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銘 離開 杰 運 汽車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各種有用的問答集和懶人包

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為了解決阿 銘 離開 杰 運 汽車的問題，作者大谷渡 這樣論述：

他們曾經有一個日本名字，也有一個臺灣名字， 卻逐漸被時代埋藏、遺忘了。 本書寫下這個歷史斷層的人如何生活， 他們的情感曾因何而觸動。 　　「生活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的臺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 　　本書作者大谷渡多年來走訪日本和臺灣的圖書館、資料室，爬梳日本時代的報紙、信件、日記、筆記、檔案，追索蹤跡，口述訪問曾經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並親自踏上他們曾走過的上學路，呼吸當時的空氣，尋訪那個時代人們的情感與記憶的點點滴滴。 　　從2002年開始，大谷渡以活躍於1920年代世界舞台的日本自由記者北村兼子為起點，開啟對臺灣的相關研究，2008年開始將研究成果與訪談內容，以

深入淺出的文字，陸續出版成書。在本書第四、五章，以北村兼子至臺灣進行幾次訪問，對於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民族運動的觀察，延伸到她來臺所接觸的人，包括林獻堂、蔡阿信、彭華英等，第六章則介紹在林獻堂等人所創辦的臺中一中就學的菁英。從訪問這些菁英，再逐步擴大至日本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同漣漪般，從他們的人生歷程，牽引出日本與臺灣之間深刻的關聯。 　　他也特別注重過去容易被忽視的女性角色。除了前述第四章透過北村兼子的角度看臺灣日本統治時期的一切，第三章介紹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提到她奉獻鄉里的堅強意志；同時也記錄了廖里、王蘭招、王一媛等女醫師，寫到她們從小求學至遠赴日本學醫的辛苦過程。對於這些長期在

歷史中沒有聲音的臺灣女性，在本書中難能可貴地呈現她們曾經如何努力為自己揮灑青春。 　　另外，作者因身為日本人，對日本殖民臺灣有許多深刻的反省。第八、九章回顧臺灣被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記錄訪問許多正值青春歲月就必須面對殘酷戰爭的臺灣人。無論是親身經歷新竹或東京大空襲的慘烈景象，或是被迫當學徒兵去防守臺灣海岸線以防美軍登陸的學生，以及被徵召赴南洋擔任軍夫卻被美化為「特設勤勞團」的人，字裡行間透露著臺灣人在戰爭下的無奈。他在書末直言，要讓大眾知道，當時的臺灣人如何被迫為「大日本帝國」犧牲的真實面貌。 　　人們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大谷渡筆下自然散發著對這些受訪者的感同

身受，就像是與時代重新相遇，時代雖曾如此粗礪，夢想雖曾遭受折斷或損傷，但在其溫渥深情的文字下，猶如緩緩擦拭著古老瓷器，曖曖散發著人性的美麗與溫暖之光。 本書特色 　　本書以口述訪問和歷史學者的史實考證作為書寫的基礎。作者多年來走訪日本、臺灣等地圖書館、資料室，仔細查閱相關檔案與書籍，藉此對照口述內容，補正受訪者記憶模糊或有疑慮的地方。這些史實考證在本書中以引文穿插，讓讀者更能理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作者也親身走訪這些人在日本時代走過的上學路、就讀學校、躲避空襲的場所，溫暖的文字自然散發出對受訪者的感同身受。書中收錄數十張珍貴的老照片，更增添時代的氛圍。 名人推薦 　　卞

鳳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簡介 大谷渡 　　1949年12月出生於奈良，關西大學文學博士。歷任高等學校、帝塚山短大、阪南大學，現為關西大學教授，專研日本近現代史。著有《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聆聽時代的變奏》、《南方戰線的看護士》、《教派神道與近代日本》、《天理教的歷史性研究》、《北村兼子：熾烈的新聞記者》、《大阪河內的近代》等書，編有《石上露子全集》。 譯者簡介 陳凱雯 　　基隆人，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現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兼

任助理教授。著有學位論文〈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學術論文〈後藤新平與基隆港的興築（1898-1906）〉、〈日治時期基隆神社的興建與昇格之研究〉等。 推薦序／許雪姬 譯序 自序     人物簡介 第一章 名門閨秀──劉秀華 第二章 醫師與技師──蔡孔雀、葉英杰 第三章 立志成為女醫──王蘭招、廖里、王一媛 第四章 蔡阿信與彭華英 第五章 北村兼子與臺灣 第六章 在臺中一中求學的人──楊基銓、蘇天賞、李棟樑、楊喜松 第七章 從日本到滿洲──林恩魁、鄭秋桔 第八章 戰爭的記憶與體驗——林垂訓、

鄭順娘、林啓三、徐達璋、林耿清、鄭豔香、蔡金水 第九章  空襲與戰敗 後記 參考書目   推薦序 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長） 　　一 　　日本學者大谷渡教授，由研究北村兼子開始，一頭鑽進她的世界，企圖一一走過北村的人生軌跡，試著了解其視野而來到臺灣，由帶領北村到霧峰林家的彭華英、蔡阿信夫婦開始，接著到訪的霧峰林家，而後針對有留學日本經驗的男、女性（大半）夫妻進行訪談，終於在2008年完成了這本給日本人看的、以人物為主軸的書，書的原名和中譯的名字不盡切合，但無損於其內容所要揭示的：日本時代在臺灣受到差別待遇、在日本留學時的感受以及他們往後的人生。他所訪問

的，大抵是年過八十、受日本教育的老年人，對日本統治仍有實際經驗，到如今他們回顧的人生中，「日本經驗」是什麼？ 　　 　　書中所提到的人，有我親自訪談過的，如劉秀華、林恩魁、林垂訓、鄭順娘，有我耳熟能詳的蔡阿信、彭華英，有我見過面的楊基銓。還有葉英杰的臺灣二中同學黃溫恭。近幾年來黃溫恭的五封遺書出現，不知賺了多少人的熱淚；而他未曾謀面的女兒黃春蘭所寫的〈父親黃溫恭的遺書〉一文，看而不流涙的人應該沒有。葉先生談到黃溫恭在南二中和日本同學吵架，以竹筢將日本同學打成重傷，因而被退學，這件事可能黃家都沒有人記得，因而留下了重要的證言。不過黃溫恭1953年死於白恐，並非死於228。黃溫恭、彭華英都曾去過滿

洲國，是我追索臺灣人的滿洲經驗時，早已耳熟能詳的人物。霧峰林家、滿洲是我十多年來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在閲讀此書時，有無比的親切感。 　　二 　　本書對我這樣的讀者而言，有所不足。長期以來，我閲讀人物傳總希望是有頭有尾的，但本書的重點在了解傳主日治時期的生活、教育、感受、見聞，因此沒有一篇「有始有終」，而且選擇的人物大半是醫師，尤其是女醫；有的是以讀過臺中一中、有域外經驗的、有拾取戰爭的記憶與體驗的，可說十分隨興而自然。但在透過報導文學手法寫出來的人物傳較為鮮活、容易閲讀，因此與其說他所選取描寫人物的不全面，卻反而突顯了他所要表現的部分，也顯示了他研究的成果，也許更能吸引一般的讀者。 　　 　

