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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污染於侵權責任之再建構

為了解決正新年終的問題，作者蔡和宏 這樣論述：

我國自邁入重工業化之時代以來，開啟經濟起飛之亮眼成績，然而背後所隱藏之負面影響，便是對於社會大眾所賴以維生之環境與自然資源，形成日趨嚴重之污染侵害；更導致社會大眾之人格權（生命、身體權等）、財產權（所有權等），受有隱微性侵害行為與累積性損失結果；而多數情況下，污染行為之製造者，通常為具有資本與專業之企業經營者等法人組織，因此對於社會大眾而言，則可能形成地位上不對等之疑慮，因此本文針對公害污染所生侵權責任，就其相關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要件、損害賠償額之認定、短期消滅時效之起算時點等問題，進行分析與調整；並對於應否設計相關公害污染侵權責任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以及有關消滅時效制度之修正

與更新，提出本文對於立法上之建議。 有關侵權責任損害賠償請求權要件部分，首先，本於法人所具有之團體意思、過失客觀化或組織過失概念，承認法人自身得以成立侵權責任，藉以達到避免內部構成員之責任過重，以及減輕外部受害人求償對象認定之困境。接著，區分公害污染侵權之行為人主體之多寡，而異其不同請求權基礎為討論與分析。在單一污染主體中，主要以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作為討論主軸，關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而言，則以建立一般防治義務、擴大身體權（包括細胞DNA序列完整性）與健康權（包括客觀上合理反應之負面情緒等心理痛苦）、承認微觀損害（細胞或次

細胞層級，以及臨床上尚未產生病徵與疾病之微觀損害）、援用疫學因果關係，減輕事實上因果關係之舉證；並透過比例因果關係之一般性適用，達到衡平加害人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採取違法性與過失合一判斷之看法，並以新忍受限度論，形塑類似嚴格責任之效果；而關於民法第184條第2項，則藉由公法上保護規範理論之看法，作為具體化判斷保護他人法律之概念；再有關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則係透過比例因果關係之一般性適用，調整推定因果關係之內容，衡平加害人所應承擔之損害賠償責任。在多數污染主體中，主要以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作為討論重點，透過援用日本法上之客觀關聯共同強弱與否類型化理論，作為判斷加害行為共同性與否，以及合

理化解釋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之因果關係認定。 關於損害賠償數額認定，以及短期消滅時效起算時點之調整部分，就損害賠償數額認定而言，以交錯性質適用論之看法，解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損害數額酌定），使損害數額之認定更具彈性之空間。就短期消滅時效起算時點調整部分，則應採取侵害行為態樣與損害結果可分與否之兩階段判斷方式，作為認定主觀與客觀時效期間起算時點之標準。 而在後續本文亦舉出，於我國所發生之三件重大公害污染事件（台鹼安順廠、RCA公司、榮工工程公司），分別針對所案例中，涉及之實務判決進行討論與評析。 最後在修法建議上，本文認為應增訂有關公害污染侵權責任之

一般性懲罰性賠償金，與增訂公害污染侵權行為之時效不完成規定，以及延長侵害人格權所生損害賠償請求之客觀時效期間，以完善對於公害污染侵權受害人之保障。

歷史的苦難與救贖：論郭松棻的小說

為了解決正新年終的問題，作者利文曄 這樣論述：

本文試圖以現實主義的框架，討論郭松棻的《驚婚》。此處所謂現實主義，是作為典範的意義來理解。也就是說，以人與現實之間的關係作為分析的主軸，觀察郭松棻的小說如何反映台灣政治現實，郭松棻又如何將他在1970年代間逐漸確立的人道主義關懷，表現在小說之中。 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面對日本留下的種種措施和文化，國民政府試圖藉著掌控警政和建立保甲制度，同時施行語言政策，在政治以及文化意識上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不過一方面警政體制的腐敗，與及1946年爆發的奴化論戰，使得本省人原先對國民政府的好感一落千丈。同時面對語言斲傷，經濟民生、治安都快速崩壞。對國民政府的不滿，累積到1947年終於爆發二二八事

件，形成人民與政府的全面對立。不過，國民政府並沒有掌握與人民修復關係的黃金時間，反而透過輿論將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操作為共匪、日本餘黨謀亂，以及本／外省人之間的分裂。省籍對立的狀況一直到1980年代中後期才終於有機會被正視。 對國民黨的專斷威權心生不滿的知識分子，也同樣受到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禁制與戕害。郭松棻眼看上一輩的知識分子掌持自由主義大旗，對於政治現實卻毫無著力，出國時又受到美國反戰思潮和學運的刺激，便開始投身左翼理論以及政治運動。從沙特與卡謬存在主義哲學的比較到保釣運動，他在1970年代發表的一連串文章，可以明顯看出他的關懷對象逐漸聚焦。尤其往往被視為是立場悖反的幾篇文章，左批共產主義右打

自由主義，更凸顯出他所關注的對象是在意識形態對峙下深受其難的人民。本文稱其為「歷史的人道主義」，在此時於焉成形。在1980年代初期發表的幾篇題組形式的小說，都更加顯著地表現出郭松棻對各種思想和主義的看法。比起宣揚特定政治意識形態，郭松棻著力描繪人們在威權體制下的心靈及認知。國民黨對政治場域進行全面掌控的結果，是知識分子被排除在政治之外，郭松棻筆下的人物對於事件的觀點也因此都呈現去政治化的狀態，或者是遲來的理解。 在《驚婚》中，郭松棻更進一步，展現出尋求救贖的強烈意圖。我將整個過程分為三個層次來討論：其一是認識苦難的歷史性，個人的苦難即是歷史的苦難；其二是個人展現出能動性的可能；其三是認識到「

自身」也同樣處於歷史苦難的一環。這三個層次扣合了我對郭松棻「歷史的人道主義」的定位，也指出了詮釋《驚婚》的一個完整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