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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的濫用：楊天石的抄襲、模仿與治學謬誤

為了解決革命香港的問題，作者李戡 這樣論述：

揭穿「中國大陸蔣介石研究第一人」楊天石的真面目   　　他視《蔣介石日記》如寶藏，讓日記自己說話，自以為客觀科學，實則貽笑大方。   　　楊天石號稱中國大陸「蔣介石研究第一人」，但他慣用「替換」的手法，針對其他學者研究過的主題，用其他史料替換，偽裝成自己的原創。抄襲以外，他還盲目依賴「獨家史料」而不顧史實，每看到一批新的史料，不仔細考證，就迫不及待寫一篇文章，深恐「獨家」被人搶走。正因此種不健康的心態，造成了他治學的急躁和冒進，以致於不斷做出偏離史實的解讀。   　　他研究蔣介石的史學方法，盲目相信依賴、甚至「濫用」蔣介石日記。不看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沒讀過美國檔案原文、也沒有核對英語原文，看

不出翻譯的瑕疵，僅根據中方材料，就斷定蔣介石在一個國際談判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沒有其他旁證的前提下，單獨使用蔣介石日記做闡述，偏離了重點。最經典者，是他認為蔣介石參與了暗殺希特勒的計畫，怪誕又荒謬。   　　他不探究歷史背景、一昧堆疊史料的壞毛病，常欠缺前後連貫性，讀來吃力且前後矛盾。他只能針對一個時間點的一件史事做評述，顯少能對一段時間的歷史有宏觀而深刻的理解，缺乏對事件全域的分析。僅憑日記立論，何以能稱蔣介石研究第一人！   本書特色   　　◎本書揭示的並非一字不改的簡單抄襲，而是道出一般人看不出的高明抄襲手段，令人大開眼界。   　　◎本書也示範了史料的運用，不可僅用一家之言，即使

是當事人的日記，也會有模糊、刪改、避而不談、作偽的可能。欠缺前後脈絡的掌握和多視角的比對，只會是史料的堆砌整理或斷章取義，不具學術價值。   專文推薦   　　盧建榮（知名歷史學家）   推薦書評   　　李戡書為我們揭示了「曲學阿世」以及「為稻梁謀」的機會主義者臉孔。這種人以後會大抄台灣學者，自是不令人意外。在日記的限制方法論部分，更是幫助有志史學工作者提升研究檔次的津梁。──盧建榮（知名歷史學家） 作者簡介   李戡   　　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博士，博士論文為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From Victory to Defeat: The Chinese Mission in Japan,

1946-1952）。著有《李戡戡亂記》（北京：三聯出版社，2010）、《國民黨員毛澤東》（香港：明報出版社，2014）、《向忠發與中國共產革命》（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 盧建榮推薦序：李敖為台灣知識產值締造一次出超記錄 序言：從楊天石的一則訪談說起 第一章  早年楊天石 第一節  反右運動前後的楊天石 第二節  文革中的楊天石 第三節  文革後的楊天石 第四節  楊天石如何修改舊作 第二章  楊天石蔣介石研究的起步 第一節  楊天石何時開始研究蔣介石？ 第二節  從孫中山研究到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 第三節  研究蔣介石的成名作——〈「

中山艦事件」之謎〉 第四節  抄襲的開端——〈蔣介石與北伐時期的江西戰場〉 第三章  楊天石的海外查檔與蔣介石研究 第一節  新發現或小題大做？——〈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海外訪史錄〉 第二節  明目張膽的抄襲——〈黃郛與塘沽協定的善後交涉〉 第三節  抄襲之二——〈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 第四節  模仿蔣永敬——楊天石的胡適研究 第四章  楊天石為什麼老是慢人一步？ 第一節  巧合還是模仿慣犯？ 第二節  模仿蔣永敬的鐵證——〈論馬日事變及其解決〉 第三節  模仿蔣永敬鐵證之二——〈武漢汪精衛集團分共前後〉 第四節  強奪楊奎松成果——〈蔣介石的赴蘇使命及其軍事計劃

