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君主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各種有用的問答集和懶人包

北美風景繪畫

為了解決共和君主的問題，作者劉昌漢 這樣論述：

　　現代意義的北美美術史，多指歐洲移民進入美洲大陸後的美術發展，因殖民前的原住民文物遭破壞、掠奪，留存甚少。這些來自歐洲的畫家，雖承續基督教文化，卻不同於歐陸濃重的神權敘述，他們避離偶像、神話與貴族文明的繁文縟節，對人物風俗的喜愛甚於宗教和歷史，致使他們的畫作繪畫始終帶著通俗的現世要素。他們表現出對土地的感恩與熱愛，從水天相接的海岸風光，粗獷遼闊的高山原野，熱火朝天的工業生產，到城鄉間的人文意識，全都與當地壯闊的自然環境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如果藝術史是創作和時間與地理的邂逅，那麼北美風景畫即是畫家形塑身份認同的表現。 　　旅美畫家劉昌漢的這本全新著作，聚焦於美國、加拿大、

墨西哥等地的獨特地理人文風光，自早期的風俗畫開始，直至宗教感頌和描繪地理，再到近代國家認同和現代意識的追求，希以北美風景的波瀾壯闊，伴隨這片土地上曾有過的政治和歷史，帶領讀者看見這些畫作如何成為美洲開創自身不同於歐洲藝術史的重要意義。 本書特色 　　第一本宏觀介紹北美風景繪畫的華文著作

共和君主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清末民初國體問題之討論（1906-1916）

為了解決共和君主的問題，作者全俊豪 這樣論述：

「國體」一詞自清末傳入，隨之在立憲運動中爲清廷沿用其概念，用以表示皇室立憲之决心以及統治的合法性。國體問題為決定國家型態之本質，而中國的「國體問題」，其核心問題就是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之選擇，並隨之引發種種思想上的激盪。國體問題涉及層面極廣，主要包括學理討論、憲政推行、共和問題、政府與人民的權力關係等狀況等。本文旨在討論與釐清自清末到民初憲政歷程中國體問題流變的脈絡。

重新發現歐洲：法蘭西何以成為法蘭西

為了解決共和君主的問題，作者（英）塞西爾·詹金斯 這樣論述：

我們要想瞭解今天的法國，就必須理解其歷史沿革。要想了解法國人對共和制的擔憂，就得回溯法國大革命；要想認識法國先進的教育體系，就得尋訪拿破崙；要想體會拉辛戲劇的力量，就得把握路易十四人生中的緊張與矛盾；要想明白優雅法語的發展，就得尋訪羅馬帝國統治下的高盧地區。法國扣人心弦的歷史，在革命與王權、藝術化與世俗化之間搖擺，這並非因為它喜怒無常的性格，而是源於它在歐洲大陸身處包圍的地理位置。因此，法國的身份是由一系列複雜的關係所決定的，從羅馬帝國到拿破崙戰爭，再到“二戰”後的英國和美國，各種各樣的衝突關係塑成了今天的法蘭西。 塞西爾·詹金斯（Cecil Jenkins） 藝術史、文

學史學者，1927年生於英國。他博士畢業于愛爾蘭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先後在埃克塞斯大學、蘇克塞斯大學、溫哥華大學任教。他曾任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英國政府的法國問題高級顧問，兼通法語、德語等語言。作為資深作家，他著有一部戴高樂的文化大臣瑪律羅的傳記，一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里亞克的傳記，還有一部《法國簡史》。 前言 第一章 征伐與封建的古代法國 第二章 浴血而生的高盧人 第三章 藝術與政治交錯的中世紀 第四章 太陽王，究竟有多輝煌 第五章 王朝衰落的主因是啟蒙運動嗎 第六章 大革命和拿破崙的文化政策 第七章 又一個拿破崙 第八章 內部變質的第三共和國 第九章 戰勝

國的悲慘世界 第十章 幾乎淪為德國的一個省 第十一章 冷戰中的第四共和國 第十二章 戴高樂譜寫的黃金十年 第十三章 從蓬皮杜到希拉克 第十四章 經濟衰退下的法國去向何方 第十五章 為什麼法國人自認為是“例外” 為何要寫一部法國史？它向我們講述了什麼？是關於今日之法國，關於歐洲，還是關於我們自己？ 毫無疑問，法國是個眾生嚮往之地，因為它是全世界訪問量最大的旅遊勝地。誠然，法國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擁有誘人的完善基礎設施，同時還保留著一種空間感與鄉村魅力。畢竟它是西歐最大的國家，有著廣袤無垠的平原、森林與山川，還有風貌迥異的大西洋與地中海海岸線上的那些美麗迷人的海灘。由於法

