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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為了解決遠東 駕 訓 班 評價的問題，作者約翰‧道爾 這樣論述：

全方位完整解析 戰後日本如何擁抱美國帶來「現代化」革命 美國史學界最高榮譽得主 2000年普立茲非小說類作品獎經典 著名左翼學者 對美國佔領政策的有力批判 釐清東亞近代歷程 提供承先啟後的瞭望台 　　「無人能出其右的歷史書寫。」——《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日本戰後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作品。」—《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有史以來最為傑出的史書。」—《波士頓週日環球報》（Boston Sunday Globe） 　　「道爾確認了他在國內太平洋戰爭編年史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

une） 　　「此本巨作會是未來檢驗學術研究的黃金標準。」—《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本書以極其簡潔優雅卻力道沉重的敘事筆調，為讀者梳理美軍佔領期間日本的政治制度、經濟、大眾文化、社會風俗各個方面。既批判麥克阿瑟主導的美國意志邏輯野蠻加強迫在戰後日本推行「美國化」、「民主化」以及「現代化」；同時也細膩剖析日本作為戰敗者的複雜心態，有悲慘、迷茫、悲觀和怨恨，也兼具希望、韌性、遠見與夢想，還原社會各階層民眾的聲音。顯露出戰勝與戰敗，並非單方面的佔領統治而是雙方互相的「擁抱」。 　　作者約翰．道爾一方面致力於批評美國的佔領政策，包括麥克阿瑟本

人的作為。將麥克阿瑟在這場政治盛典中扮演的角色形容為「新的君主，藍眼睛的幕府將軍」。批判美軍以專制的方式強加非軍事化、民主化構想於日本。保留天皇制度為昭和天皇免除戰爭責任、東京審判做秀式的調查助長了大眾對於戰爭罪行的輕視傾向，追求非軍事化卻駐紮美軍基地等作為。諸多歷史問題，源於美日間複雜作用共同產生遺留至今。 　　書寫戰敗者日本。本書也詳盡記錄下曾「一億一心」、打算「全員玉碎」效忠天皇的日本百姓怎樣轉身擁抱民主、擁抱現代化。另一方面，戰後日本自帝國主義體制下解放的個體自由，展現出貪婪、自私、頹廢卻旺盛的生命力也編織出一種奇異、天真、淺薄的戰敗文化。自荒蕪廢墟重建不僅是加蓋地面的實體建築，也意

味著精神層面日本反思什麼是好的生活、好的社會。這一切顯得混亂不堪；這一切也充滿活力。 　　除了政治制度的變革，日本形象上的變化，在書中也有著豐富而生動的記錄：從戰時美國媒體將日本人描述為野蠻殘酷暴虐、狂熱的「猿人」(Monkey-man)。到了佔領期，由於「潘潘」、「夜之女」等專門服務於佔領軍的性工作者普及，戰敗日本被美國「女體化」「色情化」，也從此造成美日關係中男女角色的假想。日本形象弱化為易於操縱、百依百順和以備享用的女性胴體。例如「潘潘」以個人貞操保衛日本血統、黑市反映現實經濟與追求感官刺激盛行情色雜誌的粕取文化，更是透過大眾文化現象作為具體例證，翔實地描寫日本戰敗後的社會風貌景況。

　　在今天美日同盟逐漸強化的年代，對於戰敗、美軍佔領經驗是日本部分新民族主義者眼中恥辱的時期；對另一部份日本人而言，「和平與民主」也是在戰後獲得的新觀念以及理想社會的追尋。美日安保條約所牽動到不單單戰後的日本，直至今日整個太平洋地區，都仍是影響範圍中。戰勝國與戰敗國交互糾葛的關係，更是台灣於二戰後複雜處境一個鮮明的對照。 得獎記錄 　　2000年普立茲非小說類作品獎 　　199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圖書獎 　　2000年班克羅夫特獎 　　1999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 　　2000年美國圖書館學會著名圖書獎，並列入「美國讀者書目」中「2000年著名圖書目錄」 　　1999年《洛杉磯時