〉 第五節  在台灣研究成果上「撿漏」和「補充」 第五章  楊天石與史丹佛蔣介石日記 第一節  跨足蔣介石對外關係的嘗試——楊天石的〈蔣介石與韓國獨立運動〉 第二節  解讀外文材料的瑕疵——〈蔣介石為何拒絕在《延安協定》上簽字？〉 第三節  迷信蔣介石日記的偏差——〈蔣介石與尼赫魯〉 第四節  視角狹隘導致的誤讀——〈宋美齡與邱吉爾——抗衡大國強權之一〉 第五節  集謬誤之大成——〈抗戰期間中德關係的驚天秘密〉 第六節  英文語境下的人稱誤讀 第六章  楊天石的書評 第一節  雙重標準？——〈陳潔如回憶錄何以塵封近三十年？〉 第二節  只看中譯本如何有資格寫推薦序？——評楊天石為陶涵寫的推

薦序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楊天石治學方法的總結與分析 第二節  楊天石人品的總結與分析 參考文獻 推薦序   李敖為台灣知識產值締造一次出超記錄   　　一   　　李戡兄趁創作博論的間隙，騰出另隻手寫了一本、關於揭發大陸學者楊天石抄襲了台灣幾位學者的書文，這些學者是蔣永敬、李敖、李雲漢還有謝國興等人。在短短兩、三年中，左手中文、右手英文地使出雙刀流本事的博士生，就我所知，極為罕見。光憑露出這一手，異日震懾江湖宵小，自是不在話下。我有幸成為他少數第一波讀者之一，在他付梓前夕，樂於替他寫序，以壯其行。   　　二   　　看到李戡書，不由得令我想起與乃父諸多相處事情的其中三件。首先，

李敖先生於1995年某日，以電話約我見面。我首次是在他東豐街的書房見到他，繼而兩人相偕前往書房對面一家飯館用餐。那時，李先生正在電視台做談話性節目，想邀我對談杜正勝的人品與治學，我當場予以婉拒，算是沒給他面子。首次見面有點不歡而散。我當場沒說婉拒的理由。事實上，那時是我人生困頓的暗淡時刻。從1991年7月至1992年2月28日，我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上班，歷史組主任邢義田正在霸凌我、阻止我升等。其時恰值杜正勝是人類學組主任，夥同所長管東貴一起加入挺邢陣營，打壓我不遺餘力。之後還是有後續，我在因應此一困局上，決定避其鋒銳，盡量爭取時間做研究，延後並累積異日從事抗爭的資本。所以，李敖邀我批判杜正

勝，在我是抵觸我既定的行事指針。我是1981年高去尋任所長時進史語所的，一進來便聽他對我說：「這麼好的讀書環境，天下哪兒去找啊。更何況政府還付你錢讀書。」之後約略與我會見李敖的同時，有來訪的大陸名學者葛兆光，於羨慕史語所環境之餘，也講出類似高去尋講的話。我渴求安靜念書之心很強烈，故爾我沒答應李敖。但我始終覺得有所虧欠李敖，尋思有所補償。   　　另外兩件與李敖交往事，都與抄襲有關。2010年，我認為該輪到我反擊杜正勝集團的時日到了。我偕張友驊一起揭發史語所三位研究人員（按：其中兩位是杜的學生）抄襲李敖書文的弊案。整個弊案的調查和揭發，在由張友驊發行的《社會／文化史集刊》第5期（2010.9）給

刊登出來。那一期還是由時英出版社負責行銷，之後就歸新高地自家經營了。在我奉上10本刊物給李敖的當晚，他很高興。我向李敖說，很榮幸有機會為你這位大文豪，出點小力氣。萬沒想到他竟脫口說：「不對，這次，你是大文豪左拉，我是受你仗義執言好處的德雷福上尉。」我嚇了一跳，李敖的機智和風趣，我早就見識過好幾回了，這次無非又是他的慣技展演罷了。我吃驚的，是他不暇思索地用了1910年代法國史的一個典故，而且在引用上顯得不露痕跡。重點是，這是他對我答謝之意。我當然不至於樂昏頭從此以左拉自許。   　　有一天，李敖對我說，他所剩時日不多，卻仍有很多事待做。許多件中只有一件，他無法優先處理。接下來說的，令我震驚。他說

