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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寫在沙灘上：英語情詩名作100首(中英對照本)

為了解決twice不和的問題，作者雪萊,愛倫坡 這樣論述：

我的詩將使你稀罕的美德長留， 並將你燦爛的名字書寫於天國， 死亡將征服這個世界，但在那裡， 我們的愛將存活，並在來生永續。 　　讓你一窺文壇大家馬維爾、愛倫坡、雪萊、濟慈、勃朗寧夫人、葉慈等，他們眼中「愛情」的千百種面貌── 　　或深情浪漫、甜美歌讚，或青春洋溢、青澀懵懂，或哀婉淒美、痛苦掙扎。 　　它知性、大膽、情慾、感性，可惡又可愛。 　　情詩的題材本不該只限於男女之間的愛情，凡指涉人間情 　　愛、情慾、情色、情感、情誼的詩作皆可稱作情詩。或有人說： 　　情詩，不就跟愛情一樣，就是「愛來愛去」而已？沒錯，「愛來愛去」的確是人間情愛或情詩的本質，但其中卻大有學問。 　　「愛來愛去」

有時是哀聲嘆氣，不言不語；有時是「high來high 去」，舉止若狂；有時是矮來矮去，偷偷摸摸；有時是疑神疑鬼，輾轉難眠；有時是愛恨並濟，黑白不分；有時是活來死去， 沒完沒了……。與愛有關之事，之詩，豈可等閒視之？ 　　在這本書裡，我們選了許多文學史上的知名詩作，也選了英語詩選中鮮少收錄的傑作。前者如莎士比亞的多首十四行詩，馬維爾（Marvell）的〈致羞怯的情人〉， 愛倫坡（Allan Poe）的〈安娜貝爾．李〉，阿諾德（Arnold）的 　　〈多佛海濱〉……等。後者包括十六、七世紀無名氏的〈她一絲不掛躺臥床上〉，勾吉士（Gorges）的〈她的臉〉，杜雷頓 　　（Drayton）的〈一

切只有不和我，以及哦和不？〉，司馬特（Smart）的〈為身材短小向某女士辯白〉，以及十七世紀女詩人菲莉普 絲（Philips）的作品等——相信都是第一次被譯成中文的特異之作。這些詩作，一方面呈現了我們平日閱讀的傾向，一方面也反映了從 21 世紀初回看過往詩歌的現、當代趣味。這裡面，有像菲莉普絲或米蕾（Millay）這樣的女性主義先驅者的詩作，也有歌詠同性之愛的作品（如男性的惠特曼，女性的菲莉普絲）； 更有許多讓人讀之眼睛立刻為之一亮的小詩人的精采大作，或者大詩人的動人小品——譬如頗普（Pope）的〈兩三：戴綠帽秘訣〉，勃朗寧（Browning）的〈當下〉，荷立克（Herrick） 情趣盪漾、色

香味俱在的短詩……這些都是似乎被忽略了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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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化」的詮釋、實踐與挑戰： 以蔣中正對四川的處置為例（1927-1949）

為了解決twice不和的問題，作者王宏松 這樣論述：

　　國府定都南京後，統治基礎並不穩固，常面臨地方實力派對中央的挑戰。這對國府領導人蔣中正而言，如何有效的進行「中央化」，加強中央集權，深化對地方的控制，這是其念茲在茲的嚴肅課題。從北伐結束到中原大戰期間，蔣對中央化的作為主要是以武力統一的方式來進行。在中原大戰之後，蔣體認到民心厭亂，對於中央化的進程已有不一樣的思考，蔣認為目前的重點應先促進政治的改革，藉由召開國民大會和制訂約法的形式，開啟民主政治的端倪，促進和平統一。　　蔣中正在推動四川「中央化」的相關作為，是有一轉變的過程。初期蔣對四川的態度是以「羈縻」為主，其維持四川的具體作為是二劉（劉湘、劉文輝）名義上分掌軍政大權。但二劉都不滿足於現