　第五章的〈北村兼子與臺灣〉一文是本書中力作之一。他自1999年出版《北村兼子　炎のジヤ—ナリスト》一書後，在2005年分別寫了〈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北村兼子與臺灣〉兩文，這些研究的成果即呈現在此文中，讓我們理解，北村等一行六人於1930年初來臺後，在各大都市舉行婦女文化演講會，引起新聞界和一般民間的重視，所到之處大受歡迎。他們到霧峰林家的參訪，與霧峰林家結緣，回日本後以在臺演講旅行的遊記形式，完成《新台灣進行曲》，書的前半部觸及臺灣社會狀況的核心。這本書，林獻堂、林熊徵都寫了序，林獻堂的序十分精彩，他透露出北村能理解做為被殖民者受壓抑下的痛苦、悲歎、歡聲、吶喊，因而能譜出這首進行曲。北村也

能了解林獻堂參與政治運動的立場，也同情他及蔡培火飽受左翼批評的困境。北村在三個月後，再度應邀來臺，在臺北、臺中兩地演講，而後離開臺灣轉往香港。文中提到的林攀龍，1901年生，北村1903年生，兩人相差兩歳，北村和林攀龍以漢詩酬和，似乎很談得來，又相約1931年3月在歐洲見面，不知是否真的見了面。北村的來臺，究竟對臺灣、對霧峰林家、對林攀龍有什麼影響？ 　　三 　　我個人認為「霧峯一新會」的設立，應該與北村一行來臺演說有些關係。1932年2月2日林攀龍由英倫留學回臺，24日在林攀龍主導下，召集家人及地方相關人員集會，要組織一新會，目的是「在促進霧峰在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

神，以期新臺灣文化建設」，3月19日正式成立。該會設立後，有「土曜講座」，即星期六晚上的演講會，此會的特色之一是演講者性別比例平衡，除第一次林攀龍上場演講外，每次一定有一位女性上場，亦即第二次就開始有女性上場（雖然有時也因沒有適合的人而只有男性），在留下兩百場的演講題目中，談女性的衛生、主張、男女平等等問題，上場的女性都是過去沒有演講經驗的人。而後改在星期日晚上召開，稱「日曜講座」，戰後膺選為國大代表的霧峰林家林吳帖（吳素貞），在她的《我的記述》一書中指出，一新會組織的目的在「提高女權」，即可知一新會雖然不像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黨設有婦女部，但對婦女地位的提升，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學習新知，反抗社

會男女不平等等，盡了很大的力量。除了鼓勵登台演講自身的看法外，鼓勵婦女做手工藝，並參加體育活動，學識字，這在1932年當時，可能是民間最進步的團體。但是這時北村已在1931年7月過世。 　　四 　　在看大谷訪談中，我深切體會一件事，那就是有日本經驗的臺灣人，對日本、臺灣的訪談者，有不同的待遇，亦即面對沒有「日本經驗」又沒能說溜日語的臺灣訪談者，因未能用日語回答而不能盡興，在某些內容上也做了一些保留。如我訪問林恩魁醫師（共四次）時，他沒有告訴我在東京帝大醫學部就學時，某次在東京街頭散步，因故和劉沼光被叫到派出所痛揍的事；也沒說到在東京帝大還有來自二高的同學。一個是二高出身的，那就是和他一樣遇

到白恐的葉盛吉，只是葉被判處死刑。 　　 　　我在訪問畢業於滿洲建國大學的李水清時，他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入獄兩年半，他告訴我他被捕的經過：「民國37年（1948）11月21日，因為有人密報，刑警總隊帶人來搜查，當時有二個建大同學住在我這裏，一個林慶雲、一個賴英書，我們三個都被捉走，並搜查房子，究竟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他在接受三浦英之的訪談時，說有一天，畢業於建國大學第二屆的臺灣人學生［賴英書］，從被「抑留」的西伯利亞回家的紀念日。建國大學出身的有十多人集合起來，為他的回鄉而開宴。開宴初，李水清看到和他同期（第一期）的同學H［林慶雲］來而背脊發涼。H是治安當局視為反政府活動的中

心人物，在暴動（指228）後就行蹤不明。宴會無事而結束了，一個月後的11月中旬，憲兵隊來到李家，將到李家的建大出身者予以逮捕。李水清當天被押上車送入拘留所，被調查的相關事情都是關於H的，如H在哪裡？和誰又如何聯絡？支援他的組織在哪裡？建大出身者的交信手段為？ 　　 　　在口訪過程中，因受訪者問的問題不同，回答自會有異，同一件事卻有不同的回答，雖無傷大雅，但由此可知，受訪者對訪談者的信賴度，會表現在訪談結果中。我不禁想著前輩們的認同問題，以及感受到改朝換代對經歷兩個政權者所產生的「創傷」，這樣的創傷可能隱藏起來，但是沒有人正視過這樣的創傷症候群如何撫平。由此也可看出，大谷渡教授是多麼赢得信賴，受

訪者才能說出真心話。 　　五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精彩的訪談還需要史料來印證，大谷教授大致做到這一點。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知道對北村著作喜愛、演講有感、在半年後寄信給北村的女性阪本住枝，他憑著姓名、住址，找到阪本是臺南婦女醫院的護士以及該院的所在地。第九章有關空襲與戰敗，以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呈現太平洋戰爭前後直到日本帝國終了前後的情況，描述了臺灣人不論在戰前、戰後對日本人所抱持的複雜的感情，顯示出作者在寫此書時，對史料所下的功夫。 　　 　　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在第九章的最後一句話表現出來：「戰爭前後，臺灣人抱持著溫暖人性的心情來面對這個事實，以及因殖民者而受苦的真實樣貌，必須在歷史上予以

銘記。」就戰後承接自日本帝國的日本政府而言，日本政府又如何看待曾經一度是日本外地的「臺灣」？相信此刻的臺灣人之心情仍然是五味雜陳，一部臺、日間的歷史該從何說起？作者由人物自身的日本經驗說起，可謂找到很好的切入點，而用深入淺出的筆法敍述，相信能吸引某些讀者對探索臺灣人物的興趣，進而探索臺灣的歷史。 自序 　　兩種面孔 　　臺灣人非常親切。不管是年長者，或是年輕人，都自然地散發出人的溫度。這是日本社會不知何時已經遺失、令人窩心的「人情」。 　　隨著臺北一路往南，氣溫上升，「人情」的溫度也等比上升。受到這種溫暖的誘惑，我開始了頻繁的臺灣之行。 　　2004年末，我又從關西機場飛到臺北。

　　在臺北查閱文獻之後，我搭自強號前往臺南。這一趟花了四個小時，越過好幾條冬天枯水期滿是石頭的寬廣河道。 　　當我正眺望著窗外都市與鄉村的景色變換，前座突然冒出一個約莫兩歲男童的笑臉。給了他一個巧克力，被他身旁的阿嬤看到，因而得到一顆糖果作為回禮。將糖果放入口中，從背包拿出兩封信、兩張照片，試著將這次曖昧不明如在霧中的旅行目的稍作釐清。 　　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1930年1月，畫面中是穿著臺灣服的北村兼子、林芙美子、望月百合子等人。另一張則是同年四月拍攝，上面寫著「歡迎北村兼子女士」字樣。而手中的兩封信同樣寫於1930年，一封是臺中的陳炘寫給北村兼子，另一封則是由臺南的坂本住枝寄往大阪，收