，他的蔣介石研究成果，被大陸學者給抄了。他沒時間追究此事，但盼我幫他留意此人寫的有關蔣介石書文。他告訴我此人叫楊天石。之後，文化大學辦了一場蔣介石學術研討會，楊天石赫然與會且貢獻一文。迨會議論文集出版後，我持去轉贈李敖。他沒說謝，只是有點傷神。   　　三   　　今天李敖想做卻沒能去做的事，由其哲嗣李戡代為完成。我真說不出替李敖高興的那份情愫。李敖有子代為復仇，而且就算李敖親自復仇，恐怕也沒李戡做得如此周到至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那是對仇家的徹底刨根以及毀滅性重擊！這是李氏家學重現江湖。我為李氏加倍奉還的家風，喝采不已。   　　四   　　抓抄打假的工作，攸關中文世界學術境界提升，至關重大。

在學術大國的西洋和東洋，抄襲事件偶有發生，卻無人敢包庇抄襲者。抑有進者，凡被揭發以至東窗事發的抄襲者，只有夾著尾巴鼠竄，並自絕學界這條路可走。反觀中文世界的學術社群，大陸和台灣都抄襲成風，被舉發的人不僅不謝罪以遠離社群，抑且獲權勢者包庇的竟大有人在。這就是學術大國和學術小國的差別所在。   　　台灣同大陸都是學術小國。仔細比較，小中還有更小，台灣比起大陸，更加小國。在抄襲成風的兩岸，還有一項結構性人為障礙構成了彼此不易發現抄襲。那就是大陸台灣互相定位對方的書為「禁書」。台灣在1987年開始解禁大陸書，但大陸迄今仍對台灣書進行列管。先說1987年之前的台灣，一般讀者讀不到大陸書，只有學界少數人可

以接觸到大陸書。因而這造成台灣學者抄大陸書，不虞被發現。舉其發生在七○年代的著例，譬如1973年（?）台師大教育系田培林學生為乃師出七十大壽論文集，其中有位門生厚顏抄了唐長孺名篇：〈九品中正試論〉，作為賀禮。這樣荒唐事只有台灣無恥之輩幹得出來。又如，1976年，台灣商務替台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出了本：《老莊哲學》之類的書。當有人提出陳抄襲事大陸學者時，陳竟要大家感激他，表示不如此，大家讀不到「匪書」。這竟是抄襲有功呢。   　　大陸之於台灣，在知識產能上，前者十數倍於後者。而在抄襲上，多的是台灣抄大陸的。因此，便形成以下共生關係：大陸是知識出超國，台灣是知識入超國。就以我在中研院史語所職場的小天

地而論，我就抓到有人抄大陸學者唐耕耦的研究。有人為申請進所，所作之演講文竟抄自大陸鮑曉娜和張澤咸的文章。我都跟杜正勝所長（任期為1994-2000）報告過，他都予以包庇。所以後來我抓他學生抄李敖，我料定他非包庇不可。我只是沒料到，時為所長的黃進興與任副院長的王汎森，會以百分之兩百的力道，幫杜正勝強力包庇抄李敖的賊徒。前此抄唐耕耦的那位同僚，據王汎森告知我，此人好幾個月循牆而走、羞於見人。我才知王汎森從杜正勝處學其抄襲包庇學之三昧也。   　　五   　　在歷史知識產製和傳播上，台灣一向對大陸逆超，是千真萬確之事。但有一個例外。大陸有學者如楊天石，在蔣介石研究區塊上，他愧不如李敖、蔣永敬，以及謝