報》歷史圖書獎。 各界推薦 　　【學者及媒體佳評如潮】 　　「美國佔領日本時期的宏偉歷史……道爾出色地捕捉到聲名狼藉、卑鄙，卻異常生氣蓬勃的戰後氣氛。他的興趣不僅只於政治，也包括文學、電影及流行音樂。」—《紐約書評》（NYRB），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道爾的研究非常深入且廣泛…本書敘述日本自近代史上最具破壞力的戰爭中覺醒的歷史，是英文甚至各種語文中最佳的日本政治與文化史著作。」—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前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與賴世和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無庸置疑地，道爾是美國探討太平洋戰爭的一流史學家……絕佳的歷史著作……我所學習到的遠超過我

所能想像的。」—史蒂芬‧安布羅斯（Stephen Ambrose） 　　「極其具有啟發性……道爾嫻熟地結合了歷史的上上下下之處，寫出肯定是日本戰後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作品。」—《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雅各‧海爾博恩（Jacon Heilbrunn） 　　「洗鍊……敏銳地分析敗戰後的日本……具有深度又感動人心之作，是對於日本和其與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之間關係，有史以來最為傑出的史書。」—《波士頓週日環球報》（Boston Sunday Globe），哈佛大學入江昭 　　「豐富的細節又能振奮人心……對於任何知悉日本現代史之人，本書無窮盡地解釋了事情發展的原因

……是件了不起的分析與報導之作。」—《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湯瑪斯‧羅依‧萊德（T. R. Reid） 　　「《擁抱戰敗》，道爾確認了他在國內太平洋戰爭編年史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詹妮絲‧二村（Janice Nimura） 　　「絕佳的學術研究之作。」—《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華德‧拉費博（Walter LaFeber） 　　「我們終於確切地從勝利一方自信的觀點以及被征服一方的各種回應，來說明（美軍）佔領的情形……道爾現在確定了他在佔領研究領域中首席的地位。」—《日本季刊》（Japan Q

uarterly），羅傑‧巴克利（Roger Buckley） 　　「約翰‧道爾的權威編年史之作……是他二十世紀日美關係研究五項重要研究的總結性論文……透過這本著作，道爾鞏固了他在西方史學界日本史中的領導地位……是極其少數值得一讀，又在太平洋兩岸都引起爭議的著作。」—H-Asia，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 　　「精彩地描述日本處理敗戰，以及其重新成為工業強權的方式。」—《倫敦週日電報》（Sunday Telegraph），詹姆士‧巴拉德（J. G. Ballard） 　　「首先，身為一名敘事者，道爾撐起了一片巨大的畫布。再者，身為一名觀察家，他對題材抱持著深刻的同情之心，同

時在一片混水中前進時，依然保有著適度的敏銳與批判的道德觀……道爾這本佳作大幅擴大了美軍佔領日本的研究範圍，以及戰爭對日本社會的影響，且其將應引起廣泛的關注。」—《歷史論評》（Reviews in History），傑佛瑞‧歐文（Geoffrey Owen） 　　「史詩般的歷史著作……道爾展現出『美軍佔領』為日本後續的繁榮，以及其與世界先進國家團結一致奠定坦途的方式。」—《內外日本》（Inside/Outside Japan），史蒂芬‧托勒戴（Steven Tolliday） 　　「全面、徹底的研究，中肯的論述……關於佔領一事，是目前問市中最傑出、最能刺激思惟之作。」—美國陸軍上校史坦利‧福

克（Stanley L. Falk） 　　「無人能出其右的歷史書寫。」—《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一本超強的新書……在敗戰中，昭和天皇呼籲日本人要『忍人所不能忍之事』，對於如何努力而終能戰勝恐懼、仇恨和羞辱，道爾先生提供最具人性與最感人的陳述。」—《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史帝文‧威斯曼（Steven Weisman） 　　「充滿活力地喚起勝利者與被征服者如何去應付戰爭的苦果，以及重建敗戰日本令人卻步的挑戰……值得一讀，對我們理解當代的日本，提供了極大的助益。」 —《日本時報》（Japan Times），傑夫‧金斯頓（Jeff King

