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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祕經驗知識論的兩盞明燈：聖女大德蘭及聖十字若望

為了解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問題，作者關永中 這樣論述：

　　◎中文世界首部剖析西方神祕靈修高峰聖女大德蘭及聖十字若望靈修體系的專著 　　◎以士林神學做基點，搭建當代神學和哲學間在理性與信仰間搭建溝通的橋樑。    　　作者關永中教授為台灣哲學界在知識論領域的專家，專精士林哲學，取得比利時魯汶大學神學、哲學博士，任教台灣大學哲學系、輔大哲學系，栽培眾多研究郎尼根知識論的研究生，此次耗十餘年心力，將聖女大德蘭及聖十字若望的神祕經驗，以知識論闡述，導引讀者輕鬆進入聖十字若望及大德蘭的靈修生命和神學逍遙自在漫遊的境界。   　　作者擅長將複雜的思想，以簡單圖表予以勾勒出來，這樣的學術能力，也運用到十字若望及大德蘭作品的理解，參見本書各章節的精采圖表整理

。   　　本書分三部，第一部剖析兩位密契主義大師的神祕經驗，總結於探討兩者在理智與神見上的共同體證。   　　第二部探討默觀，先述說聖十字若望從黑夜到黎明的默觀體驗，在論述大德蘭的靈心城堡達到的神婚境界，總結於兩聖對默觀的共同體認。   　　第三部進入最吸引人的部分：愛與詩心。作者先論述聖十字若望的愛的情傷與美的昇華，再談詩心竟能與同時代耶穌會創會者依納爵的神操在精神上有所交匯，進而探討聖十字若望的《靈歌》與另一位密契主義者托名狄奧尼修斯的理論如何產生交融。最後總結於聖女大德蘭跟聖十字若望都深愛的《雅歌》，從《雅歌》（舊約聖經中最神祕著作）、靈歌（聖十字若望的名詩），再到聖女大德蘭撰寫的《默

觀雅歌》，引領讀者明悟兩位聖人所經驗過的與神相通的苦、樂與狂喜。   　　最終的附錄並非只是附錄，乃是關永中教授專研《雅歌》   名人推薦   　　劉錦昌牧師 　　黃懷秋教授 　　加爾默羅會士陳新偉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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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岑高邊塞詩之治平情懷與域外視野

為了解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問題，作者陳濟安 這樣論述：

邊塞詩是最能體現盛唐氣象的藝術結晶，其中又以高適、岑參為代表，本論文並非單就其詩歌內容進行探討，而是聚焦於兩者作品裡所共同映現的文化論述與士大夫情志，以期建構唐人對域外之視野與想像，並得到下列三項主要研究成果：首先，隨著皇室的積極經略邊疆，唐帝國與周遭民族的軍事衝突也日益頻繁，戰爭所帶來的苦難，有違儒家仁愛精神，因此，高適與岑參遂以源自《春秋公羊傳》的尊王攘夷理論作為其敘寫主軸，申明華夏文化的優越與己方政權之法統，藉此闡釋王師征討異族之道德正當性，亦呼應早在《尚書》之中便已成形的弔民伐罪思想。其次，就士大夫個人情志言，兩者或作詩自薦、冀求援引，或以詩酬贈，勸勉故交立功揚名，或吟詠古今將帥之功

業，流露其矢志安邦定國的恢弘胸襟。對於當時的各種流弊，二人皆嘗提出諸多規箴，勸諫君王廣求民瘼、拔擢賢才，俾使內政清明，並須審時度勢，擬定足以根除邊患的戰略，具體展現儒生對於治國、平天下的崇高願景。再者，就域外想像言，高適、岑參共同遵循中原文人所固有的傳統，不論是在時序流轉抑或景域空間的書寫上，盡皆凸顯邊境蕭瑟悲涼的鮮明意象，深入探究兩者對於當地物產、文物之詮釋，可以清晰察覺蘊含其間的集體歷史記憶以及豐富文化內涵，足見唐人鑒觀異域、異族之感。

周易新繹：經傳編【下】

為了解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問題，作者吳宏一 這樣論述：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 　　一部凝聚古人哲學思想和生活智慧的經典鉅作   　　《周易》一稱《易經》，相傳是周文王根據伏羲所創始的八卦之說，加以演繹而成；當時所作的繇辭，已由宇宙自然而推及於社會人文，可以用來占測人事的吉凶休咎。後來經過周公的增訂和孔子的闡述，由原來的卜筮之書，成為五經之一，是修身齊家乃至治國施政的參考，更是儒門子弟的必讀經典。據說孔子及其儒門後學，曾陸續為它寫了解釋內容體例及各種疑義的文字，後人統稱為《易傳》。   　　《易傳》的產生，本來就是用來解「經」的。它的詮釋包括《周易》的思想內涵、八卦的性質及功能、易象的產生及推演等等。歷來對經、傳分合多有歧義，國學大師吳宏一

教授以為，經傳合讀比較能夠了解經文的意義與旨趣，又可省去翻檢對照的麻煩，便於初學。本書即以經傳合編的方式說解《周易》，注釋簡明精確，直譯淺白通順，新繹兼採眾說，是親近這部典籍的最佳入門。

儒學脈絡與系譜下的王通思想研究

為了解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問題，作者莊茹庭 這樣論述：

　　本文的研究重點有三：首先，試圖闡明儒學自漢魏以降傳承的過程；其次，則在說明孟子之所以能夠取代荀子，成為宋代理學家所推崇的學者，關鍵性人物應該是王通，而不是韓愈；最後，透過王通學說思想的釐清與解釋，試圖還原王通應有的歷史地位。　　本文認為，自漢武帝以降，儒家自先秦諸子中脫穎而出，成為學術思想主流和眾所認可的意識形態；然自戰國末年以迄漢初，荀學一脈在傳經事務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直到西漢末年「禮樂教化論」與「變法讓賢論」發展到顛峰之時，荀子之學便逐漸趨於衰落；加之漢元帝、漢成帝以後，刑名之學漸廢，亦影響及荀學逐漸凋零。適於此時，揚雄撰《法言》，上承孔子之道，並大力推崇孟子，孟子在儒學傳承上的地

位，開始逐漸抬頭；再經過王通、韓愈的賡續闡揚孟子思想，到了宋代，孟子之學正式徹底取代荀子，成為儒家思想的主要傳承者。　　降及魏晉南北朝時代，玄學、道教與佛教盛囂塵上，儒家思想面臨了極大的挑戰；王通即於此時，一肩挑起振興儒學的重擔，撰《續六經》（已失傳），並講學於河汾；日後其門下弟子並仿《論語》纂《中說》，紀錄王通講學事蹟。而王通在隋代力圖振興儒學，並大力推崇孟子的思想，對韓愈皆有著啟發性地影響；王通核心思想中的「文以貫道」說，對於韓愈復興古文運動及周敦頤「文以載道」說，亦先後產生影響；而王通所主張的「三教可一」思想，實質上亦對宋代理學家產生了影響。　　回顧歷史事實，晚唐士人曾將王通置入儒家「道

統說」的脈絡中，宋儒多半亦肯定王通的歷史地位不在荀子、揚雄之下，甚至於遠邁荀、揚，而韓愈、周敦頤思想亦確實受到王通思想很大的影響；因此，本文認為，王通的歷史地位，絕不該在韓愈、周敦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