國興等台灣學者，就在兩岸資訊懸隔的屏障下，楊天石大抄特抄，不虞大陸學術社群會發現。他抄了之後，鎮日提心吊膽李敖來抓他（另外蔣、謝兩人與他形成利益共生關係，不會來抓）。好不容易等到李敖遽歸道山，他才放下這顆心裡大石呢，而老天爺卻跟他開玩笑。李敖沒動動手，並不表示李家不動手。李戡代父復仇一舉，完全是楊天石沒防到的。李敖只是物質生命結束，他的精神生命有李戡代為發揮其文化資本核彈級攻擊。   　　六   　　李戡書不止揭穿楊天石自作孽不可活的醜事而已。他為了寫本「戒抄寶訓」，還處理了楊天石青少年人格養成與大時代的勾連，以及日記史料的方法論極限問題。關於楊之人格養成與大時代的關係這部分，我以為李戡書為我

們揭示了「曲學阿世」以及「為稻梁謀」的機會主義者臉孔。這種人以後會大抄台灣學者，自是不令人意外。在日記的限制方法論部分，更是幫助有志史學工作者提升研究檔次的津梁。這兩方面是作者大方贈予讀者的附帶獎品，保證讀者讀了，眼界為之大開。 歡迎李戡加入抓抄打假大隊。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北市景美泰岳峰範大樓，2020年12月1日 序言：從楊天石的一則訪談說起 我對研究楊天石產生興趣，還真的拜他所賜。若不是他動不動針對我父親李敖胡說八道，也不會造就我寫這本書的動機。楊天石的胡說八道，可見於一篇2012年的專訪中： 流產的合作計畫 海內外的蔣介石研究者中不乏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比如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

教授汪榮祖。2004年，汪榮祖與台灣學者李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出版發行。在此書出版前，學術圈內流傳著一個說法：汪榮祖曾提出兩岸三地合作，共同撰寫《蔣介石評傳》，海外是汪榮祖，台灣是李敖，大陸是楊天石。結果沒合作成。本刊記者就此事向楊天石求證，楊天石表示，「確有此事」。他透露汪榮祖是自己的好友，1990年代，楊天石赴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汪榮祖是邀請人之一。兩人因為討論戊戌變法而相識相知，訪問期間，楊天石還在汪榮祖家裡住了十多天。當時，汪榮祖提出合作撰寫「評傳」，作為相知甚厚的老友，楊天石開始的時候同意參加。「為什麼最後沒有參加呢，原因是他們寫得比較快，我的寫作原則是掌握了所有我認為必須掌握的資料

後才動筆。當時很多蔣介石的資料我還沒看，我寫得太慢。」楊天石說。雖然這次合作流產了，但楊天石並不覺得惋惜。當時《蔣介石評傳》剛一問世，一位台灣的朋友就打電話給楊天石說：「幸虧你沒參加，參加了你也不能跟他們合作。他們書的基本觀點和你有很大區別」。很快，楊天石收到了這本未能參與的作品，「一看《蔣介石評傳》序言，我就對作者的心態了然了。『我終於結束了蔣介石，我也結束了我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我也度過了青春歲月，我老了。』李敖在序言中如此表達，寫這樣一部書是他的『復仇之作』。」楊天石是心態平靜的研究者，「史學家不能這樣，要擺脫個人恩怨。歷史其實是科學。」楊天石堅持「還原歷史」，這是排列第一的研究目的

。「至於自己的著作能起什麼作用，那是客觀的。我寫蔣介石的書兩岸基本上都能接受。也許，李敖不能接受。」楊天石笑言。

革命香港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習近平主政時期維穩政策之研究：以科技維穩為例

為了解決革命香港的問題，作者林秋明 這樣論述：

「維穩」乙詞為「維護社會穩定」的簡稱，是中共維護政治安全的法寶之一，自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就任後，伴隨今日資訊科技的發展和中國大陸經濟勢力的崛起，讓維穩工作如虎添翼，產生更大影響與效能。近年來中共「數位威權體制」統治力量，採取資訊扭曲和輿論操控，專注在國家制度建構、國家與市場關係、國家與社會關係與社會力量崛起與國家的回應，以確保其政治安全與共黨政治利益，該作為不僅一直是引人關注的議題，更是兩岸關係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本文希望藉由習近平主政後「科技維穩」之概念切入觀察。首先探究維穩的緣起與歷任領導人維穩脈絡；之後梳理習近平主政後維穩變革、社會治理、社會控制政策，據以探究其主政後藉由中國大陸科技發展

