部文學鉅著背景複雜、內容博大，它所描述的社會與生活距今日的時代較遠，加上原作者曹雪芹沒能把書寫完，留下許多懸念。二百多年來，耗費了許許多多研究者的心血，仍不能把這些問題釐清。本書收錄了蔡義江、丁維忠、呂啟祥、周思源、卜鍵、杜春耕共六位紅學專家關於《紅樓夢》的研究文章，就初讀《紅樓夢》可能遇到的一些問題，精闢地逐一分析說明。 本書特色     　　本書的寫作特點是深入淺出。它的析釋，力求淺顯易懂，不作理論性、學術性的發揮，沒有

空洞說教，也不是高談闊論；同時又很深入，涉及很廣，縷析很細。儘管它的〈人物評析〉、〈章節賞析〉部分，由於篇幅所限，不可能囊括所有人物和全書章回，但它所優選的重點、難點、精彩點，往往能以「一斑」窺見「全豹」，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啟示性、可讀性。總之它緊扣《紅樓夢》文本，對於讀懂小說、理解文本，很有益助。

高陽歷史小說《慈禧全傳》研究

為了解決紅樓夢電影的問題，作者楊丕丞 這樣論述：

　　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由於其具有獨特的魅力，長久以來非常吸引一般民眾的好奇探索。然而正史無論是就文字的典雅艱深，抑或史事的鋪陳複雜等，遠非一般民眾所能盡解其秘奧的，是故在民眾有需要，而正史又無法提供「普及化」的背景下，說書、野史和演義等遂紛紛的出籠了。因此，歷史故事的普及、歷史人物的為民眾所琅琅上口，並非來自於正史傳記，而是受到為市井小民所歡迎的由正史改寫、改編的說書、戲曲、野史和演義等影響所致。山野村夫之所以能津津樂道魏蜀吳三分天下事、諸葛亮的智慧神妙、關羽的忠義絕倫，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是絕大的關鍵。由此可知，成功的小說（特別是歷史小說）所帶動的虛實相參的人、事、物的鋪陳，予民眾的影響

遠遠超過正史，而且更加深植人心難以撼動，其因便在於它較正史更淺白易懂，且並非以求真為目的，而是以如何感動人心、提起興趣等為宗旨。　　至今，時代雖已產生極大的變化，但是民眾對於歷史知識的興趣卻未因此而改變，六○年代的南宮搏、章君穀等，拜報業發達之所賜，成為當時著名的歷史小說家，但是若論及成就及影響力，則現代歷史小說家中當以高陽首屈一指。高陽的歷史小說獨樹一幟，因為他取材豐富、眼光敏銳，兼具有歷史學者窮究史實，以及小說家尚奇創新的精神，以淺白而又不失古雅的文字，融鑄出特殊的個人風格。而且其作品產量之豐富前無古人，被稱為「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歷史小說第一人」；海外華人社會流傳著「有井水處有金庸，有村落

處有高陽」的說法， 作品的普及率是當代其他歷史小說家難以匹敵的，恐怕將來也難有踵繼者可以超越高陽的成就。　　儘管高陽的作品以其通俗小說的性質，對民眾有極大的影響力，但並未受到學術界的青睞。在高陽生前，只有上海復旦大學研究生林青首開風氣之先，於一九九○年以《論高陽歷史小說》為題寫作碩士論文，他以高陽全部的歷史小說為範圍，就作者、內容和風格，進行概括式的討論。而在高陽逝世後周年，也就是一九九三年六月，台灣文化建設委員會舉辦為期三天的「高陽小說作品研討會」，會後將研討會上的論文集結，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高陽小說研究》一書，開臺灣「高陽研究」專書之先河。這本書收錄了七篇論文，其中康來新教授對高陽「