ston） 　　「我們可以感受到，道爾設定要撰寫當代人（或許是好幾代人）一本關於日本的最重要著作。令人振奮的消息是他順利完成……這是本傑作。」—《國家報》（The Nation），派翠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 　　「還沒有其他的英文作家能如道爾這般，如此地公正、全面性以及投入來述說這段（佔領日本的）故事……凡是對當今日本有興趣者，都必讀《擁抱敗戰》一書。」—《朝日晚報》（Asahi Evening News），羅夫‧卡塞爾（Ralph Cassell） 　　「內容豐沛、描寫生動，以及超乎想像的資料來源……讀起來讓人目不轉睛。」—倫敦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s），強納森‧莫斯基（Jonathan Mirsky） 　　「透過努力不懈的研究和穿透性的洞察力，描繪日本史的轉捩點。」—《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在重建美國佔領日本的經驗上，道爾絲毫不差地完成了當代史的巨作。」—《文學期刊》（Literary Journal），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對於日本回應美國人的佔領，作出高度理性和感性的描述。」—《紐約客》（The New Yorker） 　　「官方評論說得正確：這是本關於美國佔領日本期間的傑作。道爾的寫作手法是有架構性，而非編年敘事，同時他以許多不同政治、社會、文化和軼事的方式來『切入

』主題。」—亞馬遜網站（Amazon.com） 　　「生動、多面向地描述一段極其不尋常的美日關係。此本巨作會是未來檢驗學術研究的黃金標準。」—《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羅傑‧巴克立（Roger Buckley） 　　【中國讀者好評不斷】 　　日本，不容小覷！★★★★★ 　　日本，作為一個二戰中的戰敗國，卻能夠在短短的數十年而發展成世界頂級性強國，這是舉世震驚的。它為什麼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發揮了極大的功效呢？為什麼能夠在如此危亡的時候變得如此的有生命力？為什麼能夠在創傷中這麼容易的振作起來？這其中的一點就是『擁抱戰敗』。《擁抱戰敗——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從民族的角度，從執政的角度來剖析了這些為什麼！語言、文化、宗教與思想，本書涉及的史料之豐富，寫就的全方面。是一個美國學者對日本研究之精深，之複雜的具體表現。本書另一個特點就是非常規性，他從諸多隱性的方面來分析發展的日本，這是最大的兩點，也是本書獲諸多榮譽的保障，相信讀了本書的人能夠更加地全方位的認識日本發展之因，更加地享受了日本一個不容小覷的國家的真正民族精神！ 　　很強大的一本書！！★★★★★ 　　從各個角度對戰後的日本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刻畫。驚歎於作者嚴謹的學術考證，佩服其生動又深刻的語言。強烈推薦。 　　該課題的句號★★★★★ 　　日本戰後研究有了這本書就可以結束了，

更多的研究也是畫蛇添足。 作者簡介 約翰‧道爾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教授，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美國歷史學會委員。 　　主要研究領域是近現代日本史和美日關係史，是相關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他的研究著作多次榮獲包括普立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在內的重要學術獎項。 致謝      序言 第一部　勝利者與失敗者 第一章 支離破碎的生活 委婉的投降 無條件投降 戰敗的數據 或者……歸國？ 難民 受歧視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第二章 從天而降的禮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軍事化與民主化 強制性的改革 第二部　超越絕望 第三章 虛脫：疲憊而絕望 饑餓與筍式生活 忍所不

能忍 絕望的社會學 孩子們的游戲 通貨膨脹與經濟破壞 第四章 戰敗的文化 為征服者服務 「交際花」、「專寵」與叛逆女性 黑市創業者 「粕取文化」 頹廢與真實性 「婚姻生活」 第五章 語言的橋梁 對戰敗的嘲弄 光明、隻果和英語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暢銷書與死後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與犧牲者 第三部　革命 第六章 新殖民主義革命 作為殖民總督的勝利者 對「猿人」的重新評價 專家與順從的畜群 第七章 擁抱革命 擁抱最高司令官 知識分子與悔恨共同體 草根的參與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語言的民主化 第八章 實行革命 可愛的共產黨與激進化的勞動者 「紅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第四部　民主