國領土從歐洲大陸的北部延伸至南部，它的各個地區氣候多樣，從諾曼第到蔚藍海岸，從擁有凱爾特傳統的布列塔尼地區到有著如畫般德國式美景的東部阿爾薩斯大區。然而，拋開這一切不談，對於許多人來說，吸引他們的是長久以來存在的法國這個“概念”本身。人們透過一面交織著歷史積澱、文化內涵與法式生活理念的棱鏡，看到了一個近乎傳奇的國度。 這面棱鏡折射出的光景始于太陽王路易十四豪華奢靡的凡爾賽寢宮；源自陰鬱灰暗的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The Conciergerie），法國大革命期間許多人最終從這裡走上了斷頭臺；源自位於榮軍院的拿破崙墓，以及由兩次世界大戰死難者齊整的墳墓所構成的巨大墓園。許多歷史遺跡也倒映於鏡中—

—從阿爾勒與奧朗日的羅馬紀念碑，到亞眠與沙特爾的中世紀大教堂；從楓丹白露與香波城堡的皇家宮殿，到巴黎諸如瑪德蓮教堂與軍事學院之類的各色建築。當然，還有巴黎百花齊放的藝術——從神秘的多爾多涅洞穴壁畫，到盧浮宮或者不久前開館的非比尋常的巴黎原始藝術博物館。法國繪畫，尤其是19世紀、20世紀繪畫的重要地位，體現在現代藝術的基本術語之中：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新藝術派（art nouveau）、野獸派（Fauvism）與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均為法語詞。更近的，法國擁有歐洲最發達的電影產業，其中不僅形成了電影理論，還產生了一批具有影響力的新浪潮電影運動導演。例如，讓-呂克

·戈達爾以及克勞德·夏布洛爾。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法國這個概念是關於巴黎的錯誤觀念。同樣，在人們看來，法國也有別於法式生活方式。後者融優雅與簡潔於一體。你可以擁有傳統的高級時裝，一系列家喻戶曉的品牌——從伊夫·聖·洛朗、皮爾·巴爾曼、皮爾·卡丹到克裡斯汀·拉克魯瓦；你也可以讓店員駕輕就熟地用彰顯個性的方式抑或是搭配圍巾的竅門，為你打造靚麗優雅的造型。法餐也許以其精緻考究而聞名於世——此外，它還因莫名其妙地讓法國女人保持住了人見人羨的窈窕身材而聞名——但是，通過這個國家超過1000種不同的乳酪，可以看出人們對美食的狂熱，這種激情可見於每個法國村落。不論是嚴肅刻板的愛德華時代的人，還是兩次世界

大戰之間的美國人，對他們來說，光明之城巴黎還是一座愛之城。在這裡，他們得以抒發自我的情感。對於當下移居法國的英國人，以及在他們之前就來到法國的那些人來說，法國似乎讓他們感到自由。那是一種遠離工業社會諸多限制與複雜方面的自由，是一種更“自然”的生活方式。事實上，也可稱其為另類文明。這正是法國前總統雅克·希拉克意欲在公眾面前塑造的法國形象，它與物質至上的“盎格魯-撒克遜”社會有著雲泥之別。但是，那些英國移民大多是從法國當地人手中購屋置業的，而這些法國人卻拋下自己省區的家宅，前往城市尋找工作機會或更便利的設施。如此說來，那些英國人是在追求一種行將消亡的傳統生活方式嗎？他們是在追逐一個幻象嗎？ 並不

是說“盎格魯-撒克遜人”與法國人已然讀懂了對方。英、法在數百年間都是勢均力敵的對手，這也是眾所周知的英國人熱愛法蘭西卻不愛法國人的原因。兩國在百年戰爭的王朝鬥爭中糾纏不清，英國國教改為新教後雙方又起宗教衝突，英國干涉法國大革命，漫長的拿破崙戰爭與激烈的殖民衝突一直持續到1904年《英法協約》的簽署，彼此猜疑使英、法兩國在對方身上看到了自己：一個“討厭鬼”。因此，英國人歷來認為法國人是浮誇紈絝、膽小懦弱、骯髒邋遢的，而法國人同樣欣然將英國人看作是背信棄義、蠻不講理、傲慢自大的投機取巧者。如果說，雙方對彼此的敵意在近些年來有所緩和的話，競爭關係依然存在。因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兩國在許多方面有著驚

