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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1927-1984）

為了解決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的問題，作者張宗坤 這樣論述：

解嚴前夕的1984年，勞動基準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論者多據此猜測：自戰後至該法制定前，保障勞工核心勞動條件的勞動基準法制並無可觀或變化之處；一切勞動保護皆因且皆自勞基法而生。透過台灣各圖書館、檔案管有機關與機構典藏的檔案證據、新聞報導與回憶史料，同時借鑑台灣法律史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嘗試反駁此一命題的同時，也將說明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政治意涵，從而顯現勞動法律史對社會史、經濟史和政治史的可能貢獻與對話關係。關於台灣勞動基準法制的發展脈絡，本文討論的時間範圍起自勞工法典起草的1927年，到勞動基準法制訂的1984年，並以勞動立法擬議、提出與討論的發動時機，分為五個時期討論：即1

927至1937年的勞工法典起草與工廠法制定期、1958至1961年的勞工法起草期、1964至1972年的第二次勞工法起草期、1969至1974年的勞工安全衛生法立法期，以及1973至1984年的勞動基準法立法期。透過清理與重構這段歷史，我嘗試將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脈絡，定位在冷戰戒嚴時期中華民國台灣國內勞動官僚與經濟官僚間恆常存在卻又相對隱蔽的衝突場域。此一場域中，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與兩難，透過各自在政府部門中的政治代理人傳遞、對話與交鋒。作為發展主義的遺產，此一場域在戒嚴後開始中介著勞資間長期受壓抑的必然衝突，儘管帶來順法鬥爭的紅利，卻也埋下法律拜物教與勞動法意識的後果。

環境議題與協力治理：以環境污染與環境影響評估為例

為了解決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的問題，作者鄭永志 這樣論述：

環境議題發展迄今逾30年，就時序上的發展，可以分為公害糾紛、環境污染管制、環境影響評估、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以至今日的永續發展。近年來的研究多以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為多。公害糾紛、環境污染管制與環境影響評估均經過逾二十年的執行，並未發現以改進制度進行的修法。雖目前除其制度環境影響評估仍時有爭議外，公害糾紛與環境污染管制的制度鮮少被提及，爭議的發生就有可評論制度的爭點，但是否鮮少被提及或未被關注，其制度亦未必合宜。本研究的研究範圍，選擇以公害糾紛事件處理、環境污染管制與環境影響評估三項環境議題的元老，希望引入協力治理的理論架構，提出環境協力治理的架構。本研究發現，環境污染產生的侵權行為，所可能侵害

之權包括國家環境權與他人生命財產權。於政府的環境責任，係以污染管制手段來保護國家環境權，而他人生命財產之侵權之本質則為民事，於環境保護業務上統稱公害糾紛事件。於公害糾紛事件處理，當環境污染事件發生之時，政府單位需要針對所轄管制業務蒐證，需確定是否違反環境污染管制法規，據以決定是否施以行政處分，同時公害糾紛事件所需要損害賠償的蒐證鑑定也必須進行，為其目的與要求與政府主管機關查處行政處分的要求並非一致，經由法規制度的分析，提出以專業人力配合委託—代理的模型，委託環境專業人力協力治理的模式，以避免現行制度政府進行蒐證鑑定介入私權糾紛的爭議。在污染管制方面，目前政府係以專案招標外包的方式的協力治理方式

，本研究亦就執行情形分析，提出配合專業人力資源之第三方協力審核的模式，以改善現行分包委外制度的缺點。針對環境影響評估的程序，本研究則認為目前環境影響說明(評估)書的產製應由環境保護主管機關進行委託以維權責的區分的精神，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則應納採以專業領域專家小組協力方式，以使環境影響評估之專家意見得以充分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