第九章 天皇制民主：楔人 心理戰與「天子」 淨化天皇 信函、照片與備忘錄 第十章 天皇制民主：從天而降的途葉 成為旁觀者 回到人間 剪不斷，理還亂 第十一章 天皇制民主：迴避責任 面臨退位 天皇的巡幸與「現人」 一個男人的《破碎之神》 第十二章 憲法的民主：GI-IQ起草新的國民憲章 為雌雄同體的生物變性 「明治男」們的難題 民眾對新國家憲章的積極性 SCAP的接管 GHQ的「憲法制定會議」 理想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的考察 第十三章 憲法的民主：美國草案的日本化 「保守派的最後時機」 翻譯馬拉松 憲法草案的發布 水流走，河還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許……放棄戰爭 對既成事實的反應 第十

四章 審閱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幽靈官僚機構 不容許的表達 淨化勝利者 電影管制 對政治左翼的壓制 第五部　罪行 第十五章 勝者的審判，敗者的審判 嚴厲的審判 展示性的審判東京審判 東京與紐倫堡 勝利者的審判及其批判 種族、權力與無力 敗者的審判：指名 第十六章 戰敗之後，如何告慰亡靈？ 獻給英靈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學與「戰敗的責任」 懺悔之佛教與民族主義之懺悔 對暴行的反應 記住犯罪者，忘記他們的罪行 第六部　重建 第十七章 設計成長 「哦，出錯了！」 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 最尖端的經濟計劃 超出預期的發展與天助神佑 結語　遺產‧幻影‧希望 圖片提供者名單 索引 譯後記 序言 　

　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興起令人震驚：更迅猛、更無畏、更成功，然而最終也比任何人能夠想像的更瘋狂、更危險、更具有自我毀滅性。回想起來，這簡直就像是某種錯覺——一場九十三年的夢想，演變成了由美國軍艦引發和終結的噩夢。1853年，一支四艘軍艦的不起眼的美國艦隊（其中兩艘是蒸汽動力的「黑船」）抵達日本，強迫日本實行開放；1945年，一支龐大的、耀武揚威的美式「無敵艦隊」再次來臨，迫使日本關起大門。 　　當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培里（Matthew Perry）抵達之時，日本不過是一個資源較為貧瘠的小國。二百年間，日本與外國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封建幕府將軍所禁止。儘管在漫長的閉關鎖國期間，日本經濟在

商業化方面已經很是發達，但是日本並未發生工業化革命，在科學領域也沒有任何顯著的進展。縱使歐美人發現這些島民既具異國風情又聰明能幹，然而沒有誰會像拿破崙評價日本的鄰邦中國那樣評價它，前者因為廣袤的疆土、眾多的人口和數千年高度發達的文明，被譽為一頭「沉睡的雄獅」。 　　1868年，持不同政見的武士們驅逐了幕府將軍，建立了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而此前天皇一直是個高高在上、缺乏實權的角色。事實證明，他們新的民族國家進步很快，不僅學習現代和平時期的統治藝術，而且學習現代的戰爭技術，尤其善於領悟在一個帝國主義世界中的生存法則。正如19世紀80年代流行的一首日本歌曲的歌詞：「國家之間有法則，這是真的，但當時

機來臨，請記住，弱肉強食。」 當世界的大部分區域置於西方列強支配之下的時候，日本起而效仿西方諸國，並加入了他們的行列。1895年，日本帝國的陸海軍迫使中國俯首稱臣。日本在亞洲大陸取得的這一決定性勝利，使中國背負了沉重的賠款負擔，也加劇了從這頭「睡獅」身上割取外國租借地的狂潮。這就是西方人士津津樂道的「瓜分中國」。 　　戰爭為日本帝國帶來了第一塊殖民地——台灣島。十年後，在一系列代價高昂的陸地戰和一次大獲全勝的海上戰役之後，日本對沙皇俄國的勝利，則為它帶來了國際公認的在滿洲的合法地位，並鋪平了獲取朝鮮作為第二塊殖民地的道路。為籌措對朝戰爭的經費，日本在紐約和倫敦的貸款大增，而西方列強也對朝鮮愛