人的相似。 它們不僅都是核大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員國，而且在人口數量、人口結構、國內生產總值方面神似，更不用說赤字方面的同步了。事實上，兩國經濟發展水準如此接近，以至於長期以來它們都在爭奪世界第五大經濟體這一名次，甚至達到了喜劇效果——2014年，當英國奪得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頭銜時，它熱烈歡迎想要躲避高額賦稅的法國投資者；2016年，在英國脫歐公投後，法國迅速重新攫取了這一稱號，並隆重歡迎想要繼續處於歐盟保護之下的英國公司和企業。如果說，兩國的經濟表現是彼此的鏡像的話，那麼它們都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成功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當下發展階段的困難。對法國來說，英國推行的經濟緊縮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

為，這種政策雖然帶來了高就業率，卻導致低投資、低生產率、低工資與私人債務的增加；它還造成了引發脫歐公投的社會不平等與疏離之感，並且搞垮了政策的支持者——卡梅倫首相及其財政大臣。另外，對英國來說，法國強調高社會標準以及對就業者的保護也是自掘墳墓。因為，達到這些要求的代價是債臺高築，以及年輕人，尤其是少數族裔的高失業率。它讓這些少數族裔感到憤怒與被排斥，並因此滋生了恐怖主義暴力。 當然，法、美間的關係也見證了兩國的差異。不可避免的是，隨著與法國競爭的西方大國由英國變成美國，一種相似且曖昧的反美主義勝過了法國人的仇英心理。法國確實支持了美國獨立戰爭，但美國反對法國的殖民目標，也未加入國際聯盟，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參與歐洲事務，而且最初支援維希政府而非戴高樂。然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政治與經濟上對法國的救助，又強化了法國對美國強大的社會、文化新模式的依賴感。美國與法國自身的體制如此不同。因此，法國人如今不管多麼自我申辯式地將美國看作是膚淺且物欲橫流的新型社會，他們仍覺得美國註定要主宰世界。相比之下，美國人——尤其是在2003年法國拒絕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往往覺得法國人自以為是、膽小怕事，不配出現在“法式薯條”一詞中，於是美國人多少帶著些愛國情結地將其重新命名為“自由薯條”。當然，在這些焦慮情緒與盛行的偏見中，有著愛恨交織的成分。它們可能看起來可笑，卻無法促進雙方的理解。

但是，其他人透過自己的棱鏡看到的這個“法國”究竟是什麼呢？法國又有哪些獨特之處，有哪些可以讓我們稱為“法國性”的地方呢？有時，人們認為法國始於15世紀。事實上，我們可以說，法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的起始點是百年戰爭，正如聖女貞德所言，這場戰爭使法國陷入與英國的民族衝突之中。但是，這種說法完全遺漏了高盧人棲身的法國，忽視了羅馬統治下的法國，未涉及對法語崛起時法國的討論，也沒有講述擁有偉大的中世紀教堂，或者其他至今仍清晰可見、構成了這個國家方方面面的法國。因此，鑒於“法國”說到底是一個整體，我們會在歷史的車輪緩緩駛入現代，一直行至當下之前，先仔細審視一下早期歷史對法國的貢獻。我們尤其要挖掘出法國的

獨特之處。因為，沒有對特質的鑒別，我們就無法輕易瞭解一個國家。關鍵性的概念包括：“法國例外”（French exception）[ 例外論，即認為某個國家、地區、社會、民族、組織、社會運動或歷史時期，具備特殊的性質，無法被一般性的理論或規則所解釋的觀點。本書第15章詳述了“法國例外”。——編者]、“世俗共和國”與“社會模式”。 我們要想瞭解今天的法國，就必須理解其歷史沿革。要想了解法國人對共和制社會模式的擔憂，就得回溯法國大革命；要想認識教育體系，就得尋訪拿破崙；要想體會拉辛戲劇的力量，就得把握路易十四人生中的緊張與矛盾；要想明白法語的發展，就得尋訪羅馬帝國統治下的高盧地區。法國扣人心弦的歷