紅學」的探究、張大春對高陽「談話式」的內容與跑野馬行文方式的肯定，以及楊照分析高陽作品近似「歷史民族誌」的成分等文章，往往為後來的學者多所轉引、闡釋，在某種程度上也奠定了日後探討高陽作品的主要方向。　　在大陸彼岸，一九九四年華中師範大學與北京《中國經營報》報業聯合體，在武漢成立了「高陽研究中心」，隨後於一九九五年由該中心召開「高陽創作研討會」；同年，湖北的《通俗文學評論》雜誌在第三期推出「高陽研究特輯」，第四期則開闢「高陽名作欣賞」專欄。一九九六年，林青在原本的碩士論文基礎上，撰成《描繪歷史風雲的奇才｜｜高陽的小說和人生》，內容介於通俗的介紹與嚴格的評論之間。同年華中師範大學舉行「全國高陽作品

學術研討會」，次年「高陽研究中心」出版了由江少川主編的《解讀八面人生｜｜評高陽歷史小說》，從高陽的歷史小說中選出十五部作品，以賞析為主而兼及評論，並按題材分為六大系列予以編排。一九九九年又出版了由王耀輝、王文戈合著的《成敗之間｜｜胡雪巖經商之道》，此書偏重於經商之道的分析說明，於學術的價值相對較低。而《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也不定時刊登論述高陽的零散篇章。　　在臺灣對於高陽的研究也不落人後，一九九五年出版了第一部有關高陽的長篇著作，即江澄格的《歷史小說巨擘｜｜高陽》，以高陽生平為主體，介紹其創作理念、小說的資料來源，和史學考證在文學上的效用等，此書於蒐集資料上頗見用心。一九九八年林青的著作《描繪歷

史風雲的奇才｜｜高陽的小說和人生》，委由臺灣知書房出版社出版，更名為《高陽的歷史風雲》，不過作者又做了不少的增補。同一年成功大學的高若蘭以《高陽歷史小說「胡雪巖三部曲」研究》獲得碩士學位，是臺灣首部以高陽為題材的學位論文。高若蘭研究高陽的「胡雪巖三部曲」，特別針對胡雪巖如何周旋於官場和商場間的通曉人情事故和手腕，並且對照史料和筆記、叢書中，關於胡雪巖的記錄是如何的被高陽轉化為精彩紛呈的小說情節，可說是首開風氣之先。自此以後，與高陽相關的學位論文計有：二００一年文化大學陳薏如的博士論文《高陽清代歷史小說研究》、暨南大學曹靜如的碩士論文《文化遺民的興寄與懷抱｜｜高陽歷史小說研究》，以及二００四年文

化大學鄭穎的博士論文《高陽研究》等，在在可見本地學者的用功之勤和投注心力之鉅。在這些論文當中，筆者以為陳薏如所論最為深入，她針對高陽三十二部的清代歷史小說作一概括性的論述，包括高陽的創作理念、運用的文史材料、內容特色與創作手法之傳承，以及小說架構等方面，均有深入的探討。除了上述學位論文之外，亦可見不少的學術界先進們，於報章雜誌等發表關於高陽的生平、作品風格等賞析式的文章，間或有精闢的見解可供參酌。　　回顧過去關於高陽作品的研究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到，目前的研究雖然已經掌握了高陽小說的某些主要特點，不過通常是將高陽所有的作品綜合論述，取材的範圍不免太過廣闊，而且絕大多數的研究光環都集中在高陽銷售量

最佳的作品《胡雪巖系列》。至於《慈禧全傳》 ，迄今為止只有一篇大陸學者林青先生，發表在其《高陽的歷史風雲》中的〈譜寫清史四十年的西太后｜《慈禧全傳》賞析〉， 其賞析是就「從八臣顧命到兩宮垂簾」、「權術的磨練」及「普通婦女的閨怨情結」三個部份所構成。既名之曰「賞析」，便屬導讀的性質，自然不能要求其有學術性的價值。高陽所有的歷史小說能自成體系者有三，全集中在清代，分別是「紅曹系列」、「胡雪巖系列」和《慈禧全傳》。前兩大系列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均有可觀之處，但是相對的歷史性和史料性卻較低；《慈禧全傳》則幾乎與此相反，因為高陽將敘述重心擺放在重塑晚清的史事和人物上，和其它兩大系列作品相較，《慈禧全傳》太為

