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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漢人當代喪葬禮俗之研究 --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為了解決force魚眼大燈的問題，作者鄭婷云 這樣論述：

喪禮自古以來，即為漢民族的禁忌話題，是故在發展上，有相當多的隱晦之處。老一輩人想要盡力去傳承，但是年輕人卻未必願意全盤接受，因而傳統喪葬可能難免發生流失。即使在農業社會時期，每當家族有喪事發生之際，往往委由宗族長老，或是鄰人從事相關工作者，進行處理；喪禮的「禁忌」和「流程」相當繁瑣，是故子孫大多只能「聽命行事」，時光荏苒，難免有郭公夏五、魯魚亥豕等之爭，更甚者，亦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保守，二次大戰後，尤其是在一九七○年代以後，社會風氣日益趨向開放，人們在文化認知上，和以往農業社會大不相同，民眾對於喪葬文化的接受度，也隨之開展，自民國八○年代之

後，大型殯葬企業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相關從業人員的訓練，卻比不上業者擴大版圖的速度……本論文以一九四五年作為分水嶺，探討二次大戰前後，傳統禮俗的演變差異，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以文獻研究法、田野調查法為主。 第貳章，是從傳統禮俗的源流入門，進而印證日治時期的禮俗發展，對於傳統禮俗發展逐漸產生改變的原因，以及日人治台的相關政策，亦多有討論，日人治台，講究衛生、效率，是故不合時宜的舊俗，被大幅度改革；例如：「火化」就是日人大力倡導的喪葬觀念，二、「打桶」時間的縮短，亦是日人展現注重環境衛生的表現，其後更有「殯儀館」、「公墓」的設置等，是故日治時期的治台政策與規劃，對於台灣二次大戰的喪葬文化

，有著相當的啟發作用，在論文當中，筆者將其視為不可忽視的一環。 第参章探討「二次大戰以後大台北地區傳統喪葬禮俗」，本章將二次大戰後迄今，禮俗的演變做一比較，從臨終、入殮到停殯、出殯後至葬前一日、葬日的相關事宜、探討拾骨葬與吉葬的特殊襲俗，都有詳實的田野記錄；大台北地區屬於工商業發達之地，是故寸土寸金、生活與時競走，經本文的探討得知：都市人治喪的規模與時間，再也不如過往農業社會時冗長、繁複，取而代之的，是大型企業的「包辦」模式，新一代的年輕人對於禮俗不熟悉，加上業者提供的專員素質參差不齊，嚴重造成禮俗的分歧或脫節，這些係資料紀錄中，略窺一二。第肆章則是「二次大戰後大台北地區喪葬禮俗的特色與

演變」，將由大台北地區的社會變遷論起，論及殯葬消費習慣，再探討「大台北地區，具有影響力的大型殯葬企業」，其間將陳述企業沿革，及其未來的使命等等﹔第伍章內容為結論及建議以外，更包括經本文探討所知的現今殯葬禮俗發展陳述，並將本研究所統計出的相關數據，於文中加以陳述，供政府及企業未來改善的方針。 總體來說，本論文的分析及探討，有諸多發現：大型企業對於禮俗的發展演變存在相當影響力，民眾對於禮俗的認知，由早期的視為「禁忌」已漸轉變為「可討論」的態度，禮俗不再受到「觀念保守」的會風氣所限制，殯葬業已由過去的「家族包辦」改為「企業專員規畫」，顧客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模式，進行個人或是家族的「終極演出」，殯

葬業者販賣的不是「產品」，而是「服務與特色」；相對的，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也是影響現今人們消費習慣與態度的重要原因，業者於自身產品的銷售上，必須更有「完整性」與「規畫性」才可以，否則諸如：生前契約糾紛、塔位銷售後的問題、專員銷售產品後的相關責任等，都會如雪片般飛來；當然大型公司都備有自聘的「法律顧問」，民眾和業者發生糾紛時，「法律顧問」於此時就會大有功用，但是，一個具有長遠眼光的企業，能減少與消費者的摩擦，就是為自己增加一份客源，「以客為尊」一直以來，都是各行各業的業者所必須具備的態度；「抱薪救火」與「視若無睹」，早已不是時代所趨，當然，業者自身的經營態度，也關係著企業走向，這是不可否認的。最

後本論文也提出建議：如民眾基本的消費常識認知、業者銷售前的教育訓練、民眾切勿輕信與業者萬不可開出「終生服務」的空頭支票等，以呼應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加強民眾喪葬禮俗、文化以及消費的基本常識，以及業者自身對於喪葬文化的認知與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