狀，企圖獨佔四川，二人終究不免一戰。戰事初起，蔣對二劉採「積極勸和」的態度。不過在中央無力制止的情況之下，蔣只能對川戰保持「冷靜待變」。最後二劉之戰由劉湘取得勝利，劉文輝退往西康。四川暫時結束了各軍爭戰的局面，四川正式進入了劉湘主導的時代。　　劉湘雖主導川局，但其因剿共大敗，不得不同意國府派遣參謀團入川協助剿共。蔣中正更於1935年親自入川督察剿共並視察川政，在川停留期間，蔣的作為計有協調各軍剿共、規劃公路建設、要求各軍裁兵、整理四川財政、興辦峨嵋訓練團、建設四川為抗戰根據地等重要措施，為四川中央化奠下良好的基礎。但中央勢力入川後，和劉湘產生了許多的磨擦。兩廣事變、西安事變的發生，可見劉湘對抗

中央的行動愈發明顯。蔣在幾經思考後決定以「政治」手段解決川局，由何應欽主持四川整軍工作。不過在會議召開期間，七七事變突然發生，何應欽匆匆結束會議返回南京，四川整軍工作並未落實。　　抗戰爆發，四川軍人積極支援中央抗日。1938年1月，劉湘病逝漢口。蔣為了徹底解決四川地方勢力，決意起用張羣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但張羣的人事命令發表後，卻招致四川軍人的反彈。蔣只能改弦易轍，調鄧錫侯出任川康綏靖主任，王纘緒出任省主席。1939年四川又爆發7師長反王（纘緒）風潮，蔣在協調不成的情況下，決定親兼四川省主席。之後在蔣的佈置規畫之下，四川各派軍人終能接受張羣接任省主席，這代表著四川的中央化更進一步。　　蔣在抗戰

後期處置四川軍政以「懷柔」為方針，希望地方軍人感念中央的善意，心向中央。實際上川軍仍然派系分明，鄧錫侯、潘文華、劉文輝三人各據山頭，與國府保持時而合作、時而對抗的關係。國府在川八年的消極作為，已使四川的「中央化」陷入困局。抗戰結束之後，國府進行整軍工作並成立重慶行營，以張羣為行營主任，其工作統籌西南軍政為主，其次才是規劃西南的建設，但因國共內戰愈演愈烈，對四川的建設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1949年初，國共戰局逆轉，蔣中正不得不宣布下野，下野前蔣任命張羣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張羣剛上任，四川就傳出其與楊森、王陵基不和的傳言，加上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正在串連反對省主席王陵基，四川局勢顯得詭譎多變。

4月，共軍大舉渡江，國府成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以張羣為軍政長官，統籌西南的防務。之後蔣中正此時忙著處理與李宗仁的政爭和台灣軍政的各項準備，對於四川的政治亂象無暇顧及，只能坐視情況的惡化。在共軍即將進攻西南之時，蔣中正在1949年下半年兩度入川，其首要工作是調解川局內部糾紛，但蔣的柔性勸導收不到什麼效果，共軍只花了一個多月就「解放」四川。國府對四川實力派的內鬥束手無策，最後只能眼睜睜看著軍事的失敗，這代表四川「中央化」政策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蔣中正在四川所進行的「中共化」是把重點放在軍隊的整頓上。中央對川軍的三次整編是交由各地方將領自行負責，中央僅作事後的查證，如此整軍的效果令人懷疑。蔣對

川軍將領採取較為放任的態度，讓其有機會保存實力，這導致了部份四川軍人在國共內戰中倒向中共。對國府而言，川軍「中央化」最為成功的是王陵基、孫震與唐式遵等將領，他們的共通點為對日抗戰時奉派出川作戰，受到民族主義、國家觀念的直接洗禮，因此在國共內戰後多能效忠國府。由此可知，國家要能成功的推動軍事「中央化」，需將地方軍隊調離本省，使其脫離與舊有勢力的連結，如此中央化政策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