史料所牽絆，以致於抵觸了若干小說美學的規範。儘管如此，高陽在《慈禧全傳》裡傾注心力的塑造慈禧等人物、獨特的史觀，以及「全文化」式的濃厚歷史氛圍等，都是其難掩的價值，加之先前學者的研究尚未及此書，遂引發筆者強烈的研究動機及興趣。以下先就高陽的三大系列作品分別討論，以對《慈禧全傳》的特色及優劣有一初步認識。　　《紅曹系列》包括了《秣陵春》、《茂陵秋》、《五陵劍》、《延陵劍》、《曹雪芹別傳》、《三春爭及初春景》和《大野龍蛇》，共七部十四冊。由於前四部高陽加有副標題「紅樓夢斷」，故一般亦稱此四部為《紅樓夢斷》。這七部小說，可說是高陽研究曹雪芹和《紅樓夢》的兩部學術性專著《紅樓一家言》、《高陽說曹雪芹》

之外，採用小說的方式給讀者講述一系列的紅曹故事。其中雖有許多個人的臆測之詞，但從他努力拼構出曹李兩家的恩怨情仇等細節來看，高陽的用心不言可喻，至少他展現其心目中曹雪芹的生活世界。　　《紅樓夢斷》四冊共約百萬言，篇幅和《紅樓夢》相彷彿，情節發展和《紅樓夢》又相終始，因此有許多讀者視此為《紅樓夢》的仿作，但高陽從未對此看法表示迎拒的態度。而讀者若欲切入《紅樓夢斷》，倒是該從《紅樓夢》開始讀起，如此便可以知道《紅樓夢斷》的故事所本。總的來說，《紅曹系列》是小說，而且多集中於描述曹雪芹及其周遭人物身上，高陽所考證的曹雪芹，以及小說中塑造的曹雪芹形象，究竟是不是符合歷史的真實，畢竟都只是高陽的「一家之言

」，由於相關的資料不足，因此不論是過去抑或是將來的紅學界，恐怕都難以服膺高陽的某些論斷。作為小說，本來也沒有必要一定得符合真實，但作為一位已被定位為「有考據癖」的歷史小說家而言，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難免會持此印象看待《紅曹系列》而信其有徵。是故筆者以為就「徵實」而論，《紅曹系列》在高陽的歷史小說中，是屬於「虛實相參」者，甚至視其「虛遠多於實」恐亦不為過。而在人物方面，曹雪芹愈是年長，其與賈寶玉就愈是疏離。其實早在《紅樓夢斷》裡，養在深閨的曹雪芹（十二歲至十四歲左右），就已不是賈寶玉這個年齡所表現的天真、任性和頑皮，反而表現出成熟與老於世故；而到了《曹雪芹別傳》開始，高陽逐漸走出《紅樓夢》的影子

，這也使得其筆下的曹雪芹更遠離賈寶玉，而是屬於高陽的曹雪芹了。爾後到了《三春爭及初春景》和《大野龍蛇》這兩部，不但和《紅樓夢》的臍帶關係更加地疏離，同時在徵實的成份上也更加淡薄了。　　若用同樣的角度探討《胡雪巖系列》，我們可以說它的藝術美化的成份，遠高過史實的成份，同時胡雪巖這個角色塑造的成功，也遠在曹雪芹之上。學者多知，胡光墉（字雪巖）於史料中的記載並不多，又因其晚年遭革職抄家之故，《清史稿》列傳已將之除籍。高陽塑造胡雪巖的資料，多根據《杭州府志》、《異辭錄》、《近代名人小傳》、《清代七百名人傳》、《越縵堂國事日記》，以及左宗棠所遺留下的大量奏稿、書信、家書、日記、批札等史料， 但這些史料絕

