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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與相關刑法問題之研究

為了解決fortis評價的問題，作者李軒 這樣論述：

「器官移植」經過眾多醫事人員、科學研究者，長時間之多方嘗試以及不斷修正，終於於近代成為受醫療群體接受、穩定、安全之醫療技術。器官移植技術之成熟，不僅對於器官衰竭病人及其家屬係一大福音，亦對於社會、國家帶來許多正面效益。然而，一般之醫療處置行為，僅涉及病人單方面之自主決定權，其醫療之後續效益通常亦僅及於病人及其生活領域，而不致於過度外擴至其他社會群體，器官移植於此面向上，卻大不相同。器官移植同時涉及器官供體方以及受體方之權益保障，不良之制度設計，影響層面甚廣，甚至可能導致人民對於不再信賴合法之器官移植制度，而降低民眾之捐贈器官意願，甚至尋求非法之器官。故於全球器官短缺之今日，如何提升社會

大眾器官捐贈之意願、使捐贈之器官獲得最佳使用效益、保障器官捐贈者，以避免因為快速取得器官而傷害捐贈者之健康、生命權等，均係國家於制訂器官捐贈、移植制度，應謹慎審酌者。　　人性尊嚴，體現個人之主體價值。自主決定權，則係一人得以實現其人格權、追求自我價值實現，體現其生命意義之重要權利。在刑法領域中，「得被害人承諾」，通說上被認為具有阻卻違法之效力，亦係基於被害人有利抉擇及尊重被害人之自主決定之觀點，此即係醫療行為（例如：本文探討之器官捐贈、移植），雖具備傷害罪之構成要件，而得阻卻違法之法理基礎。器官捐贈之意願表達，即為自主決定權之展現，於現今社會，對於生命態樣、尊嚴死、醫療之目的、生命保護之程度等

，有了激烈之探討，產生許多不同以往之看法，此亦隨之影響器官捐贈、移植制度，故本文將以「自主決定權」為主軸，輔以外國立法例為借鏡，重新建構我國之器官捐贈移植制度。　　因「屍體器官捐贈」與「活體器官捐贈」涉及不同之權利主體，其權利保障以及利益衝突、衡量，亦不相同，本文將兩者分別進行討論。如此，首要面對之問題，便係「屍體」與「活體」之區分標準為何？針對此問題，本文將分別探討「腦死判定準則」以及「心臟停止死亡後器官捐贈參考指引」之法規，檢討其妥適性，以及提出相關建議。　　而有鑑於醫療領域之高度專業性，醫病間之資訊不對等，為具體實踐自主決定權，便衍生「告知同意法則」，本文將對告知同意法則，進行深入之探討

，以作為後續研析自主決定權於器官捐贈、移植制度中，實踐與否之檢驗標準。　　最後，本文將對於「屍體器官捐贈」與「活體器官捐贈」之制度，分別為討論以及重新建構。「屍體器官捐贈」之實務爭論，常在於往生者捐贈意願不明時，何人有權為器官捐贈與否之決定？可能涉及之權利衝突為何？補償制度，有無可能產生器官買賣、物化人之疑慮？「活體器官捐贈」之衝突問題，常在於基於自主決定權之意旨，國家為何得為禁止器官捐贈之規範？其界線何在？審查標準何在？道德風險如何控管？本文將一一探討之。　　綜上所述，本文試圖透過器官捐贈、移植制度之重新建構，以因應現今變動的生死觀，調和器官供體方與受體方之權利，促進社會間互助、互信之關係，

對於現行法提出建議與反思，期盼能創造社會最大福祉，保障所有人類生命，並實現其自我價值。

法國罷工法秩序─以總罷工秩序之形成及內容為中心

為了解決fortis評價的問題，作者陳佑 這樣論述：

相較於世界上多數國家在近代社會運動上鮮少出現總罷工的情形，法國至今仍有工會發起罷工並成功號召公私部門的勞工一同參與並形成總罷工的現象，但由一般勞資關係的脈絡觀察，甚難想像某範圍內同一時間所有的勞工與雇主皆發生勞資爭議，進而產生總體性的罷工或勞資爭議情形。因此，本文欲藉由探討法國總罷工的歷史背景及發展因素，進一步分析法國罷工法秩序下為何會允許總罷工的出現，以及法院現今以何種標準劃出總罷工行使之界線等問題。本文研究發現，總罷工自19世紀末期工會合法成立後即頻繁地出現在法國勞工運動史上，並由最初勞動總聯盟(CGT)欲透過總罷工達到推翻資產階級革命的用意，至今日各工會將總罷工作為代表爭取整體工人階級

利益之手段，且法院因肯認勞工當具有相關利益時，可行使政治性罷工及團結性罷工，因此工會仍具有號召不同企業內的勞工同時罷工而形成總罷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法院對於總罷工的行為標準採行與一般罷工相同的評價，雖由憲法委員會肯認罷工權為共和國法律承認的基本原則，同時法律規範除非重大過失否則不得解雇罷工者，但行使時仍需以避免限制非罷工者的工作自由為原則及避免違反相關普通法之規範，否則仍將可能因構成重大過失而遭到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