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駕照體檢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各種有用的問答集和懶人包

酒駕調查程序問題之研究

為了解決高雄駕照體檢的問題，作者謝旻霓 這樣論述：

酒駕肇禍事件頻傳，在媒體大力渲染的報導下引發民怨沸騰，致使立法者祭出重刑化的修法手段，以求遏止酒駕案件之發生。惟對於此一重刑化的修法思維，即便先撇開嚴刑峻法能否有效降低酒駕之疑慮不論，在實體法之處罰如此嚴厲的情況下，不禁也讓筆者開始反思，在調查程序上有關強制處分的發動、酒駕行為之證明等，是否已相對完善而足以確保制裁之正當性，故而著手針對取締酒駕案件中所涉程序轉換之爭議、吐氣測試與不自證己罪之關係、強制抽血酒測之合法性以及酒測值得否回推計算等問題進行探討與分析，並提出相關之修法芻議。 首先，因酒駕案件之調查可能涉及行政調查與犯罪偵查程序之轉換，然學理上大多認為因我國對於酒駕行為之

處罰係以行為人體內酒精濃度之高低，分別為刑罰或行政制裁，故僅當駕駛人之酒測值已達刑法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法定標準時，始有刑事犯罪偵查程序介入之必要。惟本文認為，所謂開啟刑事偵查程序之初始嫌疑，並非即是必須建立在行為人體內酒精濃度之認定上，且因現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規則第114條第2款與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法定酒測值十分相近，提高了執法警察於個案上判斷之困難，本文認為基於保障人民權利之考量，當執法警察認為有必要干預某個酒駕行為時，即係刑事偵查程序介入之時點。 其次，因吐氣測試係一採集行為人體內酒精濃度較有效率之手段，故而向來在交通實務上被廣泛採用。然而此一主動型身體

檢查措施，在主動基準的觀點下，著實隱含了牴觸不自證己罪保障之危機。對於兩者之調和上，本文認為學理上有關「強制性吐氣測試合憲性解釋」之說法，除事實上根本無自願性吐氣之可能外，更容易使得被告誤以為自己有配合吐氣之義務，前階段將酒測器強制放入其口中之作法，毋寧是強制手段的前置。是以，本文以為吐氣測試僅能在確保被告係自願性同意時始得為之，且為了彌平資訊上的落差，國家機關有先踐行告知義務的必要。 第三，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強制抽血酒測之規定，自制定以來即已屢遭學說之批評，除實質要件規範密度過低外，於程序發動上亦未採取法官保留模式，不當地承認檢察官在非急迫情形亦得享有身體檢查處分之決定權。此外

2017年8月德國刑事訴訟法第81條a第2項之規定，將交通實務上對於酒駕案件之調查，皆係由檢察官及其偵查機關動用急迫權限為強制抽血之現況予以明文化，以合於採證即時性之需求。對此本文認為，一般而言，抽血處分不會對被告之生命、身體產生危險，且合於採證有效性及即時性之要求，故未來我國應仿照德國上開規定，例外肯認警察機關享有不待令狀自行決定抽取血液之權限。 最後，酒測值得否回推計算之爭議，本文係以近五年之實務判決作為分析之標的，而目前似以「贊同」回推計算被告酒測值之見解佔較多數，惟因文獻上對此議題之討論不多，本文亦不敢妄言何種看法才是正解，故僅就研讀上開實務判決所得之啟發，於論文中提出可

能的思考方向。

酒後駕車政策與實務研究-以抽血採樣為中心

為了解決高雄駕照體檢的問題，作者盧慧怡 這樣論述：

酒後駕車的取締一直為實務上所著重的重點之一，酒精濃度亦是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在科學時代為偵查不可缺少的手段，然其採樣的方式雖多樣，在其身體採樣尚並未有獨立的規範，然我國乃著重於呼氣及血液，以其對於人身的採樣作為揭開的序幕。隨著酒後駕車政策的導向，對於人身強制抽血採樣的發動，除以性質上具爭議的道路交通處罰授權警察發動強制抽血外，為了避免駕駛人花錢消災而對於拒絕呼氣檢測者，適用於刑事訴法的規定而轉由檢察官核發對於人身侵害強制許可書，是以強制抽血成為檢警專斷的利器，採樣上莫過於會對人身造成基本權的干預，毋寧另人思考對身體採樣涉及人身自由、身體不受傷害、不自證己罪及新興的資訊自決等的影響。顧綜合

上述單就強制抽血採樣之行為，依法律之性質即賦予三種身分警察、檢察官及法官擁有決定的發動權，蓋強制性血液採樣具有人身基本權之侵害，是否應需具備法官保留之適用，才足以保障基本人權，或者允許急迫性情形、其他情狀而特別使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有發動採血的例外情形存在；另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規範，血液採樣的要件為肇事，肇事對於他人法益侵害程度較高，此時對於程序的保障卻相較輕微；在酒後駕車政策的更迭當中亦深深影響執行的方式，以酒精濃度為入罪的導向，勢必以取得酒精濃度值為主要的目標，而不在判斷是否具不能安全駕駛，以此目前杜絕判決上爭議，其中藉由日本、美國及德國等國家酒後駕車的政策及執行方式的介紹，看在

各國不同的立法政策中是否有可供我國借鏡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