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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批評、哲學與文化：墨子刻先生中文論文集

為了解決Escape 評價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本書多數的文章是參與1980至1990年代臺灣社會有關「民主化」辯論，各文建議如下：一、政治批評形塑了思潮，而無論在東方或西方，思潮常常和經濟發展或政府政策同樣地會影響到歷史進程；二、東西方的思潮均無可避免地基於哲學觀念，亦即人類對普遍處境的一些想法，像現代人權或儒家天地人等觀念，它們對所有人來說，都被當作是客觀真實的、道德上必要的，以及以開明的方式來討論未知之事（即認識論）來呈現自身；三、雖然所有的哲學觀念都宣稱是以尋求普遍真理為目標，它們也深受文化傳衍觀念之影響，而不同的文化對哲學會有不同的想法；四、新儒家重要的歷史研究顯示，儒家文化不僅由「三綱」那樣的權威主義所構成，也包括以「自作主

宰」的能力來批判政府的信念；五、然而他們對儒家文化的分析，包括他們所提出影響深遠的「內在超越」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經驗材料，使他們無法清楚認識儒家文化與西方自由主義現代性之差異；六、儒家文化像全世界所有文化模型（包括西方的啟蒙運動）一樣是個可以辯論的複合體，它持續地鍾情於一種「轉化的」、「柏拉圖式」烏托邦的政治批評，而非「調適的」、「亞里斯多德式」的漸進主義；以及七、這一種儒家的轉化精神深深地影響現代中國思潮，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傳統主義或反傳統主義。   重量級學者好評推薦   　　在當代中國思想史家中，墨子刻教授是相當獨特的一位。墨教授早年受到左派思想的影響，嚮往平等、人

道的社會。後來在唐君毅等人的影響下，轉而傾向發掘儒家的底蘊，並積極認定儒家至今仍有其活力。但墨子刻教授受西方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浸淫很深，認同「西方認識論大革命」的觀點，強調政治中「審慎」的重要，對儒家的「樂觀主義認識論」及傳統的烏托邦政治精神，保持相當的警覺。 　　墨子刻教授的文章立場鮮明、富挑戰性。他與馬若孟合撰的《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近況》曾引起世界漢學界極大迴響。而他的《擺脫困境》一書出版之後，美國的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曾出版專號討論回應，非常罕見。 　　收在本書中的許多文章，基本上反映了墨子刻教授上述的關懷，不管是贊成或反對，都值得一讀。──王汎森（中

研院前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墨子刻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大師級的思想學者。多年以前，他就預見到美國正在陷入一場深刻的文化危機，這場危機正在以比人們想像中還要快的速度到來。他指出，當今西方世界，要絕對自由而放棄文明教養，把平等與個人自由予以絕對化，是現代左翼自由主義的基本趨勢，在他看來，文明是自由主義的界限，也是自由主義的必要條件。一個人如果只知個性自由放任，放浪形骸，而沒有教養與文明修養，幾乎與動物無異。墨子刻對這種抹殺古典文明精神，並日益成為美國知識分子主流的進步主義的左翼思潮，始終持相當強烈的批判態度。他多年前的預見，現在在美國可以說是不幸而言中。 　　墨子刻先生的思想屬於

保守主義，但他對那些對貧富差距無動於衷的美國保守主義者，也保持獨立的批評態度。 　　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如何在兩者之間實現平衡，有沒有更合適的思想選擇？有沒有可能採取這樣一種立場：在社會道德生活層面，主張德性化的文明生活，在經濟領域又不那麼無限的自由放任，把自由主義的德性主義，與公平精神結合起來？墨子刻先生在他的著述中，不斷環繞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探索。他的探求也會激發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度思考。 　　墨子刻教授多次來到中國大陸，每次與他暢談，都有一種如沐春風之感，他是我所認識的少數對中國文化與當代中國思潮研究都有透闢見解的美國學者之一。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對於中國現實發展的關注，對中國問題的同情理

