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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漢人的西藏觀：1912-1949

為了解決竹北固特異的問題，作者簡金生 這樣論述：

國際藏學界自1980年代末期起已有不少專著在探討西方人所建構出的特定西藏觀。藉助薩依德（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的概念，大體而言，這些著作批判性地指出西方世界的西藏熱潮所隱含的東方主義傾向。數世紀以來，西方人已創造出一個神話的西藏、精神上虛擬的西藏。相較之下，在漢人如何塑造西藏形象這一問題上，卻只有極少的討論。從清末起，在西力的衝擊下，漢藏關係完全不同於以往模糊而特殊的天朝藩屬體系；自1912年起，從北洋政府至國民政府的歷屆中央政權，也未曾有效管轄過西藏。當辛亥革命推倒大清帝國後，現代中國關於國家疆界與民族成員的想像裡，始終包含著西藏，在當時的漢人政治與知識菁英看來，西藏仍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將其主張與想像投射於過往的歷史。因此，在現代中國之民族國家打造的過程裡，西藏並未因其政治上脫離中國的掌控而空缺。西藏不斷地出現在各式各樣的官方檔案、撰著、考察調查報告、旅行日記等文本裡，形成時人認識西藏的知識來源。因此，本文的目的即是從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切入，探討漢人是如何書寫西藏與傳佈西藏的論述，以求填補這一議題在目前學界研究上的空缺。再者，辨識出漢人所持有的西藏觀，亦可與西方人之西藏觀做相互比較，以期與國際學界對此項已有不少討論的議題進行對話。民國時期漢人的西藏觀並非特異而斷裂地存在，因此也將探討漢人的西藏觀是否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有所變化。本文共分六章。第一

章「漢人對西藏的種族與地理之認識」，將先從清末至民國時期的中小學教科書入手。教科書文類裡的西藏形象，涵蓋本文要討論的三個議題：宗教、性別與社會。教科書的普羅性，足以證明在政治與知識菁英的上層知識之外，一般社會大眾接收到的西藏觀是最通俗的形式。教科書裡對西藏最重要的偏見是關於「喇嘛教」與「一妻多夫」的解釋，而教科書其實也是知識菁英的作品，這些作者通常又都是西藏問題與佛學研究的外行，所以教科書的寫作依據來自更專業的專家。其次，針對“Bod”、“Tibet”、「西藏」與「吐蕃」等幾個名詞作說明，並指出民國時人在討論西藏的歷史、種族與地理範圍的過程裡，都傾向於將西藏與中國及中華民族作連結。這些討論都與

漢人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為何的關心密切相關，同時也接收並再轉用來自西方與日本的知識，據以反駁各種不利於漢藏同源的說法。第二章「『主權關係』之下的『西藏問題』，主要依據已有的研究成果與相關檔案，說明北洋政府與南京政府在與西藏當局互動的過程，雙方在主權認知上的差異。相對於十三世達賴喇嘛對中國政府提出「檀越關係」的解釋，民國歷屆政府並未接受，而是堅持中國歷史上在西藏的權力是固有主權的一部分。在指出中藏雙方的不同認知之外，也藉由檔案、文獻中「漢藏」與「中藏」這些詞彙的變化，來說明國民政府其實並非一開始就意識到西藏的存在是國家之內民族差異的問題。由於英國始終是中藏交涉過程裡最關鍵的第三者，因此，對英國帝國

主義在西藏實力的想像，甚至可依據清中葉關於鐵路修築計畫的傳聞。西藏作為中國民國的一部分，當然也是國家進行現代化事業的一部分，故會依據官方的「籌藏」現代化計畫說明，在各種計畫裡，宗教與教育始終是最受關注的部分，這甚至還表現在同時身負國民政府情報收集之任的漢僧所勾勒的方案裡。漢人對西藏佛教、西藏社會與西藏婦女的負面認知，其實都有更久遠的來源。因此，第三章「西藏『喇嘛教』：佛國勝地？抑或婆羅門外道？」，討論自清代起的相關文獻。對西藏宗教的偏見，除了元、明、清三代以來所累積的負面評價外，從清中葉起魏源在《聖武記》裡就已經定下對西藏史與西藏佛教的錯誤敘述。到了清末，這些成見又加入來自當時日本與西方對印度