史——在革命與反動、教權主義與世俗主義、左與右之間搖擺——並非源於喜怒無常的性格，而是根源於法國在歐洲大陸上身處敵人包圍之中的地理位置。因此，法國的身份是由一系列的衝突關係——與古羅馬、神聖羅馬帝國、義大利、梵蒂岡、德國與西班牙的衝突——所決定的，也是由與英國和美國的帝國競爭所決定的。 因此，法國性整體而言是一個歷史概念。事實上，法國本身也是如此，因為如今這個規整的“六邊形國家”實際上是經歷了數百年基本無序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部大區阿爾薩斯-洛林重歸法國版圖後，才形成了現在這個形狀的。而且，在法國大革命前，這個國家大多數居民說的都是方言。法國的民族情結主要是拿破崙的徵兵制度與第三共和

國免費教育所灌輸的愛國主義情感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在這些變化背後，是意義重大，而且時常具有諷刺意味的延續性。例如，儘管法國各政體之間存在明顯矛盾，從君主專制政體到法國大革命，到拿破崙帝國，直到如今戴高樂主義的“共和君主制”，但政府的中樞作用巋然不動。這點是法國與英國、美國截然不同之處。 此外，法國歷史也是歐洲史與世界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法國在重要事件中充當了主角，在世界各處的殖民地中發揮著作用，並且一直在藝術、思想領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法國在西方與世界歷史上起到了驚人的代表作用。法國主導的重要事件包括：宗教戰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歐洲1848年革命與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

戰。法國歷史源遠流長，可上溯至比古希臘、古羅馬更久遠的法國多爾多涅省洞穴壁畫創作而成的時期，它是歐洲文明發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法國的歷史也提醒我們，文明化的過程是要付出代價的：羅馬在帶來更高水準的社會組織的同時，也帶來了對高盧人的殺戮；中世紀教堂的崇高神聖需要超越黑死病侵襲所造成的現世苦難與泯滅良知的殘忍；改變世界的《人權宣言》與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恐怖”統治出自同一個歷史語境。它提醒著我們，法國與英國在百年前是兩個世界大國；它還提醒著我們，世事變化無常。而且，隨著這個星球上力量的天平漸漸從西方世界滑向其他地區，法國迫切需要努力地在充滿挑戰的21世紀保持自己的氣度，保護自己的文化。

近代中國中央地方關係之研究

為了解決共和君主的問題，作者遲振漢 這樣論述：

民國史上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所以複雜難解，個中因素除卻史實的紛雜之外，定義面包裹了政治面的現實，更使得公允的研究難以進行，而本文試圖藉茲史實，嘗試由溯源性、比較性的分析之中釐清當時中央與地方之間迭起衝突的原因。同時試圖針對當時之政治實力中心；軍隊，尤其是軍隊私有化的發展為研究主軸，透過貫時性的探究，由近代中國兵釁連年之中，抽絲剝繭的發掘可能影響的變數，以整體探討當時中央、地方之間摩擦的根源以及反思所謂的「中央」政府因應化解之道。 在一般的理解之中，北伐，往往被視為民國以來的第一次有效的統一，但是北伐的意義在複雜的政爭之下也成為了內與外鋒鏑交矢而成的惡果。因此，探究此一時期的中

央與地方關係，並不能單獨在這短短數年之中發覺有利的線索，史事能否切割論述，更成為研究範圍上難以取捨的重大關鍵。本文期將研究時序稍行上溯進行追索，個中原因就在於民國以來政爭的紛雜，而諸多事件的產生遠因必須透過貫時性的研究進行釐清。其中值得注意的的問題，除卻目前使用的相關定義不夠嚴謹之外，大半的名詞或概念由現實政爭史事中擷取，使得學術語言往往包裹了太多現實政爭中的惡意中傷，這使得有意義的研究假設乃迄概念不易獲致，同時也貶低了嚴謹的學術價值。 承此而言；透過史事發展的時序脈絡，逐次依時序針對史事中重要的環節，尤其是產生中央與地方變異關係的重要時間點，進行廣泛的探討，將使得相關定義