不足以撐起高陽的《胡雪巖系列》。另外，在《清朝野史大觀》、《胡雪巖外傳》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屬於非正式的野史、小說裡，亦有部分胡雪巖的記述，不過裡頭所敘多人云亦云的泛泛之論，高陽自然也不會將之作為塑造胡雪巖的重要依據。 既然胡雪巖的史料有限，而野史、小說又多不足採信，高陽如何描寫這位他所欣賞、崇敬的家鄉英雄「杭鐵頭」呢？高若蘭認為高陽評斷歷史人物的最高標準是能否做到「經世致用」之上，所以他將這個標準套在胡雪巖身上，並據此全新的塑造胡雪巖。 因此，造成熱烈的迴響，並有讀者欲仿效八面玲瓏、橫跨政商兩界的胡雪巖，恐怕和歷史上的胡雪巖相去遠甚，他毋寧說是高陽刻意塑造，趨近完美而悲壯的胡雪巖。　　

史料中的胡雪巖因與外商競爭失利而導致破產，但高陽卻透過小說家的眼光，將胡雪巖詮釋為一位捍衛國家利益、拯救社會經濟免受西方殘害與壟斷的民族資本家、大英雄。由這種轉化的結果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高陽並非以其豐富的史料、嚴密的考證塑造這位歷史人物，而是賦予他強烈的當代意識與目的性｜｜受時代及觀念的侷限，而這正是造成胡雪巖悲劇命運的最大主因。因此之故，清末的紛亂局勢固然提供胡雪巖大展長才的空間，但另一方面胡雪巖也必須承受時代和觀念所加諸其身的限制。　　至於《慈禧全傳》則迥異於《紅曹系列》和《胡雪巖系列》中對於主人公曹雪芹、胡雪巖的幾近全新藝術創造，高陽企圖讓《慈禧全傳》以「信而有徵」的面貌呈現給讀者，然而

它畢竟還是小說。因此在既定的、少爭議性的歷史記錄外，高陽所能著墨的大概有兩方面：其一是在若干疑案上如「同治死因」、「慈安暴崩」、「慈禧小產」、「光緒中毒」和「衣帶詔」等問題上，下考證、推理的工夫。其二則是抒發其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臧否與好惡。整體而言，高陽歷史小說的語言既淺白又典雅，善於選用古代白話中具有長久生命力、至今仍充滿活力的那種語言，而又一定程度符合古人語言的規範習慣。以這種淺白、通俗而又質樸的語言，融合了現代的語境，創造出歷史環境的氛圍，敘述歷史故事的來龍去脈，傳達出歷史人物的心理形態，卻又絲毫不顯露現代訊息的痕跡，可以說是融典雅於通俗，於通俗體裁中見雅緻的風格。不過，《慈禧全傳》的語言

文字雖維持一定的風格，各別作品卻有高下之別。　　作為《慈禧全傳》系列的開卷之作，《慈禧前傳》為其他諸部奠定了相當良好的基礎。《慈禧前傳》所描寫的時間雖短，卻是慈禧掌權的關鍵時刻，高陽以慈禧、肅順和恭王三條敘述主線，交疊出複雜詭譎的情勢，同時也為慈禧、恭王等主要人物日後的性格轉變、情節推衍等，埋下不少重要的伏筆，而且介紹典故、儀節僅是三言兩語，沒有其他冗散的枝蔓，堪稱是內容緊湊、結構勻稱的佳作，故而當時甫一推出即廣受好評。第二部《玉座珠簾》是卷帙最繁的一部，講述同治年間的大小史事，展現高陽歷史小說的諸多特點：迴旋環繞的珠花式結構，為不相干的人物或事件貫串出相連的整體感；人物的心理轉折及暗藏的伏筆

