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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說了算?中國的威權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

為了解決civic 10代外匯的問題，作者StefanHalper 這樣論述：

　　面對ECFA的簽訂與中國經濟力量的大舉入侵，台灣人不能不瞭解世人究竟怎麼看待中國！更不能不知道中國的全球大戰略！ 　　「過去屬於歐洲，現在屬於美國，而未來將屬於亞洲。這一趨勢是毫無疑問的…….中國過去二十年裡的經濟奇跡是像巴基斯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燈塔。」——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 　　「我發現，和世界銀行花五年討論談判才能簽訂的合約，與中國三個月就能達成。」——塞內加爾總統瓦德 　　「西方統治者總是自大狂妄，又愛多管閒事。只有中國恭恭敬敬地把你當作一個國家的代表來打交道。」——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 　　「民主並沒有給新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好政府。亞洲人所推崇的東西，未必就是美國人或歐洲人所推

崇的。」——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 　　「中國解決了一個困擾著全世界的威權政府的迷團：國家該如何在放鬆經濟掌控的同時，不會失去對政治的掌控？」——伊朗訪問團官員 　　「在中國模式之下，你能享受每年百分之十的經濟成長、培養出一群中產階級、國家元首又不用擔心四年後就失業……又能避開民主的種種副作用。」——蒙古總統 　　什麼樣的魅力讓各國領袖紛紛為中國傾倒？ 　　在二十一世紀，是北京說了算？還是華盛頓說了算？ 　　今天世人所珍惜的自由、民主、多元，會不會因為中國的崛起而消失？ 　　在聯合國裡有三分之一席位與票數的非洲國家，長期被國際強權漠視，甚至被污名化為「無賴國家」（pariah country）。

　　那經濟落後、人權狀況不佳，內戰、暗殺、種族清洗的慘劇接連發生。 　　在好萊塢電影「血鑽石」裡面，我們看到它最血腥黑暗的一面。 　　可是，21世紀的中國，正積極的將它的觸手伸向這片大陸，將這片黑暗大陸染紅。 　　透過與這些長期被西方世界看輕的國家合作，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得以縱橫捭闔，從排除人權記錄不佳的指控、阻撓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提案，到申辦二００八奧運成功，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合作，為彼此開創了一片新外交天地。 　　中國的經濟成功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會相信，一個不開放政治權利的政府，也可以透過國家控制來促成經濟成長，進而取得合法性來源。健全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一定需要民主自由的公民社會來支撐的迷思，被

中國模式給打破了。 　　中國輸出的是一個更簡單的，更會削弱西方影響力的觀念。那就是‘專制市場經濟’的基本概念。如何能施行資本主義但是能維持專制體制，如何能讓經濟自由化卻不用讓政治自由化，中國是最好的廣告招牌。 　　作為美國資深外交官員的作者，眼見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與政治經濟優勢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與挑戰，不得不擔憂的大聲疾呼：全球化使地球縮小，而中國正在使西方縮小！ 本書特色 　　1.近來美國連續在中國周邊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國內專家一致認為，此舉反映了美國軍事力量重返東亞，意圖壓制中國的崛起。中國是否可能取代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國與中國是否終會發生軍事衝突？是當今全球知識份子關注的焦點。 　

　2.中國崛起後會對這個世界有什麼影響？關心國際財經與政治的讀者不可不知。 　　3.自從「北京共識」這個概念在2004年第一次被英國研究員約書亞約書亞．雷默(Joshua Ramo)提出之後，這是六年來第一本針對這個主題的最新力作。 　　4.作者Stephan Halper是資深的國際問題專家，並在美國政府任職外交官員多年，是探討這個問題的不二人選。本書榮獲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挑選，視為關於「北京共識」議題的經典代表作。 作者簡介 斯蒂芬．哈爾珀　Stefan Halper 　　斯蒂芬．哈爾珀目前是英國劍橋大學的資深研究員，研究的領域包括美國外交政策、英美外交關係、與當代國際安全問題。同時他也是華