的檢討與界定更形清晰、明確。本文試圖依歷史時序的發展；嘗試由民國以來軍事與政治相結的特殊政治現象為探究主軸，針對民國史上動盪的根源—軍隊；尤其是在特殊環境下發展而成的軍隊私有化現象進行探討。而較為弔詭的問題在於此一問題與政治權力結下了難以分割論述的特殊情境。而民初以來的中央、地方關係也在各恃軍力的狀況下，形成了以軍事力量決定政治實力的特殊現象，而所謂的「中央」與「地方」，如果單純的由政治制度加以探討，很可能會被理解成為一種行政層級的區劃，但實際上鋒鏑連年的民初政局中，中央與地方幾乎可以視為實力競逐之後的一種結果，成王敗寇的軌跡將充分展現在誰是中央的論述之中，而探討此一問題，相當重要的關鍵也就在

於如何由龐雜的史實之中耙梳出特殊的權力競逐脈絡。本文以為欲加探究則非採行貫時性之研究方式則不能為功。清季所衍生的諸種問題並未隨著清代的覆亡而消散，至民國後反因革命運動與複雜的政爭而益形擴大，因此尋覓適當的探究時間點，自亦成為本文從事研究上的重要抉擇，在時序探究面向上，本文以為由晚清以迄北伐時期（一八四０～一九二八）允稱一段值得抽繹探究的獨立時間點，在此一時序之中，中國不但在政體上歷經了君主—共和—君主—共和的循環變遷， 在政治權力的競逐上，亦是最為活躍的一段時間。然而政權興替，在此一時序過程之中顯然並未存有一定的準則，反倒是近乎群雄逐鹿的一段難解篇章。若純就政治制度角度窺之，則政局的詭譎多變並

不利於此種論述方式，而現實的力的競逐，反而正適於詮解此段紛雜的政局。本文將透過對於當時主要政爭實力背景—軍隊，特別是軍隊私有化的現象為探討脈絡，試圖詮解此一動盪不已的時局。 民國史上難解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之中，「人的政爭」，而非涉及制度，幾乎成為了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最嚴重的問題。易代在國史上所帶來的衝擊，造成了其後政爭不斷的開端。民國以前並未有政治制度面的迥然變異，而民國卻以西方共和之制，遽然加諸於慣行君主制度國人之身，其間所造成的衝擊之大，實難罄數。而在清季乃迄北伐這一段政治核心尚未鞏固的歲月之中，最為難解的歷史難題，也就擺盪於人與制度二者之間。不過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無論

政治菁英，抑或平民百姓，顯然對於西方政治制度未能深入瞭解，而革命帶來的倉促易鼎，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政治權力的真空，此種真空不但係西式制度尚無堅實的政治文化根基，從而得以獲取全國百姓一致的認可所招致政治之高度不穩定，在政治現實上，誰有能力代表所謂的正統，代表真正的中華民國，反倒成為了難以釐清的無解難題。 袁世凱、孫文，正是二位對中華民國建立貢獻極大的人。只不過二者之間蜜月期短暫，誰造就了中華民國的誕生，顯然也成為二者之間難解的心結，此後的漫長相爭，一以軍力為依恃，一則高倡法統，中國因二人相爭而分裂，分裂競逐之中，卻為後代帶來了一些更難解的問題，這些問題之中，在政治面向上，正

逆之辨成為了此後中國政壇上喧嚷不已的問題，而留給學界探討的卻是現實政爭中，相互指斥為賊、逆的文宣用語。然而，被指責為軍閥者是否真為軍閥？此點直至遙遠後代實仍難見公允的探討。究竟軍閥一詞值不值得成為一個探究的概念，也乏見有力的論述。本文著眼於此，希能稍跳脫於傳統論述框架，首以私軍一詞擺脫使用上漸趨浮濫而又未能真切區辨其衍生意涵之軍閥一詞，透過長時期之貫時性研究，期由介述孫、袁二者之間漫長之政爭過程探究所謂的軍閥。不幸的是，軍閥乙詞，實未有充分的指標顯示某某人就應為軍閥，而若以與帝國主義勾結、自據地盤、自養軍隊、魚肉人民..為指涉所謂軍閥的標的，那更為遺憾的是，做賊喊抓賊的現象更成為民國史上的特殊