來支撐維穩策略與實踐，對我國產生的影響。本研究最後述及以上發現對我安全事務產生的影響，並檢視我國政府當前對應，策進未來作法。

香港革命：習近平 vs. 周庭守護靈靈言

為了解決革命香港的問題，作者大川隆法 這樣論述：

為了自由，現今正是奮戰之時！ 中國建國七十週年之前的緊急收錄！ 　　全世界都在關注的香港遊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被稱為民主女神的周庭，從雙方守護赤裸裸的主張，明顯看出對立的爭議點。沖撃世人的最新著作！ 　　「現今香港發生的是遊行還是暴動？ 　　我認為那可以稱為『香港革命』。香港現今正對於中國的極權主義，以『創建自由』為目標正進行著革命。 　　香港政府的林鄭月娥特首，於昨日表明將完全撤回『逃犯條例』的修正案。雖是一部份的勝利，但我想革命不會因此而結束。 　　『香港革命』亦是『神的革命』。 　　本書主要以習近平與周庭的守護靈靈言為主軸，明確了雙方對立的爭議點。 　　這本書應能讓人們充分了

解如此革命的靈性背景及神心。」——大川隆法 　　※ 同時收錄：天草四郎＆漢娜．鄂蘭的靈言

從一帶一路倡議析探大國暨區域合作在中亞的爭衡競逐

為了解決革命香港的問題，作者鄒博如 這樣論述：

冷戰結束後全球進入「複雜相互依存」的合作年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邁入快速成長的階段，在強調「國家尊嚴與地位」、「主權和領土完整」與「經濟發展」的政治與經濟二個並行的大主軸下，中共的國際行為從早期的和平共處、韜光養晦時期，逐步進展到訴求國際關係民主化及新型大國關係。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取得驚人的成效後，2013年中國在哈薩克與印尼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及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計畫，藉由一帶一路倡議的願景，中國將自身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全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聯繫在一起。位於絲綢之路上的中亞五國成立於蘇聯解體的當下，五國在政治上偏向

強勢的威權領導，人民以突厥裔居多，屬於多部族的遊牧社會，宗教上多信仰伊斯蘭教，五國中的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的社會上瀰漫有恐中、反華的現象，各國都共同面對的問題是交通不便和基礎建設的破舊與量能的不足，也因此限制了地區的經濟發展。IMF的資料顯示，五國中的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三個國家需要十到四十年後才能脫離低收入國家（LIC）的門檻。經由CAREC與AIIB等提供的區域合作計畫將改善各國的基礎建設，加強彼此間的溝通與協調和建立標準與制度，區域合作可以為中亞帶來幫助並提升各國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導向未來的治理。「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AREC）是基於地區的需求及問題解決，包含六條連接中亞鄰近區域國家

的經濟走廊，與一帶一路倡議都側重於基礎設施的投資與建造，而由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AEU）則重視關稅方面的議題。2001~2020 年之間，CAREC在所涵蓋的區域內投資了208 個計畫約 392 億美元的資金。而為支持一帶一路所設立的AIIB，自成立以來已經在中亞總共投資29億美元，約為中亞五國2019年 GDP 總和 2,970 億美元的 1%，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金額的12%。在以權力和利益為中心的自利互動模式下，大國採用對抗遏制的做法可能使得中亞成為棋盤，小國成為選邊站的棋子，極端情況下中俄有可能聯手制裁日本來削弱美國。但中俄也可以選擇相互合作但不與正面美國對抗的方式，對中國而

言，這個方式更符合其訴諸「分享、共商與共建」的認同模式，也更有利於地區。作為絲綢之路上文化與交通樞紐的中亞五國則應避免捲入大國的紛爭，要以國家發展為前提，建立區域合作的共識，利用大國的協助來改善制度並妥善治理國家的各個層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