佛教及西藏佛教的「客觀」研究，從而將西藏佛教視為充滿怛特羅與巫術的迷信宗教。其次，要進一步分析，在當時另一股向西藏佛教密宗取經的熱潮裡，漢傳佛教僧俗各界及佛學專家對西藏佛教的看法。不同於過去研究關於民國時期漢藏佛教交流的看法，本文指出，即使是太虛本人也對西藏佛教有一定的排拒，太虛的弟子們對西藏佛教的看法也有批評與擁護的兩方。世俗的佛學菁英，更依據同時期外國的研究指出密宗乃婆羅門外道，試圖抵銷西藏佛教密宗的熱潮。第四章「封建之地與神權統治下的西藏」，分析的對象轉向當時關心西藏問題的俗世知識與政治菁英。由於他們更想診斷出西藏無法現代化的禍源，因此他們以「神權統治」和「封建主義」來形容西藏，喇嘛與土

司、貴族則是最大的攻擊目標。其次，特別以人類學及民族學者的實地研究為對象，這其實是當時對邊疆研究及邊政學風潮下的一部分。帶著解決邊政問題的心態，這些人類學者仍難放下對西藏佛教及土司的價值判斷。相對於此，李安宅夫婦則是特例。李安宅從藏人的宗教信仰來解釋藏人的政治及社會，這使得他對喇嘛與土司有較為寬容的看法，甚至認為西藏佛教寺院的教育制度，具有溝通漢藏文化的潛能。他對西藏文明前途的看法，是從藏人文化本位來思考。隨後再以1949年前後李有義、柳陞祺的藏學研究為例說明，雖然1949年在政治與意識型態上代表徹底的轉換，但是知識分子對西藏的認識，並未一下子完全跟著轉變。中共官方主張1950年進軍西藏的理由

，是為了解救西藏於帝國主義控制之下；封建農奴制的論述則是稍晚於1955年之後才正式宣示。這個變化正好與李有義的西藏研究方向相同。柳陞祺則是另一個對照。他的英文著作展現出與西方讀者對話的企圖，並受到西方西藏觀的影響。然而在新的政治情勢下，柳陞祺急遽地轉變他的西藏論述。第五章「情色化的西藏：對西藏婦女的情色化想像」，轉向漢人對西藏婦女與社會性別看法的問題。從清代起，清人就觀察到西藏社會裡不僅兩性分工角色顛倒，而且還有怪異的一妻多夫婚俗。因此，從清代到民國，描述西藏的作品都有著性別族群化的現象，並進一步擴散到康藏歷史地理的性別化。不過，由於西藏婦女的主動角色具有突破父權宗法社會的潛能，在民國時期漢人

婦女運動的脈絡下，反而又成為漢人追求兩性平等的想像素材。一妻多夫與喇嘛出家，又嚴重影響著西藏人口問題，男漢女藏的通婚模式正可革除此種負面的種族性。也就是說，康藏女性的性欲與康藏的人口問題需由國家進行監管。然而，在學術性的研究之外，更普遍的文本則是藉由西藏婦女與婚姻習俗來發揮漢人的獵奇想像，並創造出最不堪的情色化文本。這裡將以《西行豔異記》一書為案例，漢人通過創造一情色與妖魔的西藏來滿足漢人自我對異族的性征服。在討論一連串漢人對藏人他者的看法之後，第六章「來自他者的西藏觀」分析對象將轉向當時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與來自西方的文本。第一節「藏人論藏」將以兩個問題為中心，來探討藏人如何展示自身。首先是漢

