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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在坡地開發的應用研究

為了解決cfm m3/h換算的問題，作者于菘逸 這樣論述：

臺中國際機場早期由美軍開發，後期轉交國軍持續擴建至今，除機場內部開發規模日益增大外，其機場周圍居民也漸漸形成都會區聚落，周圍未開發空地日益減少；早期基地周圍如遇瞬間強降雨或長期性降雨，其周圍未開發之空地亦能形成短暫之儲水量體，進而降低短暫洪患發生機率；現今基地因開發擴張，如遇較大降雨恐肇生排水宣洩不及，進而影響周圍都會區居住安全。本研究利用衛星影像探討土地利用變遷，並以SCS-CN法估算逕流量，進而推算樣區最大保水量差異之空間變化，基地開發前、後最大保水量之差異約752,430 m3此為基地須蓄洪之量體；另由地形分析繪製基地之集水分區，藉由50年之復現期距設計降雨，並控制逕流量以5年之復現期

距降雨量為流出標準，探討各集水分區之設計滯洪量體，藉以達到「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之治理效益，俾提升基地周圍淹水韌性，降低淹水發生潛勢。

臺灣PM2.5跨界風險知識不足之決策與治理困境

為了解決cfm m3/h換算的問題，作者王瑞庚 這樣論述：

臺灣PM2.5污染嚴重，2017年各地區31個手動測站僅4個符合WHO年均建議值，然而從開始研究到提出具體政策花費17年時間，到2017年最新空氣品質政策以2020年18μg/m3年平均目標，並未以2012年按照健康風險評估訂出的空氣品質標準15μg/m3年平均為目標，是主管機關考慮實行面妥協的產物，並未嚴守為環境與健康把關的立場。綜觀臺灣的標準研訂與治理過程，確實有跨界風險知識缺乏而導致治理遲滯和僵局。美國作為最早對PM2.5進行管制的國家，更早面對並處理PM2.5跨界風險知識對治理帶來的挑戰，儘管美國體制與管制文化和臺灣有不少差異，但NAAQS訂定與執行，在實證科學評估、政策影響評估與公

民參與程序中，讓決策者獲得跨界風險知識並強化課責性，以提出風險論述支持政策，兩方面有值得臺灣借鏡之處。研究發現，臺灣除了各地超標嚴重，PM2.5風險分配呈現農業縣市被石化與高耗能產業污染，陷入高PM2.5污染災區與低所得、低教育程度與醫療資源的風險分配不正義。主管機關是在跨界風險知識不足下進行PM2.5治理決策。政府甚至高課責性知識進行界線工作，不確定性知識採取觀望，造成治理遲滯；價值歧異知識缺如，無法掌握民眾感知對症下藥，使得治理信任降低。受限於PM2.5跨界風險無知，主管機關與政府之治理手段往往捉襟見肘，尤其是缺乏健康風險論述，來與經濟論述論辯和挑戰BACT的管制天花板。縱使近年來主管機關

積極引進公民參與或提出授權地方都效果有限。政府唯有認真面對，從充實跨界風險知識開始，才能解決PM2.5風險治理決策無知困境，提升空氣品質，保障臺灣民眾健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