件人都是北村。 　　這兩張照片曾在2003年朝日新聞社大阪支社舉辦的「記者『北村兼子的熱情──男子失色』展」中公開展示。我在這場展覽中的「一百年誕辰──北村兼子的夢與實現」研討會發表學術演講。 　　從臺灣寄出這兩封信的人是誰呢？迎接北村，和她一起拍照的臺灣人又是些什麼人？我僅靠著手上的零星資料，就這麼前往臺南與臺中。 　　臺南車站後站有個小出口，前站是日本時代所留下的站體與中央剪票口。前後站出口與月臺以地下道相連。進入地下道，兩邊的牆壁上展示著在戰前、戰時的臺南市街與人們的照片。從這些懷舊照片中，讓人注意到臺灣曾是日本領土。同時，也可窺見現今臺灣人對於日本這個曾經的統治國所投出的柔和目光

。 　　火車後站，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廣大校園。成功大學的前身，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裡，有舊日本陸軍臺南第二聯隊本部的建築，夏天時，巨大的鳳凰木綠葉紅花光彩奪目。因此，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同學會稱為鳳木會。 　　在臺北的公園隨處可見打太極拳的人，但在臺南有不同的風景。深綠廣大的臺南公園裡，巨木之間流轉著日本古老歌謠，有一早就在此享受社交舞蹈的民眾身影。 　　走在臺南街道，感受耶誕節氣氛，暫且結束調查。臺南有屬於新教的長老教會與教會學校。教會的裝飾與文字，瀰漫著虔敬的氣氛。 　　因耶誕節的關係，很難買到自強號的車票，25日一早改搭國道巴士前往臺中。翌日拜訪南投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突然看見正

面廣場中放置一架飛機殘骸。這是一架已腐朽的日本軍戰鬥機模型，模型上寫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末路」。 　　回首日本時代，臺灣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是心存懷念的柔和容顏，一是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的嚴厲視線。這是我在此次旅途中獲得的新思考。這兩種面孔，當然與臺灣戰後的歷史有深刻關聯，雖然無法不考慮政治上的立場，但也不是僅由戰後的歷史發展就能簡單說明。 　　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開始找尋這個時代與人們心中的複雜之處，想更加貼近臺灣與日本的真實。我的臺灣之旅，目的是接觸真實。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文化運動的世代 　　「預定要參訪臺中縣霧峰林家的宅園。」在臺北與臺南，我告知友人

臺中的預定行程。 　　「因為地震，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喔！」 　　對於我的想法，幾位友人面露好奇地回答，或只是報以微笑。1999年9月，臺灣發生了重創臺灣中部的921大地震。然而，當我前往臺中市南邊的霧峰時，受地震損害的林家宅園──「萊園」已然修復了。從萊園俯視的小丘上有一座古墳，巨石刻著林獻堂的名字，我不禁低頭行禮。 　　林家祖先進入霧峰是在兩百多年前。他們支配臺中一帶原屬原住民的活動地域，在臺灣各地展現其家族勢力。家族分為頂厝與下厝兩系，下厝在軍事領域聲譽卓著，頂厝則在政治、學術上頗有影響力。繼承頂厝的林獻堂，學識人品優秀，政治才能兼備，是臺灣少數的名士。日本時代大正到昭和年間，他所追求

「臺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是引領臺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核心力量。 　　北村兼子初次訪問林獻堂、觀賞萊園是在1930年1月。同年四月再訪。同年二月，她的第11本書《新臺灣進行曲》出版，由林獻堂作序。 　　北村兼子當時26歲，由朝日新聞記者轉為自由記者後，以流利的英語、德語，活躍在世界舞臺上。 　　1929年5月，她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參加萬國婦人會參政權柏林大會，在大會結束後訪問歐洲各國與美國。在秋天回國後，短暫卸下行裝，又前往臺灣訪問。當時，陳列在臺北書店裡的雜誌，像《改造》、《政治經濟評論》、《雄辯》、《經濟往來》、《法律春秋》、《婦人公論》、《富士》等，都常刊載她的評論與隨筆。 　　邀請

北村訪問霧峰林家的是女醫蔡阿信。蔡阿信安排了汽車，與他的先生彭華英為北村導覽。比北村大四歲的蔡阿信，是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個臺灣畢業生，彭華英則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大正中期，當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熱烈展開追求「臺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時，兩人正好都在東京求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已成為的世界潮流。而這個氣氛也鼓動了年輕的臺灣留學生，點燃了臺灣人的民族力量。1920年代前後，林獻堂周圍聚集了許多在東京求學的優秀年輕人。彭華英身處其中，就讀慶應大學的陳炘也是。 　　訪問霧峰的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家族往來頻繁。林獻堂的長男，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出身的林攀龍，曾數度與

北村以漢詩互贈，彼此意氣相投。當北村來訪時，林獻堂的弟弟林階堂、長女林關關與其夫婿高天成也都熱情款待。林關關畢業於臺南長老教會女學校，高天成出身東京帝大醫學部，而林階堂的漢學造詣也頗深。 　　這時的北村，聽到「受壓迫苦悶者的心聲」，接觸到相信「人類愛的勝利」的林獻堂，確實在她的內心深處產生了迴響。 　　新的相遇 　　2005年夏天，我自桃園機場轉國內線飛抵高雄，打算從高雄搭電車到屏東，再轉搭巴士前訪三地門。然而，高雄旅館櫃臺的女服務員對我說，這不是一天內可來回的行程。 　　在屏東，北村兼子見到了來自山區的原住民女性。日本女姓對她們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北村卻深感同情。我從北村與原住民女性

見面的屏東進入山區，步行於現在的村鎮景致中。 　　山地門位於險峻山區的入口處，山谷深邃，從吊橋上遠眺，就像是一道被巨刃畫開的刀痕。帶點墨綠的山色，籠罩著淡白色的雲靄。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路旁並排著深灰色石頭砌成的石板屋。 　　回到屏東已是日落時分。翌日我登上高雄神社遺跡，俯瞰高雄港，再從高雄火車站搭車前往臺南，接著往臺中、臺北北上。在偶然的情況下，我查到了北村的書迷坂本住枝，她曾經是臺南婦人醫院的護士。 　　透過在霧峰認識的友人介紹，去年底（2007）在臺中與蘇天賞醫師會面。蘇醫師出生於1921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在臺中市區開設婦產科醫院，至今仍維持每天看診。他知道蔡阿信

與清信醫院的一些事。 　　蘇天賞的姊姊蘇永治，曾在蔡阿信的清信醫院接受治療，少年蘇天賞常去接他姊姊，那是昭和初年的事。蘇永治後來畢業於日本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今神奈川齒科大學），兄弟姊妹九人中有四人出身日本醫專或是醫科大學。因為想讓心臟不好的母親獲得健康，蘇天賞自少年時代就想成為醫師。從蘇天賞醫師口中，我聽到了許多關於他的雙親、兄弟姊妹、孩童時期、中學校時代與大學時代的事情。 　　我的臺灣之旅，始於探訪北村兼子的足跡。繼而以北村為連結點，也探尋了許多在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臺灣學生的思想與行動。我希望透過日本與臺灣間的關係，呈現大正．昭和初期的時代情景。 　　我的想法，因與蘇天賞醫

