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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怎樣質問大自然：西方自然哲學與科學史，從古代到文藝復興

為了解決revolutions中文的問題，作者陳瑞麟 這樣論述：

科學既是歷史產物，又有固定形貌。 以「發展」和「結構」兩個面向貫穿， 回答「科學」之為何物，以及如何走到如今的面貌。 　　本書是一本科學通史，討論的時間貫穿兩千年，爬梳從古代到文藝復興為止，人類對於宇宙天地和周遭事物的認識，以及認知觀如何演變的過程，呈現出每個時代人們因應各自不同的觀念、知識和技術背景與限制，如何提問和回答瞭解自然科學的問題，並走到現在的科學。 　　作者將主題聚焦在西方自然哲學家對天（heaven）、地（earth）與物質（matter）的各種理論與觀念的發展上，換言之，即以宇宙論（含天文學）、動力學和物質理論（含化學）等內容。 　　有感於台灣科學史研究幾乎全盤以中國

科學史為主，以西方科學史為研究主體的專業科學史家極少，也多偏重於生物與醫療史。而以華文出版的近代科學思想與觀念的歷史研究，包括翻譯作品，都少到堪稱可憐。在此背景下，作者對於台灣在西方科學史的華文研究上近乎一片空白而感到驚懼，致力於填補這個空白，並且想問所有讀者：我們真的以為自己對西方科學史很熟悉嗎？我們對於「科學」真的夠理解嗎？我們對於西方「科學史」這門研究領域的文獻、發展和演變都一定程度的掌握嗎？甚至，我們對於西方文化與它之所以呈現今日面貌的瞭解夠充分了嗎？ 　　另一方面，西方科學史的研究趨勢自1980年代以後就朝向重建一個史觀而前進，這也驅使作者迎向挑戰，試圖建立理論模型、模塑科學在歷史

上的發展與演變、建構史觀。在這本書中，作者將人類知識發展演變史視為「問題與回答的歷史」，提供讀者一扇理解西方科學的「歷史本質」的窗口：科學的歷史哲學特殊之處在於處理知識的演變。   　　作者將人類知識發展演變史視為「問題與回答的歷史」，在此「問與答」的認知結構中，一組相關問題產生於特定時代背景，蘊涵可能形成的合理答案，但也受到該特定背景的約束，答案因此受限。但是一旦答案被提出來，就會產生更多衍伸問題，帶來更多答案，塑造一個新的時代背景，產生一組新的概念、知識與實作方式，如此構成一個問與答不斷循環的認知結構。循環性構成一種模式，因此「背景－問題框架－答案－新背景…」就成一個科學知識變遷的模式─

─可稱為「問題發展框架」。 　　科學史是否可以用「問題―解答」的科哲框架來書寫定位？作者用一本書的寫作回答了這個問題，這本書堪稱作者的野心之作。 　　本書行文流暢，理路清晰，取得可讀性和學術性的平衡，亦補足了台灣在西方科學史的缺如，介紹讀者應該要認識的西方科學史上重要觀念、理論與思想，也提供了完整的思想背景。本書內容可謂在華文世界極為少見，形式、風格、與理論架構更是只此一家，值得一讀。 各界推薦 　　專文推薦 　　陳恆安（成大歷史系副教授） 　　郭文華（陽明大學STS 所教授、EASTS 國際期刊主編） 　　楊倍昌（成大微免所教授，台灣STS學會前任理事長） 　　聯合推薦 　　李尚仁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祝平一（史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張隆志（中研院台史所副所長） 　　高涌泉（台大物理系教授） 　　楊植勝（台大哲學系副教授） 　　黃俊儒（中正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李元希（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系主任） 　　朱家安（哲學雞蛋糕腦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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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專題探究協作教學對國小六年級學生專題報告和資訊素養之影響

為了解決revolutions中文的問題，作者莊惠慈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進行跨領域專題探究協作教學對國小六年級學生專題報告和資訊素養的影響。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之不等組前後測設計，以高雄市某國小之54位六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實驗組27位，實施跨領域專題探究協作教學；控制組27位，採一般直接講述教學。實驗教學十二週，以「個人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小組評量表」、「資訊素養評量表」、「學習回饋單」、「半結構式訪談」作為研究工具。以t檢定考驗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在個人專題報告得分是否有所差異；以共變數分析驗證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在資訊素養的學習成效；同時分析學生個人專題報告、學習回饋單和協作教師訪談紀錄，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研究的結論如下：一、跨領域專題探究協

作教學的學生，在個人和小組的專題探究報告成績都顯著優於控制組。二、跨領域專題探究協作教學的學生，資訊素養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三、學科領域教師協作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站在巨人肩上(復刻精裝版)(套書)(二版)

為了解決revolutions中文的問題，作者哥白尼等 這樣論述：

　　霍金逝世週年紀念 　　天文學＋物理學經典（復刻精裝版） 　　五百年來，中文版第一次出齊 　　霍金 主編、導讀 　　我們置身於宇宙中心的那種特權地位已然逝去。 　　透過原始文獻經典來追溯人類理解天象的演化歷程， 　　這是一段動人心魄的傳奇知性之旅。 　　《天體運行論》 　　On the Revolutions of Heavenly Spheres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編/導讀 　　張卜天‧譯 　　哥白尼，十六世紀的波蘭牧師與數學家，也是眾所週知的近代天文學奠基者。他之所以獲此殊