解，完全不同於那些指手劃腳的美國政客。 　　他的思想最大的吸引力就在於觀點犀利，充滿深刻的智慧與洞見，並且總是與實際生活有著密切的關聯。閱讀他的書，讀者的思想可以隨著他的文字，從容地翱翔於思辨與現實之間。──蕭功秦（中國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代表學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作者簡介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   　　1933年生於德國柏林，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現已退休，定居臺灣。墨子刻為知名漢學家，著有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 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The Ivory Tower and the Marble Citadel: Essay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Our Modern Era of Interacting Cultures 等書，對於中國官僚體系、儒家思想與文化、烏托邦主義等議題有深刻的探索。   編者簡介   黃克武   　　1957年生於臺北，美國史丹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以及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專長為中國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知識分子研究。著有《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等專書，並且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編者序  墨子刻序（劉紀曜譯） 第一部分：政治批評 從約翰彌爾民主理論看臺灣政治言論：民主是什麼──一個待研究的問題 道德與民主的辯證  關於中華民國戒嚴法及政治發展的報告  責任倫理與民主文化面  中國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政治之發展有關「政治發展與知識分子的角色」之辯論  （1）政治發展與知識分子的角色  （2）「保守」與「保守主義」是不同的──兼答張忠棟教授 （3）再論政治批評的風格：答張忠棟、康勤、廖仁義

諸先生  為什麼美國對中華民國有偏見？  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現代化與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傅偉勳教授說幾句話  中華民國正負兩面評價與知識分子的自覺問題：回應陳其南教授 第二部分：哲學 形上思維與歷史性的思想規矩：論郁振華教授的《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中國現代哲學的沉思》 道統的世界化：論牟宗三、鄭家棟與追求批判意識的歷程 中國的哲學一直活著！──訪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談中國的新儒家 關於話域概念及其他  當代自由主義的困境──論海耶克、約翰．鄧恩、羅爾斯和羅蒂  第三部分：文化 烏托邦主義與孔子思想的精神價值  孔子思想的國際性意義  中國歷史脈絡中的西方公民社會

概念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覺問題  胡國亨思想的價值：《胡國亨文集》序  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路向──必然的趨向與自由的範圍  中國文化與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  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問題：一個休謨後的看法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序 《自由的所以然》序 《同盟會的革命理論》序 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近況 專有名詞索引  人名索引

Escape 評價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歐洲自駕旅遊動機、旅遊偏好型態及旅遊滿意度之研究

為了解決Escape 評價的問題，作者楊淑美 這樣論述：

國人赴歐自助旅遊蔚成風氣，在交通移動工具的選擇上，除了採取傳統大眾運輸工具外，採取自駕旅遊比例也逐漸提升，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以自駕旅遊方式進行歐洲自助遊客之人口背景及動機分析，與選擇歐洲自駕旅遊方式所呈現之旅遊型態偏好差異，以及歐洲自駕旅遊體驗之滿意度。本研究為量化研究取向，透過發放網路問卷調查法，以曾到過歐洲自駕旅遊的國人作為實證研究對象，共回收到213份問卷，受試樣本以SPSS18.0進行分析，採用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相關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實證結果為：在歐洲自駕旅遊者不同背景變項中，旅遊動機在「職業」、「月收入」有顯著差異。旅遊偏好型態在「年齡

」、「教育程度」有顯著差異。而旅遊滿意度則在「平均單次出國旅遊總花費」、「於歐洲從事自駕旅遊時行程安排天數」、「於歐洲從事自駕旅遊時平均單次旅遊花費」有顯著差異。歐洲自駕旅遊的旅遊動機則以「逃避與尋求放鬆」影響最為顯著；旅遊偏好型態以「自然生態型」影響最大；旅遊滿意度以「整體評價」影響最大。旅遊動機中的「自我實現及成長」對旅遊偏好型態中「深度知性型」有顯著影響，旅遊偏好型態中「自然生態型」對旅遊滿意度中「心靈感受」及「整體評價」有顯著影響，旅遊動機中的「體驗當地文化、環境及從事不同活動」對旅遊滿意度中「整體評價」有顯著影響。研究結論，可提供欲以自駕方式至歐洲自助旅遊者作為自我評估及旅遊規劃之參