師見面，擴大了時代的廣度。 　　當時的那些學生都已不在世上，故無法訪問。但我仍可聽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他們成人才開始進入社會活動的這些人的各種回憶。這些人的初等教育始於昭和初期，那是日本進入政黨政治、現代性文化廣傳的年代。而當他們接受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機關學習時，這個世界卻正迎向戰爭的路上。這些在日本專門學校或大學獲得高等知識的菁英，他們究竟如何看待統治者日本，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日本社會或文化？ 　　想了解這個時代，必須細心解讀當時的報紙、新雜誌、信件、日記、筆記、檔案等各式各樣的記錄。但不管怎麼說，口述訪問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會受到更直接的衝擊，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感

慨。當然記憶會有錯置之處，會與後來的人生產生錯綜複雜的關聯，但這部分能透過文字資料的對照檢查來克服。總之，口述訪談有其不可取代性。 　　七十或八十年前的故事，現在如果不聆聽的話，以後可能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因此，我心甘情願地在飯店的大廳、或在某人的家中，屢屢與受訪者花上三、四個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被拉進他們的回憶之中。    　　人們活著，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生活的臺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記錄這個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對現在與未來日臺間的福祉，會稍稍有些幫助。 第五章　北村兼子與臺灣（摘錄

） 關於北村兼子 北村兼子在1903年11月26生於大阪市北區天滿，27歲時突然早逝，然而她在大正至昭和初期的數年間，活得光彩絢爛。她從《大阪朝日新聞》記者轉換成自由記者，出席國際會議，出版了政治、經濟評論以及隨筆等13本精彩著作，在報紙與雜誌中，留下了為數龐大的作品。　　1923至26年，北村就讀關西大學法學部。在學期間，她為了挑釁官僚社會濫用男性特權、「超荒唐」的發言，明知不會被接受，仍去報考法官、檢察官、官員等高等文官任用考試。北村對考試委員會的狹小氣量十分嫌惡，認為他們連「錄用法官這種小禮」，也不給女性。　　1925年4月，北村在學時就被《大阪朝日新聞》社會部錄取為記者。此後與男性記者

享同等待遇、在報紙上登場的北村，立刻成為人氣記者。「婦女不對政治感興趣，國家不會興盛」，「若不能在普通民家發現學士、博士，學問就無法普及。」她以豐富的教養為背景展現機智，以敏銳的切入點直指社會矛盾的核心。「在眾議院發生的暴力事件，把國民的腦袋還原至野蠻時代、原始時代」，「難道在家中也使用暴力嗎？」「尚武國家，這是錯誤的出發點，如同綁上獠牙的豬假裝為野豬而被恥笑，文明的精髓是擁有思想而壓制暴力」，這些都是北村的妙語。　　為了新聞採訪，北村潛入咖啡廳扮演女給，探求新風俗與世間萬象。她的報導讓讀者為之沸騰，但也開始受到輿論激烈地性別攻擊。北村出版了《怪貞操》，維護職業婦女人權，並錄製同名唱片反擊後，

提交辭呈。北村燙著一頭捲髮，走在時代先端，充滿知性，以輕便洋裝包覆的窈窕身軀裡，滿是卓越的行動力。京大教授瀧川幸辰、有力的政治家鶴見祐輔、武內作平、小泉又次郎、實業家福澤桃介，都是北村的支持者。　　從東京到大阪的臥鋪列車，或飯店房間，都是她的書桌。以「女浪人」自稱的她，提著一只黑色行李箱，以日本代表身分參加1928年夏威夷檀香山的泛太平洋婦女會議，以及隔年的萬國婦女參政權柏林大會。她以熟練的英語與德語，活躍於廣大的世界舞臺。從歐洲回國後，北村深信女性三年內能獲得參政權。必須要做好十足的努力，推動立法實現兩性平等。

唐代的鄉愁：一部萬花筒式的唐朝生活史

為了解決阿 銘 離開 杰 運 汽車的問題，作者師永濤 這樣論述：

　　《唐代的鄉愁》是一部風格獨特又充滿趣味的歷史、文化讀本。作者富於想像力，從日常細節和民俗時尚著眼，努力爬梳史料，透過衣食住行、宴飲娛樂、城市發展、民族交流、莊園生活、婦女形象、少年豪情、佛道寺廟、長安興衰等主題，串起唐朝生活史的方方面面，內容繽紛多彩，讓人看了有如置身萬花筒之中。 　　全書以散文的筆調，娓娓道出那個魅力無限的時代──唐，喚起了我們沉睡千年的鄉愁。   作者簡介 師永濤 　　一九八三年生於陝西鳳縣，廣西師範大學畢業。目前客居杭州。曾經在桂林、西安、杭州等城市工作生活，關注「日常生活史」課題，業餘寫作。著有文化散文集《回望的目光》。   □《實用歷

史叢書》出版緣起 □前言：唐代的鄉愁 第一章  唐人的世界 第二章  夜宴 第三章  從揚州到長安 第四章  胡人們的唐 第五章  帝國時代的莊園 第六章  女人在她們的時代 第七章  少年遊 第八章  未能皈依的寺廟 第九章  最後的長安 □後記：一份唐代生活史的私家書單 □附錄一：西元七～九世紀的唐代和世界 □附錄二：七十種唐人筆記書目   前言 唐代的鄉愁   　　西元六二七年，關中大旱，災民賣兒鬻女以求生。去年在玄武門宮鬥中斬殺兩位競爭對手的唐太宗面對旱災憂心忡忡，剛即位的他下令開倉救濟，解決災民的燃眉之急，並拿出御府金帛，供災民贖回賣掉之子女，以免骨肉分離。這一年李世民二十八歲

。 　　就在同一年，一位叫玄奘的僧人「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他乘著夜色混在流民中溜出長安城，踏上了西行取經求法的漫漫征途。這一年玄奘二十五歲。 　　西元六二七年，唐朝的貞觀元年，是「貞觀之治」的起始，歲次丁亥。 　　根據中國傳統五行學說，中國古人利用干支紀年法，以六十為周期（一甲子）把歷史重複編排，他們認為每六十年一個輪回中，事物發展就像草木隨四季更替一樣生長、繁茂、凋落與衰敗。而其中的丁亥年則是由衰而盛的關鍵性轉折年，它意味著從丁亥年開始，各種事物都將步入一個長期的發展和繁盛階段。 　　一 　　歷時十七載，西去取經的玄奘在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正月回到了

長安。四年之後的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年）三月，比玄奘年長三歲的李世民感到身體不適，很快便輾轉病榻，不能下地走路了。 　　四月二十五日，實在撐不住的李世民終於決定，離開他日理萬機的太極宮，攜家眷和近臣到翠華山下的離宮翠微宮避暑養病。時值孟夏，這裡林木清幽，涼風習習。 　　在〈秋日翠微宮〉一詩中，李世民寫道：「秋日凝翠嶺，涼吹肅離宮。荷疏一蓋缺，樹冷半帷空。側陣移鴻影，圓花釘菊叢。攄懷俗塵外，高眺白雲中。」對於翠華山，李世民有著特殊的感情，此前的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年）四月，他命人重建太和宮，改名翠微宮，籠山為苑，列臺觀其中。他似乎和這翠華山之間有一種宿緣。最終，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

