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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台灣金融自由化的歷史制度分析

為了解決高雄漁會紓困的問題，作者張珈健 這樣論述：

本研究嘗試建立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的因果關係，並找出影響官僚自主性的制度性因素，藉此對台灣金融自由化所面臨之危機提出整體一貫的解釋。官僚體系經常必須解決自主性過強或太弱導致的危機，亦即「國家自主性的雙重面貌」，於是政經行為者如何處理官僚自主性內在矛盾將直接影響金融改革表現。追求官僚體系內部團結會降低金改政策執行的制衡力量，增加官僚獨斷濫權的風險；強化官僚體系內部制衡時，則相對減少官僚推動金改時面臨外來干預的抗衡力量，提高政策被滲透或扭曲的可能性。1949年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疏離於本土社會，迅速國有化金融體系輔以專制暴力隔絕外在的尋租壓力；另方面則將分屬不同派系的黨籍官僚混編至重要金融及行庫

要職，藉由派系相互監視的機制避免官僚濫權。這種利用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派系關係、外來政權特性所構建的金融治理網絡，亦即「網絡化金融統御」，兼顧官僚體系的組織一致與內部制衡，於焉確保金融官僚既獨立又自律的統理金融改革。隨著冷戰終結、威權轉型，國民黨政府內的主要統治派系在權力繼承鬥爭時，基於政權維繫而選擇鞏固網絡化金融統御的團結，以中常會/黨管會為樞紐凝聚黨、政、商三系一體主導19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組織一致的黨籍金融官僚指揮金改時高度獨立自主，卻無可避免的籠罩於黨國濫權陰霾。拜國民黨內部分裂而在2000年猝然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缺乏駕馭官僚體制的經驗於是廣泛結盟外部政、商、學界力量，雖然意外的重現網

絡化金融統御之派系制衡，卻沒有及時演化弭平政策衝突的機制。內部分歧的金融官僚在改革過程經常面臨政令不一致，因而傾向自我約束甚至放棄管理市場秩序，讓金融自由化不可或缺的再管制付之闕如，也就使兩次金改受迫於各方勢力的扭曲與滲透。

傳統文化觀光與文化產業發展之探討-以高雄市愛河流域下游為例

為了解決高雄漁會紓困的問題，作者洪登欽 這樣論述：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針對，目前政府部門的發展計畫為本研究的主軸。在本研究提出了對高雄市文化產業發展的初步探討，以及愛河流域下游傳統文化觀光及地方文化產業發展的探討。愛河流域下游所探討的地區，主要以鹽埕區、愛河東岸、中都工業遺址、哈瑪星及旗津臨水岸區、高雄舊港區等區域，做為探討的範圍。首先，以相關發展理論做為本研究的依據及案例的分析做為借鏡學習目標；本研究的案例引用了「南韓2002年世足賽的行銷及文化產業的發展」、「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行銷」、「德國魯爾工業區再造的策略」、「英國創意產業推動經驗」等四個案例。 對於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指標分析，初步引用了Richard F

lorida提出的『創造力指標』概念，並運用了該理論中「波希米亞指標」及「人才指標」為判斷高雄市的創造力指標，經分析結果後發現以視覺藝術、建築、生活產品這三大類，是高雄都會區中大專院校科系所佔的比例最高；在「人才指標」方面，高雄市大學學歷以上人數佔全市6.88%、而台北市為16.58%、台中市為8.39%、台南市為5.55%，顯示出高雄市高素質人口比例遠不如台北市，甚至低於台中市。 經綜合分析之後，提出六大項合適於高雄港市創意產業的發展範疇，分別為「文化觀光類」、「工藝與設計類」、「視覺藝術類」、「建築類」、「生活產品類」、「印刷出版類」六大項。在愛河流域下游部分，經由實地

訪查，並依楊敏芝所提出的地方文化產業三大分類，分別是(1)地方傳統文化產業(2)地方觀光文化產業(3)地方文化活動三大項做為分類，整理出該區域可供發展文化觀光的文化產業資源。特別是鹽埕區保有許多當年興盛時期具特色的行業及歷史建築，這些資源都是高雄市其它行政區域所沒有及難以複製的，對於這些資源應有具體的保存構想，如能將這些資源做適當的整合，必定會是發展文化觀光及文化產業很好的資源。 根據本研究田野調查結果，鹽埕區有多條具特色的產業街道、歷史建築、老行業、飯店及旅社等，但這些產業或建築物也因鹽埕區商業的外移、經營方式老舊，因而逐漸的蕭條、頹敗，若以發展文化觀光的面向及振興地方文

化產業來考量，並與高雄港區資源共同發展，這些資源均可促使地方經濟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