考。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生活曾經這樣

為了解決Escape 評價的問題，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這樣論述：

格林的文學創作和成就與他的思想矛盾甚至精神疾患息息相關、互為表裡，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小說，而他本人活脫脫就是他作品中的人物。在他人生和創作的晚期，他特意靜下心來，對自己的人生和思想經歷細說從頭，從而成就了兩本作家自傳領域中的傳世名著：《生活曾經這樣》（1971）和《逃避之路》（1980）。 《衛報》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老實不客氣地將其稱譽為“自傳作品中最出色的成就之一”。在《生活曾經這樣》中，格林追憶了自己的學生時代和牛津歲月，如何在青春期就邂逅了精神分析和俄羅斯輪盤賭，他的婚姻及皈依天主教的始末，以及他的第一部小說出版後如何匆忙從《泰晤士報》辭職成為專業作家的經過。“寫作《生活曾經這樣》…

…從本質上說就是一種精神分析。我走過了漫漫的時間長途，而我本人就是我筆下的一個人物。”——格雷厄姆？格林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 英國大師級小說家。他悲觀厭世到極點，卻又最關注靈魂的掙扎和救贖；他的作品中“惡”無處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墮落比比皆是，可最驚心動魄的卻是個人內心的道德和精神鬥爭；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瑣、絕望至頂點，可是污泥中卻能綻放人性的光彩；他稱得上是二十世紀最嚴肅最悲觀最具宗教意識的作家，可同時又是講故事的聖手，是二十世紀整個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應的大師級作家之一，亦是英國二十世紀讀者最多的小說家之一。 譯者後記 正讀To

lkien’s Gown & Other Stories of Great Authors and Rare Books的時候，譯文出版社來人了，要我就格雷厄姆·格林的《生活曾經這樣》(A Sort of Life)寫篇譯後記。前書的中譯本《托爾金的袍子》，他們已經出版了，我想編輯們和讀者必已注意到，1988年，納博科夫的首版簽售本《洛莉塔》被書商以3250英鎊(相當於5900美元)的價格，上榜出售。幾星期後，格雷厄姆·格林致信書商說，上榜的並非《洛莉塔》首版，他手裡有奧林匹亞公司真正的兩卷本首版(其實未必，在寬容的法國，此書1955年已出版)，上有作者題簽：“書贈格雷厄姆·格林，弗拉基米爾·

納博科夫。1959年11月8日。”題簽下方，納博科夫繪上他那招牌式的蝴蝶，附言：“齊腰處蹁躚的燕尾翠蝶。”作者把納氏這段簽贈文字影印于書名頁左上方，以為佐證。(納氏那字跡使我想起咱們中國的英語大家王佐良先生的書法。格林本人的蠅頭小楷至少同樣眇細難辨。)格林後來還把納博科夫此書推薦為1955年度首選佳作，在檢禁制度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的英美社會，激起一番小小的騷動。 書商跟格林邊呷伏特加，邊談價錢，最後以4000英鎊成交。有意思的是，談興一濃，說起對作家的評價，格林承認：“康拉德和(亨利·)詹姆士是一流小說家。本人屬二流。”   這個格林好有自知之明!從伍爾芙和喬伊絲，到愛麗絲·默道克到金斯利

·埃米斯，這些作家的作品都難入格林法眼，這會兒才難得說了句自謙的話。格林多產，從25歲發表第一部作品，到2005年(死後14年)最後一部出版，很多時候是一年寫出一部甚至多部作品。評界承認格林有“編織”(“文本”者，text也，源於拉丁語的“編織”)故事的出色才能，但對格林創作成就的評價歷來不乏爭議。一說多少傾向於貶，鑒於作家寫了太多的懸疑類間諜小說，說格林有點像個娛樂讀者的melodramatist(譯不好，被迫“夾心”)，因而由文字改編成電影者尤多。若論文字，實用有餘，可動俗眼，但工而入逸，自成一格的妙品寥寥 (格林密友Evelyn Waugh語);左翼人士，如特裡·伊格爾頓，不但譴責格林加