政治現象。 但是探討軍閥的過程之中，更弔詭的歷史問題卻在漫長的政爭史之中浮現，所謂軍閥，既是政爭中的攻擊用語，那何德何能者有此殊榮，允稱軍閥呢？這個問題直指了現實政治的本質，那就是民國以來「中央」的地位，不再有一個所謂的君王位置獲得大家的認可，採取共和體制的新國家，再也沒有傳位不易—家天下的君主制度規畫。那麼，開放的總統地位給予有意角逐者極大的呼喚，問題是在遊戲規則不明的政局之中，「法」，成為力量最薄弱的遊戲準則，而自易代之間蜂擁而起的私人武力，就成了政爭之中極大的介入變數，誰能掌控大多數的軍隊，就成為了政壇實力的背書，軍隊的重要性，就在於可以擁立國家領導者，而民國的政治就

因為革命時期無限制的發展、籠絡武裝力量的加入，而陷入了其後紊亂的根源。有了軍隊，又想角逐大位者，就成為了國史上常見的所謂軍閥，而角逐成功者就成為了中央，相關不利於己身的論述，也在識時務的後代史家中，自動加以湮滅，凡描述不利於在位者，則成為反中央的思想犯，相關書籍則成為禁書。 況且民國史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已有探究的方式多半集中於制度面的論述，然而，最反諷的是，這種途徑實在無法適用於烽鏑連年的民國政局。民國成立之後，軍伍相爭帶給了中國連年的內戰，所謂的中央、地方，不過成王敗寇而已。刀矢橫飛之下，想以承平之制構成有效解釋，無異強做解人。 而為何民國史上會紛亂

如斯，卻又少有通盤考量，簡冊充棟之餘，已有的探究模式自然的也限制了全盤性的探索，於是分省研究或名詞解釋的方式，充斥於大量的相關著作之中。然而這種解釋模式，卻往往陷入了作者未能深查時局的困境，常見的兩種探究模式，其一，如James E. Sheridan撰述之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冀以「省」為單位詮解國史上所謂的軍閥，然而退而居於一省或某省，絕非梟雄夙志。問鼎中原，謀而不得，才是所謂軍省產生的真正原因，分省探究之途，便宜於個案研究，卻不利於詮解、重構

史事。回首民初，諸雄相爭，誰不志在江山多嬌？ 而另一探究模式，則限於名詞正義，大有以某某標準定奪某某行為之慨，然無論「軍閥」，毋論「地方實力派」，諸種名詞均有其現實政爭目的，引之為學術用語或反失其原意，所謂軍閥與否，不過斥之以賊而已，當其不利於己則為仇，利於己則為友，是故生前為死敵，死後為故友！此如「國賊」曹錕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去世，繼孫文法統之重慶國民政府卻優容褒獎，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揚，文稱； 故陸軍上將曹錕，….志節昭然，尤見軍人之風範…式資當世楷模。凡其舊日僚屬，能繼志勵操，矢忠報國者，并當一體宏獎，優與登庸，…此令！

此令，不知孫文何感？所謂軍閥，不過此一時之敵也，敵乎？友乎？端視其與己身利益有無一致，故「軍閥」詞之多變，不適於學術用語足以明矣。 是故，本文亦不採此種名詞進行史事詮解，那麼只有透過由史事當時較為足茲形繪政爭本源之用語，方適足成為一具有正確意涵之概念。本文所揣採「私軍」是詞，正出於此種考量。 民國政局紛雜的主因，正在於武人之爭雄，而針對此一問題核心進行專門探究之相關著述卻執著於綿延之細述戰史，而少見著力於吸取適用之學術概念，本文期由清末開始探究，延續自中國稍稱一統之北伐時期，試圖由廣泛史事之中檢證何種因數，招致了民國史上的連年征戰，而本文選取之研

究對象，適以一般詈指為軍閥之袁世凱為探究起始，再著力於反軍閥為職志之孫文為探究對照項，旁及孫文身前欲以武權交託之蔣中正。然而本文的探究卻訝異的發現，無論是指責他人為軍閥，或是被指責為軍閥的一方，莫不著意於透過制度化的管道造就軍事人才，同時也期望透過制度化的管道掌控這些軍事人才，矛與盾期兼掌於一柄，形成了政爭之中有趣的現象。 而在史事的斷代方式上，本文大致以前段脈絡論述之軍伍發展過程為主軸，期由清末，國家軍隊隳敗，由私人自募軍伍現象為探討起始，歷述北洋政權、反北洋政權，以及欲終結北洋政權此三階段之史事為主要探討脈絡。至於其間雜蕪戰事，或糜爛黨爭，則非本文所關切。值此論史或有不