在寢殿含風殿辭世，此時，他的繼承人太子李治心中除了悲傷，還在惦記著感業寺中一個姓武的女子。 　　即位的高宗李治把玄奘安置在了大慈恩寺中譯經。在李治心中，大慈恩寺和大雁塔是他的母親長孫皇后靈魂寄寓的場所，而他居住的大明宮，「北據高崗，南望爽塏，視終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窺。」（韋述《兩京新記》）如果再登臨高出平地十五公尺的含元殿，透過宮殿的門楣，穿越丹鳳門的鴟尾，一直往南，李治可以清晰地看見「壯麗輪奐，今古莫儔」的大慈恩寺，以及寺中「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的大慈恩寺浮屠。 　　龍朔三年（六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高宗李治偕皇后武則天入住尚未完工的大明宮（時稱蓬萊宮），自此取代太極宮而成為大唐帝

國二百四十餘年內政和外交的中樞。 　　此後數百年間，無數道大唐帝國的政令自燈火通明的大明宮發出，影響著一個帝國的脈搏。當唐朝皇帝威望最高的時候，大量的突厥人內附，突厥王族成為了大唐最勇猛的將軍；波斯薩珊王朝（Sassanid Empire）末代的兩位波斯王都希望借助唐朝的力量復國，最終終老在長安；大量的遣唐使來自新羅和日本；而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與安南人亦來帝國定居，散落在從敦煌到廣州的帝國城市。國子監亦即國立大學中，有這些國家的留學生，其中最具熱忱的是日本人，他們有的像今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在中國曾居留達幾十年，有的終身為唐官，深埋大唐。而更多的人回國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具

體的貢獻，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都城設計建造完全模仿長安，從銅幣的設計到婦女的髮髻，從室內的布置到圍棋、茶道、詩詞都參照大唐的時尚，從此之後，後世出土的日本文物深具中國色彩。 　　那個時候，初次來長安的人都充滿了陌生感，踏進這座大城市的每個訪客無不感到驚詫，大開眼界，長安的瑰麗和宮殿的雄壯，已經超越了想像極限。這些外來的人們為長安城的狂放情趣、繁華市井而目炫神迷，嚮往，畏縮，好奇，慌張……，各種反應，百態畢現。 　　二 　　在唐朝統治的三個世紀中，東方各地的財富也經由陸路被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車裝，或駝載，或馬運，或驢馱。偉大的絲綢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亞的重要商道，它沿著戈壁、

荒漠的邊緣，穿越唐朝西北邊疆地區，最後一直可以抵達撒馬爾罕（Samarkand）、波斯和敘利亞。從玉門關向西，有兩條道路可供行人選擇，這是兩條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要經過流沙、戈壁和荒漠，還要面臨極度的寒冷或酷熱。 　　唐貞觀九年（六三五年）十一月，來自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國（Sogdians）的使臣由撒馬爾罕再次來到長安，粟特人的足跡遍布於絲綢之路所經過的一切地方，從東海之畔的揚州，到沐浴在地中海陽光下的拜占庭（Byzantium）。 　　他們中最著名的卻並不是商人，而是一位「柘羯」（武士）。他是一個胖子，擅長跳胡旋舞。這個叫安祿山的粟特胖子和唐朝最著名的美人楊玉環有著一種曖昧的關係，而且後來

他還把楊玉環的丈夫李隆基從長安趕到了成都。歷史上，把這段往事稱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起因卻來源於一個皇帝藝術家的「黃昏戀」。 　　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年）十二月，武惠妃病重，玄宗李隆基決定去驪山過冬，第一次遇見楊玉環。只是皇家一次例行的謁見，卻讓一個五十多歲的皇帝和自己二十出頭的兒媳訂下了山盟海誓的約定。 　　至德二年（七五七年），在數千精騎的簇擁下，從成都準備返回長安的「太上皇」李隆基取道鳳翔東行。約莫走了三天，來到了馬嵬驛，他銘心刻骨、晝思夜想的地方。驛站猶在，佛舍猶在，梨樹猶在，可「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玄宗之後近半個世紀的元和元年（八○六年），三

十五歲的周至縣尉白居易作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敘事詩〈長恨歌〉，詩人以極富想像力的筆調，描寫唐明皇（後人給玄宗的稱呼）終夜不眠，看著宮前螢火蟲飛來飛去，階下落葉也無心找人打掃。這樣的憂恨纏綿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間任何因素能稍一舒慰。這首〈長恨歌〉也隨之流傳千古，直到一九二○年代，仍舊為小學生所習誦。但奇怪的是，當時在位的唐憲宗李純竟然默許了白居易寫皇家愛情的行為。甚至當時長安歌女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自誇，並因此身價倍增。（白居易〈與元九書〉） 　　這個皇帝和中國古代最優秀的宮廷舞蹈家之間的愛情，終止在了馬嵬坡，一個很小的地方，在陝西省咸陽市代管的縣級市興平市西北十公里的土原上。

而他們愛情開始於長安東邊驪山一處叫「華清池」的皇家園林。驪山是歷代皇家的行宮，一個很教人不安分的地方，周幽王曾經在那裡烽火戲諸侯。李隆基最愛的華清池，位於今天西安市臨潼區驪山北側，東距西安三十公里。當旅遊者乘火車或汽車前往臨潼參觀驪山及華清池時，應先注意四周黃褐色的泥土，黃仁宇先生曾經說，這種泥土與美國田納西州一帶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國歷史展開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三 　　著有《宋：現代的拂曉時辰》一書的「宋粉」吳鉤曾經說：唐代是中世紀的黃昏，而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作為一個舶來品，「中世紀」一詞是十五世紀後期的歐洲人文主義者開始使用的。這個時期的歐洲從「文藝復興」中衰落下來，沒

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權來統治，傳統上認為這是歐洲文明史上發展比較緩慢的時期。 　　而當「中世紀」這個詞出現在中國史及其相關敘述中的時候，被默許指稱七到十世紀的隋唐時代，儘管學界對這一學術名詞的「拿來主義」持質疑態度。日本文史家內藤湖南就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見《歷史と地理》第九卷第五號）中說：「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 　　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唐文學文化論集也取名為《中國「中世紀」的終結》（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估計他也料到此種提法會有誤會，故用了

引號。 　　或許，「中世紀」這個名稱是宇文所安的策略，是一個國外漢學家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視野。在我看來，「中世紀」的「中」字用到唐朝，卻是恰如其分，中者，中興也。唐，這個中國歷史中最能引人遐想的歷史片段之一，無論我們從哪個角度進入，都會有陌生的新鮮感。既然這個詞來到了中國，不妨給予它一個中國的身分。 　　更遑論歐洲從中世紀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和中國從唐到宋的轉型，其中的轉化有著可以比較的研究。英國學者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比較歐洲中世紀與初唐、盛唐的差異時說：「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於蒙昧黑暗之