入共產黨僅6周即匆匆回歸體制的政治取向，更指出如此朝三暮四必然在作品中表現為是非和善惡的淆錯。另一說強調他的文學性，特別是他擅寫創傷心理、生死象徵、善惡隱喻和宗教焦慮; 而英國式的冷嘲文字，也被他用得淋漓盡致。美國性感女星媚·維思特(Mae West)是二戰時期飛行員的救生“小背心”，說話也特別潑辣、慧黠，留下名言不少。強中更有強中手。格林說她忸怩作態的模樣，活像“一條吃撐了的滾圓肚子大蟒”(overfed python)。至於評論童星秀麗·鄧布林小小年紀就會“若真若假賣弄風騷”(dubious coquetry)，更給他惹來官司纏身。 特別是格林的短篇，早期評家都不看好，認為大多是為長篇熱

身暖筆。儘管格林自稱為取悅未來的妻子，同時也為“打發時光”，才受洗入教，儘管一生與教廷摩擦不斷(保羅六世可謂例外)， 早期評家寧可集中注意力于格林作品中罪孽與救贖的宗教主題，把格林認定歸類于“天主教作家”。可是值得讀者和出版人注意的是，如評家Richard Kelly所言，短篇可能成為日後格林研究中的重點：“作為一個總體，格林的短篇是部長達一生的心理劇，反映出他嗜刺激、旅行和寫作三者如命。更有甚者，這些故事表現出格林在永無休止地與童稚時代的心魔搏鬥，還顯示他把這些鬼魅化作筆下角色和主題以及再往後塑造成宗教、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能力。”格林自己也說 (見1967年《短篇小說集》前言)：“我認為與《破

壞者》、《勒佛先生的一個機會》、《花園底下》和《八月賤賣》(筆者注： 四種皆短篇)相比，本人沒寫出過更好的作品。” 這兒譯出的《生活曾經這樣》是格林自傳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元初回憶是童車(象徵禁錮)和狗屍(象徵死亡)。所以，第一，讀者可以此為線索，隨著作者一起探索纏擾格林一生的“躁鬱症”(bipolar disorder, 也有專業人士譯作“雙極性情感疾患”，指週期性情緒過度亢奮或低落) 的成因和發展。成因中是否既有祖上行為乖張拗捩，脈絡未斷，又有父母近親結合，遺下駘蕩浮漫性格?躁郁襲來時，甚至異想天開要去開家妓院。 還有，獨特的寄宿學校特別是公學制度、鞭笞學童、恃強淩弱，有人說這些曾是英國

民族性的一部分 (詳見Peter Mandler 2006著《英格蘭民族性——從伯克到布雷爾》)，是不是也會導致躁鬱以至於小小年紀六次自殺未遂?其實格林父母並不特別悍鷙，躁鬱和孤僻之所以日甚一日，更多來自寄宿學校猥鄙環境中的格格不入和被同學孤立淩虐的經歷。筆者當年在中國國民小學的經歷也差不多，挨了“打手心”和“立壁角”的懲戒之後回家，老祖母居然叫好不迭，說“老師打，討來打”(指付了學費買回)，倒也不曾因此尋死覓活。反而是體罰已經基本成為歷史的今天，過分的課業壓迫和升學焦慮，是不是也會導致性格畸形，甚至造成青少年自殺的社會問題?——雖說拿支左輪手槍玩“俄羅斯輪盤賭”的創意，非有格林式的想像力不可

。 第二，除了“躁鬱症”這條線索，格林記憶的蜂巢裡還有眾多童年讀物營造的巢脾： 哈葛德、司各特、斯蒂文森、布肯等等。獨自躲進故鄉公地的草莽，一邊讀冒險傳奇故事，一邊自導自演一幕又一幕的心理劇，追求刺激的性格由是養成，而一生氣運終歸於此，也就沒什麼奇怪了。鄙人幼時也愛拿掃帚當寶劍，持厚重的門閂當大炮，遊戲效摩書裡讀來的情節，一會兒扮演法國劍客，一會兒反串“荒江女俠”，惹得二姐嗤笑。“以他人自居”(identification，業內亦稱“定向統合”)，據說是兒童從“性蕾期”開始就萌發的心理活動，其陶鑄功能不可低估，又一例也。只看日後環境如何冶煉兒童了。是把兒童投入自由天地，還是放進高壓鍋烹煮，結

