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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RU486的生命政治

為了解決醫生開FM2的問題，作者蔡佳蓉 這樣論述：

本論文從傅柯(M. Foucault)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觀點，指出口服墮胎藥物RU486之治理體系建構，如何延續了台灣近代從家庭計畫、《優生保健法》立法以來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脈絡，卻又因台灣1990年代民主化政治的發展，而不以過去集權政治的方式，反而透過社會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角逐形塑而成。台灣近代的人口治理自家庭計畫至《優生保健法》立法時期，執政當局都是秉持著同樣的整體人口治理觀，傳播人口控制與經濟發展扣連的論述，使治理體系越加周延與激進徹底。到了RU486時期，集權的治理已不在，但在對人口進行整體調節，與對肉體進行個體規訓的生命權力(bio-power)

論述，仍滲透在行動者的論述中，不斷地擴散與再製，並使得人民被形塑出治理性(governmentality)。RU486治理體系中的臨床規訓實作，即使仍有模糊、不合法的使用不斷地挑戰治理體系的界線，但又透過生命政治體系來回不斷的建構而逐漸被收編至體系內，成為體系的一環。在RU486合法化過程積極參與的女權團體，其興起與集權政治的退場密不可分，同樣積極參與的醫生團體則是透過不斷地與執政當局合作，而發展出其專業自主權，而成為產科領域的唯一專業代言人。RU486因此做為一種整體人口治理的人工流產技術物，其體系之形塑卻因不同社會行動者的積極介入，而在整體調節之餘也部份地彰顯了行動者的自主性，形成了與家庭

計畫、《優生保健法》時期的節育與墮胎技術不同的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