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並蓄而好探求的。」 　　我喜愛的作家紅柯說過：「我們從遠古開始建造莊園、城堡和城市，卻不相信地球是宇宙裡的飛行物，是長翅膀的神鳥。」 　　沒有想像的歷史，並不能算是真的歷史。 　　四 　　天復四年（九○四年）正月，黃巢降將出身的宣武節度使、梁王朱溫，挾天子以令諸侯，劫唐昭宗李曄遷都洛陽。朱溫「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木，自渭浮河而下」，使長安淪為廢墟。（《舊唐書‧昭帝本紀》） 　　唐長安城留於後世者，僅剩殘垣斷壁和若干城牆遺跡。 　　唐帝國最後一個皇帝哀帝（或稱昭宣帝）李柷先被降為濟陰王，遷於開封以北的曹州（今山東菏澤），安置在朱溫親信氏叔琮的宅第，

後又被廢除帝位。由於太原李克用、鳳翔李茂貞、西川王建等仍然奉「天祐」正朔，不承認梁朝，朱溫擔心各地軍閥的擁立會使廢帝成為身邊的定時炸彈，就一不做，二不休，於後梁開平二年（九○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將十七歲的哀帝鴆殺。 　　至此，建國二百八十九年（六一八～九○七）的大唐帝國一去不返。 　　天祐三年（九○六年）之後，長安再未曾成為中國的國都。帝國的重心已逐漸移至東邊，中國開始了藍色的大洋夢，東南區域以其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更有吸引力。所以唐朝之後的歷史中，幾乎所有的王朝都採取一種南北為軸心的戰線，與長安漸漸遠隔。 　　今天，當我們穿過長安的軀殼西安，伸手撫摸一下眼前這粗糙、沉睡的四方城城磚，

心裡就莫名地溫暖而踏實了──儘管唐朝的長安城牆是夯土築造的，僅在城門部分有城磚包裹。我們的內心中只要泛起愁思，我們仍會以《春江花月夜》的豔麗或《霓裳羽衣曲》的飄灑不斷穿越歷史，相望那個繞梁千年的江湖絕唱。 　　曾經，一個王朝的風花雪月主宰了那個叫長安的城市轉瞬即逝的春秋，詩歌的漂泊帶來了哀愁、天才、江山和美人，還有揮之不去的思念。那些焰火、野草、王孫和驛站，以及大氅，最終成了鄉愁。今天，這種鄉愁仍在。 後記 一份唐代生活史的私家書單 　　寫這份書單的時候，我一邊聽袁惟仁的專輯，一邊翻閱法國漢學家馬伯樂（Henri Maspéro）的《唐代長安方言考》（Le dialect de Tch

'ang-ngan sous les T'ang，聶鴻音譯，中華書局，二○○五年）、《唐詩紀事》，以及《全唐文》、《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這些大部頭的龐雜的唐代史料。很多時候被一種情緒包揉，為浩瀚史料所呈現的唐代感動，心生嚮往，就如同多年前的夏日，在老家土房背後的梧桐林下，被漏下的陽光感動得渾身戰慄。 　　這個不築長城的朝代和中國歷史上其他朝代一樣，也有著皇家的荒淫、門閥士族的黑暗和戰爭的殺戮。有人據此來評價唐代，但時至今日，我們的世界仍然沒有遠離這些黑暗。 　　這個朝代是文學的時代。一在於唐詩，另一在於唐傳奇。我曾經寫過「古紙硬黃臨宋怨，短箋勻碧錄唐幽」的句子，唐人的詩文，總是有一種塵

土般的質感，如同蒼茫的曠野。 　　我還曾經數次想像自己穿行在唐代通往撒馬爾罕的絲綢之路，抑或是在途經長安東市的時候聽那個幽怨的安邑坊女唱「巴陵一夜雨，斷腸木蘭歌」，抑或是在杜甫的五城做一個戍卒。 　　在這裡寫一份私人的書單，不局限於正史，而是羅列傳奇、小說、研究甚至奇幻，在這些或嚴謹、或瑰麗、或不忍卒讀的文字裡，唐代閃爍著精細的光芒，而我們的視界則或許可以延伸得更遠，這不是歷史的可能性，而是歷史的想像力。 　　一 　　謝弗（Edward Hetzel Schafer，漢名薛愛華）著的《撒馬爾罕的金桃──唐朝的舶來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中譯本改名為《唐代的外來文明》。據說這本書是西方漢學的一部名著，被視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古代文化的必讀之作。其實在中國，這本書的影響力更大，因為此前從來沒有一本書從「物」出發來深入研讀一個時代的歷史，而這些物質碎片，比如「一隻西里伯斯島（Celebes，即蘇拉威西島）的白鸚，一條撒馬爾罕的小狗，一本摩揭陀的奇書，一劑占城（Champa，位於今越南中部的古國）的烈性藥等等──每一樣東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發唐人的想像力，從而改變唐朝的生活模式，而這些東西歸根結柢則是通過詩歌、法令，或者短篇傳奇，或者是某一次即位儀式表現出來的。」 　

　在這本書裡，謝弗引用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話來闡釋這種寫作的必要性：「歷史隱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範圍以外的地方，隱藏在我們無法猜度的物質客體之中。」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本影響了很多中國歷史學者及歷史愛好者的書，對其作者我們卻知之甚少，我們僅能從簡介中知曉謝弗是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精通漢語和日語，並通晚近法語、古拉丁語等十數種古今語言文字。而謝弗著述頗豐，除《唐代的外來文明》外，還有《朱雀──唐朝南方的意象》（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ines of the South）、《珠崖──古代的海南島》（Shore of Pearls: Hai

nan Island in Early Times）和《時光之海蜃──曹唐的遊仙詩》（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和雨女》（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點評杜綰〈雲林石譜〉（Tu Wan's Stone Catalogue of Cloudy Forest: A Commentary and Synopsis）、《閩國──十世紀時的華南王國》（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步虛──唐代對星空的探求》（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和《唐代的茅山》（Mao Shan in Táng Times）。其中《唐代的外來文明》是公認的謝弗的代表作，並與《朱雀》共同被視為其研究唐朝外來文化的雙璧。但除了《唐代的外來文明》、《朱雀》、《神女》，其餘各種並未見在中國出版。   　　二 　　已逝的曾經執教於香港大學的莊申先生，以美術史學家的身分寫有一本《長安時代──唐人生活史》，亦是不常見的大師所著唐代生活史，可惜

此書大陸未見引進，不能使更多人一睹真容。在莊申看來，唐人的詩書樂弈、繪畫陶瓷、雕刻工藝、舞蹈服飾，凡此種種，無不令人耳目一新。當中的巧思慧心，全在唐人的生活中表露無遺。今人與唐人雖緣慳一面，但愈來愈多的考古文物，使今人也能一窺唐人社會的全貌。 　　莊申家學淵源，尊翁為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尚嚴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他幼承家學，勤於研究。早在他就讀於臺灣師大史地系，及稍後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期間，便常有專文論述中國美術史，刊登在《大陸雜誌》，是當時引人注目的青年學者。他的《根源之美》、《扇子與中國文化》、《從白紙到白銀》等都是非常精采的著作。 　　作為一名唐史學者，賴瑞和先生被人知