足難周，探究概念則足矣。 袁世凱以兵興，孫文亦由排抑發展軍隊而轉向建立軍隊，二者之間自始即存有相互猜忌以及難以一致的國家發展規畫藍圖，但二者的身後，卻凸顯了極為類似的「樹倒猢猻散」般的難題，孫、袁二人身後彰顯的史實極為神似，類似實質君王的人治領袖猝然仙逝，權力中樞又再度限於真空。袁以發展軍隊起家，身後北洋軍系四散分裂，相爭不已。孫以革命政黨起家，身後相對的發生了劇烈的內爭。二人實均以個人威望率其徒眾，二人身後殘留的繼位問題，就又發展成為民國史上另一層面的政治變數。 軍隊的重要性，就在這種環境之下日益凸顯，孫文身前對於建制化的自有武力建立，覺悟極晚，而天不

假時，使得孫文對於身後權位的安排，並未能建立制度面的規畫，國民黨因孫文急於建軍而引入了俄國勢力，黨權為外人所攘奪，但內部的分裂危機，卻不盡與俄人、中共全然相關。自有武力建立之後，黨內政治角力增添了新的變數，文人領袖頓時陷入書空咄咄困境之中，誰能有真正的政治實力，就端視誰握有真正的武力，似乎國民黨此際亦成為了袁世凱北洋政權的翻版。 自蔣中正因北伐順利而聲譽鵲起，俄共、國民黨內部對蔣中正個人雖不斷批評打擊，蔣中正個人對權位之著意，亦可窺見其後國民黨分裂之因。自蔣中正掌黨軍起，國民黨內權力歸屬即難再以黨齡、資歷為定奪。 蔣中正是不是軍閥，抑或是不是國民黨也成為衝擊政治禁忌的一項研

究課題，如宋哲元般高聲詈罵蔣賊者，在蔣氏長期掌權之下實不多見，其間難解的問題仍在於此中原大戰時的蔣賊，卻又在抗戰時期成為了宋哲元高聲擁護的蔣委員長。 尷尬的現代史困境或許正如毛澤東對尼克森、季辛吉說到的； 毛：咱們的共同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他罵我們是共匪，他最近還發表了篇演說，你看了嗎？ 尼：蔣介石罵主席是匪，那主席怎麼罵蔣介石？ 周總理；一般來說，我們稱他們蔣幫，我們的報紙有時罵他蔣匪。我們也被回罵為匪，反正，我們是相互咒罵。 毛：我們跟他的友誼歷史，比你們跟他的友誼歷史還長。

這段對話或可牽引出中央與軍閥之間的另一層面脈絡，當有志於大位者不限於一人，而又沒有明確且獲得參政角逐者共同認可的政治規則出現時，相互詈罵就成為了現實政爭中慣用的伎倆，而數落十大罪狀的攻擊方式，也成為民國史上慣用的篇章，以某某行為準則述說某某政治人物是否為軍閥，也在政爭之下繪聲繪影，但細究史實，卻發現相同的軍閥行徑存在於每一位罵別人是軍閥，自己是正統的人物之中，這就是本文的些許研究發現，而國民黨的北伐，特別是當國民政府初成之際，並不是沒有認真考慮以制度化的約束達成對於不同背景軍力之收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也在此種背景下誕生。然而，國民黨當時面對的問題是孫文身後的權力真空以及為爭取俄援而

導致外力介入下的特殊政黨模式，這些困境迫使國民黨成為了內部成員極為混雜的政黨，而誰有資格傳承孫文總理的黨內位置，傳承孫總理的思想準則，也就成為黨內動盪的根由。蔣中正因掌有黨軍而初步的握有了國民黨內的實權，但當時的國民政府以及軍委會卻又掌控在資深的文人黨員手中，這使得此際的政權，陷入了文—武相爭的困境。 北伐軍起，軍委會的制度規約功能遭受了第一次現實的考驗，然而不幸的是，在一切以便宜應戰的前提考量下，軍事委員會的權責，迅速的由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所設立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加以取代，而在蔣中正囊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後二者根本形成職權不分的特殊情形，使得當

時初立的軍委會完全無法彰顯其功能。 而蔣中正此刻同時又兼任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組織部長、軍人部長、政治委員會主席， 在此際，表面上雖號稱黨權高了於一切，然而蔣此刻的諸權獨攬，實際上不但說明軍委會制度規畫仍難敵現實政治力的壓迫，更說明了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實際上仍不能擺脫人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