藏歷史與康藏衝突。即使是同意國民政府對西藏的主權主張，然而藏人普遍習慣於檀越關係的歷史敘述。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一方面反對拉薩政府的「大西藏」計畫，另方面也企圖打出康人治康旗幟來反對西康地方軍閥，並在戰後提出對國家邊疆治理的看法。其次，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難以接受漢人對自身文化與社會習俗的貶抑，並對種族與性別上的偏見加以回擊。只是藏人自己的聲音終究屬於微弱。第二節再以另一種方式來比較漢人的西藏觀。由於西方人的著作無論是深度、廣度、趣味及情報認識上，都成為中國必須參考的對象，因此通過翻譯外國人的著作，是另一種理解西藏的途徑。外人的著作既可補充中文著作缺漏的不足，亦可洞悉外人對西藏侵略的企圖。但無論如

何，在中、西關於西藏的文本裡，中國與西方都是處於西藏之上的指導地位，為西藏開啟現代化的文明。最後，藉由分析當時曾有幾位藏人與西方人和漢人合作著述，藏人的自我表述，在跨語言的翻譯過程中又稀釋、轉化，從而附屬於漢人與西方人關於西藏的論述。

台灣社會宗教現象的哲學省思－宗教信仰之法律規範的可能性探討

為了解決竹北固特異的問題，作者李崇信 這樣論述：

論文提要 　　台灣社會，宗教信仰呈多元態樣，無論是傳統宗教的「復振運動」，或是「新興宗教運動」都呈相當蓬勃的發展。國家基於保障宗教信仰及尊重宗教團體宗教活動，自不得涉入宗教的「正邪」之辨，只有在宗教團體、宗教人士、信徒等在行動上觸及法律規定時，司法機構始得以介入。從陸續暴發的宗教事件，大大凸顯了宗教與社會、法律規範、監督管理等問題的密切關連。問題之複雜，可以從不同學科、不同角度切入討論，各個層面都有其倚重之焦點。本文嘗試將宗教事件、宗教現象放置在法律脈絡中，來分析法律對宗教現象、宗教事件規範的可能、極限與爭議。研究方法採用「理論」與「個案」結合的研討方式來進行。先建構一個

屬於宗教理論性的陳述及結構的圖式，然後再配合宗教事件的法院判決，討論爭議的問題點，及法律所能、所不能介入的範圍與理由。透過處理具體的宗教事件，從中建構出理念型概念。 一、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 　　宗教信仰因屬個人內在、深層次的思想追求，這部份應受憲法絕對的保障，國家不得介入或也無從干涉。宗教信仰雖神聖不可侵犯，而法律的正義也不容輕易挑戰，一旦據於宗教信仰理念所為的宗教活動與法律規範有了衝突時，如何處理？於第二章討論憲法對信仰自由的保障，及宗教與法律在適用上發生衝突時如何處理等相關問題。 　　其次，由於宗教信仰為內在主觀之事，且具有神祕性

與不可檢驗性，無法訴諸於世俗的經驗法則或科學的驗證、否證方法來檢證；再者，訴諸法律訴訟須負舉證責任，一旦涉及主觀內在的信仰進入訴訟程序，在訴訟上如何舉證？法院如何審理？此等相關問題，分別於第三、四、五章討論。 二、宗教行為 　　假藉宗教之名乃至利用迷信侵害他人生命、財產的行為，最常見的是藉宗教之名行騙財騙色的勾當，這種行為自為法律所不許，已非＜憲法＞保障的層次，自得依相關法令的規定予以處罰。此等相關問題將於第六章討論。 　　還有涉及醫療的宗教行為，若牴觸醫師法等相關法令的規定，自非不得予以適切的規範。相關問題於第七章一併討論。

三、宗教立法 　　宗教結社，包括宗教組織、財務管理等行為，並不涉及信仰層次，屬宗教外緣課題，自應受法律的限制。我們需要有一套法律來規範此類問題，＜宗教團體法草案＞便是在此思潮下的產物。相關問題則於第八章一併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