曉卻是他的旅行散文集《杜甫的五城》，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三年，他先後九次暢遊中國大地，一路風塵，走過城市和鄉村，尋求歷史與現實的交會。當他第一次乘坐火車前往西安的時候，竟然隨口問列車員：「到長安的嗎？」結果列車員狠狠地愣了一愣：「長安？哦，對！您是指西安吧？」 　　這是一本關於唐代「另類」的書，賴瑞和並沒有直接討論他所了解的唐朝，而是興致勃勃地記錄了一系列的「流水帳」：九次旅行的路線與詳細費用、國營旅社、衣服、美食等等，賴瑞和作為一個局外人，一路用新鮮的眼光角度來體驗大陸的種種出人意料的不同。他脫掉洋氣的教授行頭，穿上在內蒙古買的保暖羊絨衣，坐在擠滿鄉民的巴士裡，就像一個普普通通的大陸中年男

人。在西安，他騎著自行車去北郊尋找大明宮的遺址，彼時三清殿的廢墟，前面並沒有任何標誌，也沒有任何圍牆，只是孤零零地立在玉米田中。「我也隨著那些好玩的小孩，爬到土堆上頭去。那裡長著一些雜草。在夕陽下，登高望遠，所看到的景物都染上一層溫馨的金黃色調。」賴瑞和的壯遊，歷史與現實交融，那個叫唐的國度如影隨形在日常的瑣碎中，讓人有了恍如隔世的憂愁，夾雜著淡淡的悲傷。 　　賴瑞和一九八一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師從《劍橋中國隋唐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AD）的主編杜希德（Denis C. Twitche

tt）教授習唐史，並在這位西方公認的唐史和中國通史學界的大師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唐代的軍事與防禦制度》。賴瑞和目前在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專任教授，曾經主講唐代長安與士人的生活（碩、博士班）、唐代日常生活史（大學部人社系），我讀過他對第一門課的一個講演提綱，是用PPT做的演示，極其生動。 　　三 　　除了中國人之外，對於唐代關注最多的便是日本學界，儘管沒有唐代生活史的專門論著引人注目，但日本作家在其大量的關於唐代的小說中，徐徐展開了一個王朝的面目。井上靖或許是此類小說的開創者，其《天平之甍》（天平の甍）講的是鑒真東渡的故事。井上靖寫道，準備第一次東渡時，「鑒真已五十五歲，相貌卻仍骨骼嚴整，

巍然如山，有偉人氣質，額寬，眼、鼻、口皆大而穩定，頂骨秀氣，顎部卻頗有意志地展開。留學僧覺得這位高名高德的僧侶，很像故國的武將。」後來，一九七九年這部小說在被拍成電影時，曾經在揚州取景拍攝，彼時揚州數萬人圍觀拍攝。 　　而井上靖《楊貴妃傳》（楊貴妃伝）一書則開啟了中日之間對於楊貴妃生死的大討論，這部小說影響之深遠，以至於國內有些歷史學者拿其作為史料使用。 　　近年來，聞名的日本作家乃是陳舜臣，其兩百餘本和中國歷史有關的著作已經被引進了數十本，他和井上靖一樣，對於唐代西域有著莫名的夢想。一九七九年，中央電視臺和日本NHK電視臺聯合組成大型紀錄片《絲綢之路》攝製組，沿著古代絲綢之路開始了為期一

年的採訪攝製。陳舜臣參加了此次攝製活動，並用文字記錄下重走絲綢之路的奇妙見聞與瑰麗隨想，成書的名字就叫《西域余聞》。儘管也寫了一點漢代的西域，但此書更多是在唐代西域的物品、詩人和生活方式對於帝國的影響。 　　相對而言，日本作家辻原登的代表作、歷史小說《飛翔的麒麟》（翔べ麒麟）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了，究其原因，是簡體字版中譯本有一個莫名其妙的書名為《唐朝那些事兒》，這種爛到大街的譯名完全毀了這本書。實際上，這本小說寫作功底和歷史考證極其精細，而且更勝在歷史想像力與史詩的契合度。 　　四 　　中國人關於唐代生活史的論著多為專著，例如衣飾、飲食、官制等等，以「唐代生活史」為題的專門著作則鳳毛麟角，

即使有也是大量常見史料以及傳統的論文研究，黃新亞《消逝的太陽：唐代城市生活長卷》一書為其中可以讀一下的書籍。究其原因，是此書儘管亦屬學術著作，但其形式上卻引入大量和生活、習俗、用具有關的史料及傳奇故事，使得以「生活」為名的專著有了點煙火氣。 　　建築設計師唐克揚有一篇關於長安的文章〈長安的煙火〉曾經在《生活月刊》刊發，但至今仍未成書，而他本意是通過實驗文本來梳理中國古代的城市，因此其中關於城市的敍述及想像力頗為動人，是難得一見的創作。 　　還有一位筆名叫「騎桶人」的作家，因為寫的是奇幻文學而不被歷史研究者知道，他大量的短篇小說如《終南》、《雙髻》、《歸墟》等有著深深的唐傳奇影響的影子在裡面

，其文字入微，纖細空靈，甚至算得上晶瑩剔透，能通過微妙的詞語表達心靈。想像力極奇詭綺麗，於最幽靜處，發前人之所未想，有一種罕見的神祕特質。他的文字具有相當高的純文學水準，把唐人傳奇中的生活場景演繹得十分淋漓盡致。 　　近幾年，得益於網路的出現以及歷史熱，大量的關於唐代的書籍出現，但是仔細看起來這些唐代的書籍無一例外是：那些人那些事、光榮與夢想、趣聞與軼事，而關於唐代生活史方面卻無人關注，以至於大量的寫唐代宮廷的小說中，僅僅人名是唐代的，而各種生活歷史細節卻是瓊瑤小說或者清朝電視劇的翻版。 　　五 　　曾在央視「百家講壇」節目講過《敦煌資料與唐五代衣食住行》的隋唐五代史學者黃正建，對此亦是

有所發現，在〈關於唐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現狀的思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二○○四年九月十四日第三版）中，他寫道：「但是在中國，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並沒有形成規模或形成學派，甚至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雖然我們也有關於衣食住行的研究，但它們都是孤立的、個別的、零散的。學者們分別從政治、經濟、民族、宗教、文化、風俗、文物、科技、歷史地理等各種角度來研究它們，卻恰恰很少將它們作為『日常生活』來研究。」 　　實際上，西方學界對「日常生活史」的關注已久，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

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英國漢學家魯惟一（Michael Loewe）的《中華帝國早期的日常生活：兩漢時期》（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During the Han Period, 202 BC-AD 220）一書，都是極其精采的關於生活史的論著。 　　具體到唐代，彬仕禮（Charles D. Benn）有《傳統中國的日常生活：唐朝》（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Tang Dynasty）一書，作為「格林伍德出版社日常生活史叢書」（The Greenwood

Press Daily Life Through History Series）的一種出版，可惜無人引進翻譯。另有《中國的黃金時代：唐代日常生活》（China's Golden Age: Everyday Life in the Tang Dynasty），已出版中譯本。 　　另一方面，大量的記錄唐人生活場景的唐代筆記和傳奇實際上並沒有被人們足夠關注，中華書局曾經出版唐宋史料筆記三十九種，亦是唐宋雜錄。實際上中華書局還有一套《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其中「唐」卷，共有筆記七十種，不可謂不煌煌。 　　在前言中我寫道：曾經，一個王朝的風花雪月主宰了那個叫長安的城市轉瞬即逝的春秋，詩歌的漂泊帶來了