榮，乃因為他是第一個論斷行星與太陽並非繞地球而旋轉的科學家。在哥白尼以前，太陽曾被認為是另一顆行星。把太陽置於行星體系的實際中心是哥白尼革命的開始。衝突點在於當時龐大的教會勢力所認定的宇宙中心其實是地球，而哥白尼的日心理論自然難以見容於當時。為此，《天體運行論》雖於一五三○年完成初稿，卻遲至一五四三年兩眼失明身體癱瘓的哥白尼臨終前夕才得以出版。但哥白尼這撼動人心的理論，終究揭開了下一波科學革命的序幕，奠定十七世紀伽利略、克卜勒及牛頓等後續科學成就的基礎。 　　《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 　　Dialogue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編/導讀 　　戈革‧譯 　　一六三三年，在哥白尼去世九十年之後，義大利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伽利略來到羅馬宗教法庭接受異端罪的審判。理由是他違反了一六一六年禁止傳播哥白尼學說的教皇詔令，有力證明了日心體系不僅是一個假說而且是真理。他被教廷當局處以終身監禁於家中的判決。一六三八年出版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書中所提到的落體加速度定律，咸被認為是近代物理學的基柱之一。這部著作對物理學的貢獻卓著，並開了牛頓運動定律的先河。愛因斯坦讚譽他為「近代物理學之父──事實上是近代科學之父」。遲至這個世紀，教

皇若望保祿二世才將伽利略當年的的異端罪名予以平反。 　　《世界的和諧》 　　Harmonies of the World 　　克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編/導讀 　　張卜天‧譯 　　一六一八年，日耳曼天文學家克卜勒完成了他的曠世巨著──《世界的和諧》。有人是這麼形容這部作品：「一幅由科學、詩、哲學、神學與神祕主義編織成的宏偉宇宙景觀。」克卜勒用了五卷的篇幅，將他的和諧理論擴展到音樂、占星術、幾何學及天文學，開創了天文學的新紀元，這其中還包括了你我耳熟能詳的行星運動第三定律。簡言之，克普勒發現了行星如何

沿軌道運行，他的行星運動三大定律將太陽系用數學結成一體，更加肯定了哥白尼學說的正確性，也為六十年後牛頓的萬有引力學說帶來了攸關重大的啟發。 　　《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 　　Principia 　　牛頓( Isaac Newton,1642-1727)‧著 　　王克迪‧譯 　　「如果說我看得比別人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牛頓的這句話已經成為科學史上最膾炙人口的名言。牛頓對現代科學的貢獻卓著，他是微積分、力學、行星運動，以及光與顏色理論的研究之父，但他的歷史地位還是奠基於將克卜勒的行星運動定律與現實物理世界之間建立起聯繫的萬有引力定律。這種種成就記載於只花了他一年半時間就得以完成的里程

碑著作──《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當中，該書不僅融合了哥白尼、伽利略、克卜勒的科學成就，成為有史以來的第一部理論物理學巨著，更被公認為科學史上以及奠定現代科學世界觀基礎的最重要著作。，而他在臨近生命終點，卻是如此謙遜的評價自己：「我只不過像是一個小男孩，偶爾撿拾到一塊比普通更光滑一些的卵石或者更漂亮一些的貝殼而已，而對於真理的汪洋大海，我還一無所知。」 　　《相對論原理》 　　Selections from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編/導讀 　　

范岱年 許良英‧譯 　　綜觀科學史，愛因斯坦或許是唯一能與牛頓相提並論的人，但天才並不總是顯而易見的。小學時的校長曾對愛因斯坦的父親這麼說過：「他幹什麼都不會有什麼出息的！」不過愛因斯坦後來還是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就像牛頓對我們理解引力所做出的貢獻一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無疑是探索與理解宇宙漫長歷史中最重要的思想，影響所及，改變了你我對於時空的看法。在他單槍匹馬所創立的廣義相對論中，時空不僅是彎曲的，而且是動力學的，那意味著宇宙本身的形狀與歷史充滿著各種可能。愛因斯坦曾說：「理論的真理在你的心智中，不在你的眼睛裡。」他一生也是這樣致力於用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感官來探尋宇宙的奧祕。愛

因斯坦不僅使二十世紀的科學思想發生了革命，他本身也超越了二十世紀。

鄧小平時期的文藝政策及文藝產出

為了解決revolutions中文的問題，作者林宸逸 這樣論述：

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此一政治基調自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文藝活動的最高準則。文藝也因而成為共產黨塑造意識形態和推行政策的重要途徑，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國大陸，文藝發展就長期受制於中共的政治發展。步入「改革開放」時期，黨國體制的略為鬆動和相對開放的社會環境，為中國大陸的文藝發展形塑不同既往的創作環境，中共也因時制宜地在政策制度上加以調整與創新，以及運用新的宣傳工具與手法。本文以中共相關宣傳政令為經緯，透過中共在文藝管理機構權責的改革、出版及電影製作發行體制的調整、文藝工作者的培育與待遇，兼及針對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小說、影像作品產出的內容進行分析，

期以梳理中共在1976年至1992年之間，如何運用文藝作品進行意識形態宣傳的微調與創新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