盛頓智庫尼克森中心（The Nixon Center）的傑出研究員。 　　在學術成就之外，哈爾珀更具備了豐富的實務經驗。他曾擔任三任美國總統（尼克森、福特、雷根）的外交智囊，任職於白宮與國務院，在中美關係與核武擴散等問題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卸下政府職位之後，哈爾珀開始透過報紙、電視與廣播節目等大眾媒體推廣他的理念。他對國際時事的的評論常見於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等，也常常受NBC、ABC、CBS等有線電視網訪問。他的上一本書是《沈默的理性中心》，分析為什麼近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總是失誤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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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後的臺灣農村發展體制

為了解決civic 10代外匯的問題，作者黃仁志 這樣論述：

「農村發展」是在面對總體變遷和農村結構改變的情況下，以特定的農村願景圖象為目標所採取的規範性和組織性行動。要理解臺灣農村發展特質和運作樣貌，必須在歷史的變動軌跡中，掌握國家如何將因應國際局勢而轉譯的發展目標，透過各種相關的政策計畫和資源分配策略，佈署於農業與農村的行動體系之中，並以此形塑能與發展目標相互接合的行動體制。本研究即以「體制研究」的觀點，以戰後至1970年代的農政發展成果為基礎，探討1970年代後各階段臺灣農村發展的體制運作結構與特質。「體制」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詞彙，而體制研究則是著重於政策制度、治理模式和行為策略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以特定事務的發展或維繫為運作目標。現實中的體制從

來不是獨立存在，涉及政治的各種事務運作往往是諸多體制運作的結果，因而必須以「複合體制」的概念來加以掌握。而以體制論點所探討的農村發展研究，則是強調主導治理模式的影響力來源，並先後提出外源式發展、內源式發展，和新內源式發展等不同類型的體制運作模式。這些體制類型如何對農村發展模式產生影響，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戰後土地改革，是遷占者國家在「以物質資源調配策略鞏固執政穩定性」的政治目標下，透過改變土地所有權和耕作收益分配模式的策略，強化改由國家汲取農耕收益的正當性與可行性，並以此組構出「土改增產體制」。而在1970年代的國際局勢巨變中，國家作為影響農業與農村發展最主要的調節機器之角色更為明顯。如何調

度國內的農工資源安排，既加速由農轉工的推展進程以強化國際經濟角色，又能避免快速的城鄉移民造成都市部門的治理負擔，成為國家策劃發展策略的核心命題，而農村則是在工業化的浪潮中演化出「農村工業化複合體制」。1990年代之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則是使國內社會的意見能夠轉化為對國家施政規劃的壓力，並使農政體系浮現三生架構，進入「農村三生化複合體制」階段。但競逐經濟自由化利益的資本，也成為國家在轉為民選政治體系後不易調解的力量，更突顯出當時政府在「參與全球化」、「維繫國家主權」，和「推動政治民主化」三者之間左支右絀。2000年之後，在總統與地方首長選舉中持續變動的政黨輪替過程，使兩岸政經關係的

經營策略成為影響國內政策布局的重大變數；而氣候變遷所產生的環境災害，以及人口結構高齡化對於農村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也都各自引發施政對策的需求，使農村在面對資源多功能應用的需求下，形成「農村後生產複合體制」。從臺灣的經驗來看，影響「農村發展」的政策架構之所以演化成一個複合式的運作體系，是隨議題事務分化而產生的內部專殊化導致，使戰後初期的農地改革、農業強化、農家改善，逐漸分化為農地利用、農業產銷、農村建設，和環境生態等四個專殊化的基礎體制，並從戰後初期的「土改增產體制」，逐漸走向「農村後生產體制」。在此一複合體制的演化過程中，也為臺灣農村發展留下三個有待解決的難題：發展效益難題、統合機制難題，以及

不確定性難題。如何在複合體制的運作中解決這些難題，將是影響後續農村發展是否有所進展的關鍵。臺灣的農村發展經驗也顯示，單純以發展動力來源的內、外之分，並不足以分析農村發展所面對的問題和行動特質，而是必須深入探討其內、外動力的層級結構樣貌和運作特性，並以此反饋農村發展體制論點的理論內涵。面對未來持續發生的趨勢變遷，以及其所帶來的新課題與新政策，如何從農村發展體制的分析成果中，找到更深入的研究課題和對應的政策規劃框架，更是農村發展研究者與規劃工作者未竟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