哀愁、天才、江山和美人，還有揮之不去的思念。那些焰火、野草、王孫和驛站，以及大氅，最終成了鄉愁。今天，這種鄉愁仍在。 　　可惜的是，這種鄉愁只存在於史籍和唐詩中，大量面目模糊的細節無從考證、查找，比如朱溫如何拆毀長安使得這座偉大城市消失的過程，《舊唐書》及《資治通鑒》僅有寥寥數語，《新唐書》則完全不記載。歷來國人修史，重史識而輕細節，重人而輕物，重考據而輕整合，這也使得唐代的生活史散落於史書的各個角落，沒有完整地呈現，這是一種深深的遺憾。 　　作為一本小眾的生活史圖書，《唐代的鄉愁》在二○一四年一月出版後，如意料中一樣，並未引起什麼關注，很快便被淹沒在海量的出版物中。對於我這個業餘寫作者來

說，自己的作品能夠出版便是獲得了滿足與喜悅，並無其他的「野望」。 　　好在還有一些網友讀到了這本書，在豆瓣網、新浪微博上表達了喜愛之情，這不啻是一種意料之外的「嘉獎」，讓我暗自欣喜。 　　此番臺灣遠流出版公司決定出版《唐代的鄉愁》繁體字版，令我感到的不僅是個人的喜悅，還有「日常生活史」這個小眾門類被更多人了解的快樂。 　　我在這裡必須感謝遠流編輯陳穗錚女士，她在編校過程中的嚴謹和專業，不但讓我在修訂此書時因為一些錯誤而汗流浹背，而且讓我對於臺灣的出版人有了別樣的敬意。也感謝我的前同事劉斌先生、網友谷大建先生和攝影師魏華先生、王海東先生，為這修訂本提供了部分照片。 　　我還要感謝本書大陸

版的編輯，安徽文藝出版社的岑杰先生，此書完稿兩年後，歷經波折，終於在他手裡付梓，得以問世。也感謝我的好友吳窮先生為此書出版之事奔波努力。 二○一六年四月　於杭州和美弄 【第二章‧夜宴】 「只有弱者才睡覺」，《時代周刊》（TIME）稱。AC尼爾森（ACNielsen）進行的一項全球睡眠習慣調查，結果顯示，四分之一的中國大陸受訪者午夜之後才就寢，調查還表明，越來越多的人正成為夜生活的主力軍。中國已經進入夜生活的黃金時代，中國人的口味和消費方式正在成熟。林語堂曾經在《生活的藝術》中指出，中國人對於快樂和幸福的概念是「溫暖、飽滿、黑暗、甜蜜」──實際上，中國人對於黑暗的夜晚有莫名的恐懼感和安全感。

這種矛盾的情緒來源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因為眾多的宮廷政變和流血事件都發生在晚上，而在小說和民間傳奇中，夜晚更是陰謀的孵化器；而在另一方面，夜晚成就了人們對隱私的渴望，躲在小小的明亮的家裡，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作家曹乃謙有部小說集，名字叫《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恐懼感和安全感交錯的情緒往往帶來欲望。於是，就有了夜宴。一千三百年前的農曆三月初三晚上，長安城南的曲江燈火通明，飛埃結霧，游蓋飄雲。三月初三在唐朝是國家的公眾假期，此時陽光明媚，百花盛開，和風微拂，水波蕩漾，草木青翠，足以賞心悅目。在這一天，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會來到曲江，所謂「舉國盛遊」。唐朝的皇帝會在這一天晚上大擺宴席招待百官，《全唐文》

卷六六八載有〈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一文，白居易在其中寫道：「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獲侍宴於內庭，又賜歡於曲水。蹈舞跼地，歡呼動天。况妓樂選於內坊，茶果出於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間。」這一年是唐文宗大和九年（八三五年），六十四歲的白居易老淚縱橫，看的是皇家教坊的伎樂，吃的是供皇帝享用的茶果，有一種「戰慄的幸福感」。

白冷會公東高工教堂建築之研究

為了解決阿 銘 離開 杰 運 汽車的問題，作者黃冠智 這樣論述：

本文探討台東白冷會的公東高工教堂，以其與真實世界之間所交織而成的脈絡，呈現公東高工教堂的建築意義，以及公東高工教堂對台灣建築的意義。公東高工教堂的形成，是白冷會（業主）、達興登（建築師）與營造單位之間協力合作之下的產物，三者的建築觀在各自的世界之中成形，對建築各自懷抱著不同的意圖與想像，這些不同觀念之間從概念到實體的轉譯，成為公東高工教堂最後的實體呈現。為文首先將公東高工教堂放入台灣天主教教堂建築的發展脈絡中，以詮釋公東高工教堂對台灣建築的重要意義。其次，梳理瑞士現代教堂的發展過程、白冷會的教堂理念，以及達興登的建築觀，以現代教堂空間觀的演變作為脈絡背景，詮釋公東高工教堂的建築意義，並比較白

冷會對教堂建築的想像與達興登設計意圖的異同。最後從營造單位對施工圖的調整與適應，解釋公東高工教堂最後呈現的實質樣貌。本文的研究發現如下。首先，公東高工教堂在台東的落地生根，將歐洲在二十世紀初現代教堂發展的高峰帶到台灣，讓台東成為二戰後建築國際交流的重要場域之一。一群來自瑞士天主教的白冷會傳教士，在大時代的歷史洪流中，輾轉來到了台東，並帶來白冷會樸素務實的建築觀。其次，達興登在公東高工教堂設計中，與白冷會的教堂建築觀並不完全相同。白冷會早期的現代教堂中，接受瑞士簡約的現代建築觀，並沒有受到現代藝術動態平衡的影響，謙遜質樸是白冷會重要的物質精神。達興登則在公東高工校園設計中，實踐他在《現代建築發展

與定位》這本博士論文中提出的「衍生形、動態平衡、相對的創意」等的建築原則，並以知覺性與情緒性的建築語言，顯現他對於建築精神性的追求。達興登在公東高工教堂中繼承廊香教堂的設計手法，加上他對於天主教的禮儀改革運動的認識，將瑞士中部山區的場所精神轉化到他的設計，以戲劇化的光線、質樸的噴凝土材料、動態平衡的空間配置，以及祭壇為核心的空間佈局，塑造現代教堂的神聖氛圍。達興登的建築思想受到德日進的泛心論、海德格的存在現象學、格式塔心理學與榮格精神分析的影響，而這些觀念在青年達興登的公東高工教堂中已經可以看到端倪。最後，公東高工教堂的建築實體，是二戰後初期台東現代營建技術的呈現，營造單位面對台東的氣候與環境

對原始設計做了局部的調整。為了抵禦颱風的侵襲，調整了門窗的構造形式，卻在無意中影響了達興登的設計意圖。當時台東的建築匠師還在努力克服新的技術，對於構築的詮釋能力還有待提升。達興登認為每一種類型的現代建築，都有其相應的精神性，而教堂作為現代建築的一種類型，現代教堂的精神性就是教堂的神聖性。白冷會公東高工教堂默默的矗立在台東50多年，台灣也已經逐漸脫離僅僅維持基本生存的社會狀況，有能力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在這個時候重新理解這棟教堂，將對台灣建築未來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作用。公東高工教堂並不只是教堂，它是引導我們認識現代建築的精神性與空間感動力最有效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