，使歷史事件的產生增加合理的解釋；慈禧太后複雜的性格在此有全面性的開展，使這個角色內涵飽滿，更貼近於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人物；此外適時添加的奇聞軼事、皇室規矩、掌故瑣事，以及對聯等歷史元素，不但增添了閱讀的趣味，也幫助讀者更了解清代宮廷和官場的生活種種，而且不曾對敘事結構產生妨礙，筆者認為《玉座珠簾》是《慈禧全傳》系列中，整體成就最高的一部。　　《清宮外史》著重敘述「南北之爭」與清流中人的崛起和失敗；《母子君臣》敘述慈禧興修頤和園，與光緒帝親政前後的種種。高陽在這兩部中，情節的推展大體都圍繞在若干主要事項上，即使有奇聞軼事過長的狀況出現，仍然可以再回到敘述主線上，不至於偏離太遠。但對於人物性格多面

性的刻劃則較少觸及，結構及人物處理都較前兩部來得遜色。至於《胭脂井》則是瑕瑜互見，高陽描述戊戌政變中宮廷一夕間風雲變色，民間人物大刀王五為知交譚嗣同奔走營救的情節，處理得頗見功力；至於義和拳的崛起和庚子之亂的種種也是相當的精彩，讓讀者恍如陷入紛亂的大時代中，親身經歷了一場荒謬而又慘烈的浩劫。但在戊戌變法及庚子之亂間所插敘的軼聞瑣事則顯得過多，幾佔全書六分之一的篇幅，但卻與前後歷史事件並無太大的關連。最後一部的《瀛臺落日》，重心全落在袁世凱的身上，慈禧太后已無法負起收束情節的力量，情節呈現跳躍式的前進，不論是結構、時序還是人物的塑造，都稍嫌凌亂粗率，可說是六部中表現最不理想者。　　比較《慈禧全傳

》、《胡雪巖系列》及《紅曹系列》三套作品，可以看出高陽對三者創作心態的差異。《慈禧全傳》闡述的清末史事，在高陽意圖求真的寫作原則下，無法擺脫歷史事件之結果或人物既定性格的限制，藝術創作難以恣意發揮。《紅曹系列》是高陽考訂《紅樓夢》成果的結晶，由於歷來關於曹雪芹的相關資料甚少，高陽照說有相當廣闊的創作空間，但因高陽寫作《紅曹系列》偏重於展現他的考證成果，因此對於小說的創作而言，反而是種戕害。至於胡雪巖則是高陽故里的傳奇人物，高陽自小便耳濡目染聽聞他的傳奇故事。但是胡雪巖能見諸史料的記載甚少，這剛好賦予高陽可以充分發揮建構的想像力的大好機會。《胡雪巖系列》中的主人公胡雪巖，已不是真實人生中的胡雪巖

，而是高陽心目中想望而又不可及的典範人物：八面玲瓏、通達人情世故而又重情重義。他結合了高陽已實現和未實現的理想人格特質，故而傾注最大的感情，創造出這麼一位獨具光芒的角色。　　高陽獨特的歷史眼光，以及意圖追求歷史本來面貌的「信史」效果，不僅讓讀者確信閱讀的是「歷史真相」，並且引發讀者由更多角度、更多層次去思考和探究歷史真相｜｜這種閱讀效應，只有在《慈禧全傳》中才能充分被激發出來。因此「我們在文本閱讀過程中不僅能夠得『知』，而且也能得『智』｜｜一種能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歷史與現實之『智』」。 雖然有關高陽作品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會提及《慈禧全傳》，但它與《胡雪巖系列》或是高陽晚年花費甚多心力的《紅

曹系列》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故而筆者擬以高陽六部十冊的《慈禧全傳》為主要的研究範圍，針對其內容作一全面性的檢閱、分析，間亦涉及與高陽其他歷史小說的比較。以此研究主題，期望能從中探求高陽寫作小說的理念，以及《慈禧全傳》獨具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