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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體系下的大國類同盟現象：後冷戰時期中俄安全合作的實踐（1991-2019）

為了解決primacy 4缺點的問題，作者張智鈞 這樣論述：

國家透過建立同盟來抵抗外部威脅，是國際關係中常見的手段。然而在當代的國際環境，中國與俄羅斯在面對美國的威脅時卻沒有見到同盟的出現。一種解釋是美國本身的威脅沒有達到足夠引發同盟的程度，另一種解釋是中俄之間存在許多利益衝突，抑或是歷史因素，以致於同盟難以出現。然而美國對中俄同盟對抗美國的擔憂卻從未停止，甚至認為美國應當更積極防範。面對此一爭論，本文提出以一元體系下的「類同盟」來解釋當前的中俄關係在面對美國競爭時是如何運作的。本文的「類同盟」概念是基於「一元體系理論」、「同盟理論」、以及「訊號理論」三者結合所推演出來的概念，用以解釋在「一元體系」中，面對霸權戰略競爭的「大國」彼此之間專門應對霸權的

手段。「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就是上述「類同盟」現象的體現。「類同盟」是屬於「一元體系」中針對霸權的權力平衡。透過將承諾與實際行動拆開以創造模糊空間的形式運作，大國會避免使用強訊號行為，如明確的國際條約、以聲譽擔保的承諾。轉而偏好採取弱訊號行為，如不具強制力的聯合聲明、實際的軍備交易等。採取後者的做法讓中俄兩國營造出可能建立同盟抵抗美國的樣貌，卻保留各自的詮釋空間，不會完全破壞對美關係。1991 年至 2001 年是「類同盟」形成時期，2001 年至 2019 年則是「類同盟」運作階段。面對美國霸權的挑戰，「類同盟」使中俄得以維持對美競爭與合作，並在美國加強制衡壓力時給予協助，如北約東擴、顏色革命

、2016 年之前的南海爭端。但「類同盟」並非傳統同盟，中俄兩國有更多推卸責任的動機，放大了同盟的缺點。這體現在 911 事件、喬治亞戰爭、烏克蘭事件、以及 2017 年以後的南海爭端，尤其在美國戰略轉變或與中俄其中之一產生激烈衝突的情況。明顯可以發現中俄雙方在強調彼此之間的友好與互信時，實際行動中卻產生極大的反差。但這並不會破壞中俄關係，而是「類同盟」運作的結果。

論機構投資者之公司治理定位——以被動型投資管理人與投資公司之治理架構為重心

為了解決primacy 4缺點的問題，作者林暐程 這樣論述：

本文以機構投資者為研究對象，欲探討在國際與我國資本市場之投資者逐漸法人化之趨勢下，機構投資者能在公司治理中扮演何種角色，並以此結論為基礎，進一步探究機構投資者在實踐該治理定位時所可能面臨之障礙與隱憂，以及提出可能之修法建議與政策方向。 於第二章，本文藉由回顧公司治理發展之進程，說明機構投資者被賦予之政策期待，指出包含我國在內，世界各國逐漸發展出以機構投資者為重心之治理變革，並在此背景下將本文之問題意識聚焦於機構投資者之治理定位，以及其參與治理之障礙與應對上。在說明機構投資者之概念後，本文指出目前機構投資者在我國之市場占比有逐漸攀升之態勢，其中又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與一般投資公司為主要類型

。 於第三章，吾人試圖透過重新審視公司治理之論辯以掌握機構投資者之治理定位，本文指出，公司治理基本上嘗試回答兩個問題，即公司應為了誰的利益而管理，以及公司應由何人以如何之方式進行管理。圍繞在這兩個問題下，本文進一步探討了股東優先原則與利害關係人理論之內涵與論據，在說明其各自之優缺點後，提出以啟發式股東價值搭配法規補充之折衷方案，並認為仍應將公司控制權之中心往股東偏移。在此基礎下，本文認為，機構投資者能成為該折衷方案之實踐者，亦即機構投資者有能力與誘因本於自身之長期價值監督經營階層，以促使其在決策過程中考量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應以此作為機構投資者之公司治理角色。 第四章中，以上開治理

定位為根基，本文分析了在鼓勵機構投資者參與上可能面臨之困難，這主要表現在被動性與短期主義之問題上。就被動性問題而言，本章首先說明被動性之成因可能與參與成本、持股多元化與搭便車等因素相關，並藉由實證數據之調查，指出我國機構投資人確實普遍在參與治理上呈現消極之態度，而這可能與我國主動型投資管理人較不發達有關，但即使如此，機構投資者之私下對話，以及與行動主義者之互動均值得持續關注。而就短期主義問題部分，在說明其成因可能包含經營者與投資者之面向後，本文將重點聚焦於機構投資者之短期疑慮，並指出避險基金、共同基金與投資公司等機構均具有潛在之短期風險。 於第五章，本文針對被動型投資管理人之治理架構進行

探討，在介紹了我國現行之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後，本章指出其施行成效不如預期之原因可能在於受託人責任之內涵不明、部分原則過於空泛、欠缺執行力與未著重於降低參與成本等缺失。而在比較了歐盟、美國與英國之相關規範後，本文提出可能之政策方向與守則之修正建議，包含可訂定守則應揭露之具體內容、指定審查機關、建立評鑑制度與令被投資公司主動揭露長期資訊等。 於第六章，本文以一般投資公司為對象，在說明其政策方向應側重於如何防範短期風險與保護利害關係人後，本章首先探討了以盡職治理守則與公司負責人責任進行規範之可能性，並指出前者由於責任基礎與聲譽誘因之不足，可能難以使投資公司自願遵循；後者則在我國對實質董事嚴

格之定義，以及社會責任之內涵不明下，能發揮之治理效果有限。因此，本文一方面提出了以投資公司為主體之盡職治理架構建議，要求具一定規模之投資公司說明其有適當之機制考量對目標公司長期價值之影響；另一方面，本文透過對公司負責人範圍與社會責任內涵之解釋，課予具實質影響力之投資公司有保障利害關係人核心利益之義務。 經過以上之分析，本文期待能先在理論與實證層面探究機構投資者能發揮之治理功能，並在制度層面為我國之相關規範提供可能之修正與發展方向，以建立完善之機構投資者盡職治理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