果可能大不相同。 第三，讀者不妨等待格林自傳續集Ways of Escape譯出，再來重讀《生活曾經這樣》;或者找來為格林本人認可的傳記作家Norman Sherry教授的三卷本《格雷厄姆·格林的一生》，對照著讀，方可對本書的價值作出比較客觀的判斷。大凡自傳，不可能只是普魯斯特所說的mémoire involontaire(非意願記憶)，而是像格林在起筆之首承認的，“必有選擇性”。賢明的讀者自能從已經寫下的內容中去挖掘作者有意遺忘或忽略的內容，也就是從回憶探究遺忘 (to infer what is unsaid by what is said)。譬如說，格林可以把老家花房裡的一把椅子描寫得

具體而微，兒時的性萌動和婚前豔遇也交代得巨細靡遺，但是對於如何追求Vivien，如何寫過數以百計的情書(有時一日三封，用詞重彩濃墨，稱呼對方是“You glorious, marvelous, most beautiful, most adorable person in the world. You are simply the symbol of the Absolute”或“Dear love, dear only love forever, dear heart's desire”——詳見Richard Greene 所編Graham Greene: A Life in Letters

)， 直到最後結婚的這一段經歷卻語焉不詳。在他筆下，婚姻只是格林皈依天主教的引渡由頭，至於婚後生活更是一筆帶過：“I married and I was happy”。一個躁動的靈魂試圖泊停在婚姻和信仰的港灣，誰知亢奮過去，隨後是更深沉的抑鬱，於是分居，信仰則是從一開始就帶有懷疑主義 (格林自稱“天主教不可知論者”[Catholic agnostic],而Walpole等人稱，格林更傾向於接受Quietism [靜修主義]甚至Deism[自然神論])。無怪乎，格林求愛之初以及提出與妻子分居之際寫去的信中，歉疚之意躍然紙上。前者用“I really am very sorry”，後者用“I ca

nt tell you how sorry I am”。業鏡高懸，人命有數，畢竟躁動的秉性是世間任何東西都擒拿不住的。 讀這部格林自傳，是否可從以上三點契入，意淺識薄，試質之讀者諸君，或有會乎? 本書翻譯過程中，同仁沈黎教授謙虛，索去譯稿對照原文閱讀，說是“學習”，結果指出數處漏譯，又對譯文提出一些寶貴修改建議，謹表感謝。 陸谷孫  

明清政權轉移之際的孔有德

為了解決Escape 評價的問題，作者許惠婷 這樣論述：

晚明宮廷與政治鬥爭頻繁，隨著努爾哈齊崛起帶來龐大的軍事壓力，遼東邊防亦成官員間的角力場，終至守邊大將陸續求去或遭遇不測。特別是在皮島，以毛文龍個人關係構築起的邊防網，在其遭斬殺後瞬即崩解；而其養孫孔有德以其極重義理、勇於任事的人格特質逐漸嶄露頭角。吳橋兵變是孔有德一生關鍵轉捩點，在窮途末路之際歸降金國，從此對金國竭盡所能，鞠躬盡瘁，與皇太極的互動隨處可見其拳拳之心，其砲兵部隊亦成為金（清）政權重要的軍事力量。孔有德與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並列漢人藩王，更是清朝第一位掛帥出征的漢人將領，在桂林城破時選擇殉國，與其叛明形象大相逕庭，亦充分展現其重視知遇之恩的面向。近年來，重視將歷史人物或事件放入

歷史脈絡中的歷史記憶研究頗為盛行，本文亦將孔有德放回當時的歷史脈絡中重新審視，梳理其叛眀降金的過程，並討論清朝官方對其評價的轉變。同時，試圖跳脫傳統道德觀，從時代的脈絡中，重新檢視孔有德，或從時代的需要中塑造孔有德的再認識，能夠較完整的建構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