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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程明修所指導 陳仲妮的 胚胎保護與基本權衝突－兼論國家對胚胎之保護義務及其司法審查 （2016），提出ES240 避 震 器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胚胎幹細胞、體細胞核轉植、人性尊嚴絕對性、預防原則、保護義務、研究自由、基本權之預先效力、立法形成自由、禁止（保護）不足。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劉雅靈所指導 黃富娟的 墨西哥與台灣石化產業發展路徑分歧與經濟結果的比較，1980-2010：市場、國家與階級聯盟 （2014），提出因為有 石化產業、市場結構、墨西哥石油、台灣中油、階級聯盟、國家的重點而找出了 ES240 避 震 器的解答。
胚胎保護與基本權衝突－兼論國家對胚胎之保護義務及其司法審查
為了解決ES240 避 震 器 的問題，作者陳仲妮 這樣論述：
從上世紀後葉的人工生殖、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到本世紀方興未艾的胚胎幹細胞培養、無性生殖等醫學技術，一波波帶來令人不可思議的研究成果。然而，胚胎幹細胞研究不時會被認為係殺雞取卵，甚或有人認為是藉由殺人來救人，故研究所伴隨的爭議從未停歇－胚胎是不是人，或者什麼時候才受生命權之保護等。認為胚胎是人，當然就享有各種基本權利；反之，若主張胚胎是物，就可以在合於法律的範圍內任意處置。不過，除這兩種不易為大眾所接受的觀點外，其他關於胚胎地位的理論也幾乎無一完美。本文認為，不去論斷胚胎是否為人，也不以非基本權主體即為客體的二分概念，以胚胎有成為人的可能而給予某種程度的保護，也許可以降低爭議。同時，由此定位所
衍生之影響，亦不會造成現行法體系間的不一致。至於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的研究所涉及的人性尊嚴爭議，同樣複雜而難解。即便一直為德國通說見解所主張的人性尊嚴之絕對性，在近年出現的幾件廣受矚目之案件後，也引起對人性尊嚴有無例外可權衡性之爭辯。本文認為，將人性尊嚴納入利益衡量，不必然使人性尊嚴之保障相對化。胚胎幹細胞的研究，也包括為未來病人的人性尊嚴和生命保護服務，因而不應將其簡化為「學術自由或胚胎尊嚴？」的問題。人工生殖後無法避免的剩餘胚胎，本文認為，可以基本權之「預先效力」予以保護。此種兼有保護和限制的見解對於體外產生的生命別具意義。就病患的生存權、健康權，和治療期待權而言，固然原則上都很難推論出有向國
家請求特定治療以恢復其健康的權利。不過，透過要件之嚴格化，本文認為原屬客觀法的保護義務，將可轉化為人民可透過請求國家維持其符合人性尊嚴最低生存條件的主觀公權利。由於對胚胎幹細胞之研究尚有許多的不了解，和對發生損害蓋然性的不確定，對於此類研究的管制措施，即有預防原則的適用。不過，當國家在採取預防措施時，通常意味實害尚未發生。因而，在進行這些具有干預性質的公權力行為時，都必須具備符合憲法的正當化事由始得為之。完全禁止胚胎幹細胞研究固然可以保護胚胎，也可全然排除研究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但可能付出的代價就是，相關的醫療進展恐將停滯，病患的治療期待也將落空。由於「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政策指引」之
規範位階不足，除訴諸專業自律和職業道德外，並無法合憲地限制對胚胎幹細胞之研究自由，對胚胎的保護效果自也有限。鑑於法律保留原則，擬以在日本行之已久的行政指導替代法律而作為長期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軟性（限制）規範，恐非長久之計。
墨西哥與台灣石化產業發展路徑分歧與經濟結果的比較，1980-2010：市場、國家與階級聯盟
為了解決ES240 避 震 器 的問題，作者黃富娟 這樣論述：
本論文旨在探討1980年中期的「關鍵時期」（critical juncture），墨西哥與台灣相繼從國家-發展主義（national-developmentalism）轉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過程中，為何石化產業會從1980年以前發展路徑的相似，走向發展路徑分歧與迥異的經濟表現？基於市場創發並不始於轉型期，本研究提出三個變項---市場結構、國家與階級聯盟，形成的一組因果關係作為分析架構，試圖去論證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套「經濟政策架構」與「治理理念」在進入國家內部之後，並未造成新古典經濟學宣稱的發展路徑趨同。實際上發展型國家在建立初期的歷史制度與脈絡特定的鑲嵌，已揭示轉向新
自由主義必然遇到的阻礙。因此沒有兩個國家會走向發展路徑趨同的結果。 本研究試圖透過三個變項形成的因果關係，說明：第一，國家對於石化市場的自由化改革如何重構一個治理結構，並影響國家與企業進行生產協調的意願？同時也試圖釐清市場結構、石化產業運作邏輯以及經濟表現之間的關聯性？第二，國家為何選擇這一種、而非另一種政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理念作為治理的基礎知識應用，也會受到技術官僚的專業知識與對理念認知深淺的差異，鑲嵌到政策內容，形成理念對政策的構成性效果。此一效果又受到國家內部結構與政策成本的牽制。第三，最終國家無法落實國有石油企業產權私有化，是否真如自由主義所言，必然受到國家干預時期創造的發展型聯盟
的牽制？ 研究發現，兩國在上游國有石油企業產權無法私有化之下，取而代之走向推動組織重組來提振效率，並分別引進墨西哥的「委包制度」與台灣「公私雙軌體系」，並無可避免地形成國家與市場協調的混合市場經濟（Mixed-Market Economies, MMEs）。問題是，墨西哥使用市場機制拆解生產鏈並落實委包制度，未能誘發公私夥伴合作關係，主因是原料供應價格、勞資衝突與國家控制供應端的再管制措施；反之，台灣發展出雙體系寡占的市場區隔與各自體系的關係契約與內部價格作為協調機制，呈現較為有效的國家干預。 那麼國家治理的政策偏好如何形成？墨西哥新古典經濟學技術官僚對市場理念高度推崇。但受到石油出口作為
國家稅收來源的牽制，做出重石油、輕石化的政策；反之，台灣理工技術官僚延續發展意識，他們熟悉產業特性與技術知識，並致力維繫生產鏈整合與供應穩定度作為因應市場競爭的利基。最終，兩國都受到歷史制度與脈絡特定形構的關係結盟與鑲嵌情境的影響，形成促進與抑制政策走向的力量。墨西哥與台灣都在黨國時期，選擇與資本家和工會結盟，以創造的不均衡的發展結構。但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帶來國家與階級聯盟的關係內容與鑲嵌情境的轉變，且國家也無法避免必須與中產階級鑲嵌，並在此一階段形成國家與三組階級聯盟的互動關係。 研究發現，墨西哥石油工會與政黨之間的政治侍從關係，結合中產階級對於私有化負面觀感和國族主義的理念鑲嵌，壓倒
了國家與資本家企圖推動產權私有化的企圖；反之，台灣的石油工會善用黨國時期與政黨發展出的特殊情誼，阻止私有化法案通過，石化企業則因為歷史上長期接受中油補貼造成的依賴心理，也反對產權私有化。最終形成工會與企業在反對中油產權私有化議題上的結盟。除此之外，國家與特定階級的結盟關係與鑲嵌內容，更說明了支撐市場運作背後的結構特徵與價值共識的來源。 本研究透過三個變項形成的作用關係，說明了新自由主義進入早期的發展型國家，如何限制國家的政策選擇、影響市場結構的形成，並引導兩國石化產業走向發展路徑與經濟表現的分歧。最終，本研究論證了市場創發並不始於轉型期，兩國在轉向新自由主義階段展現的政策偏好差異，事實上源自
於發展前期的歷史制度和脈絡特定的階級關係，結果是沒有兩個國家在轉向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會走向發展路徑的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