國志士的呼籲裝聾作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加入了同盟國的敵對方，侵奪了德國的在華利益，並成為凡爾賽和約的五大戰勝國之一。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勝利者們聚集一堂以懲辦德國並重整世界秩序。當時任何其他非白人的、非基督教的國家，都難以想像有資格忝列這種世界強國間的遊戲，並在如此高端的層次上產生影響力；誠然，也沒有人能夠預見到和平安定局面的土崩瓦解就在眼前，畢竟在當時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結束所有的戰爭而戰。 　　20世紀二三零年代，當世界陷入經濟蕭條和動盪恐慌中時，日本的領導者以越來越狂熱的對亞洲市場和資源的支配慾望，回應並加劇了這種混亂無序。「大日本帝國」的版圖像一灘污跡一樣蔓延開來（在日製地

圖上，日本帝國的版圖總是以紅色標示）：1931年接管滿洲，1937年全面發動對華戰爭，1941年，作為控制亞洲南部與太平洋地區戰略的一部分，襲擊了珍珠港。到1942年春天，日本帝國已處於版圖擴張的顛峰時期，像一個巨人凌駕於亞洲之上，一足根植於太平洋中部，一足則深入中國腹地，野心勃勃地向北一直染指到阿留申群島，向南則直取東南亞的那些西方殖民地。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大致環抱了荷屬東印度群島、法屬印度支那、英國殖民領地緬甸、馬來亞和香港，以及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甚至號稱要進一步將印度、澳大利亞，甚至夏威夷納入囊中。歡呼天皇「聖戰」光榮和他忠誠的陸海軍勇士天下無敵的萬歲聲，在日本本土及海外的無數地方

響徹雲霄。詩人、僧侶和宣傳家們都齊聲頌揚「大和民族」的優秀與王道的神聖天命。 　　然而，「大東亞共榮圈」不過是一種狂想，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頭半年的幸福幻覺不過是南柯一夢，很快就被自己「勝利的弊病」抵消殆盡。他們已經失去節制，在心理上和物質上都嚴重低估中國人民抗戰的生命力和資源，並從此陷入與美國的長期戰爭之中。同時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戰爭說辭的奴隸，為所謂「聖戰」疲於奔命，盲目信奉「要死於蒙受恥辱之前」，「戰死者的血債需血來償還」，「以天皇為核心的國體神聖不可侵犯」，「馬上就會有一場決定性的戰役扭轉局勢，擊敗『中國強盜』並且阻止『鬼畜美英』」等等。直到日本的失敗命運已經昭然若揭，它的領袖人物還在

盡全力說服天皇，堅持不考慮投降。他們已經冥頑不化，只能跌跌撞撞地一意孤行。 　　美國人以他們向來忽略歷史不易解釋的複雜之處的有趣習慣，對諸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全球經濟的破壞等統統視而不見，聲稱是培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個魔鬼已經變成了一個鮮血浸透的怪物。從戰爭起初幾個月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到太平洋戰爭末期的馬尼拉大屠殺，日本帝國的陸海軍士兵們留下了罄竹難書的殘忍與貪婪的斑斑劣跡。事實證明，這也導致了他們的自我毀滅：日本兵死於絕望的自殺式衝鋒，餓死在戰場上，為不當俘虜而殺死受傷的士兵，並在賽班島、沖繩等地殘殺自己的平民同胞。他們無望地看著燃燒彈燒毀他們的城市，卻一直在聽任他們的領袖喋喋不休

地瞎扯什麼「一億玉碎」的必要性。「大東亞共榮圈」最顯而易見的遺跡，只有死亡和毀滅。在中國一地，死者大約有1500萬。而日本也損失了近300萬人口，並失去了他們的整個日本帝國。 　　在這場可怕的風暴過後，日本進入了一種奇怪的隔離狀態。 　　它再次從世界舞台上隱退——不是自願地，而是在勝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時也不是孤獨的——像培里進入之前的時代那樣，而是被幽閉在美國征服者那近乎肉慾的擁抱之中。而且，時隔不久就顯現出，美國人既不能也不想放手。始於珍珠港襲擊，終於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後日本簽訂投降條約，日本和同盟國的這場戰爭持續了三年零八個月；而對戰敗國日本的占領，則開始於1945年8月，結束於19

52年4月，共計六年零八個月，時間幾乎是戰爭時期的兩倍。在被占領的年代，日本沒有國家主權也就沒有什麼外交關係。幾乎直到占領期結束，日本人不被允許出國旅行；未經占領者許可，進行任何主要的政治、行政或經濟上的決策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對美國政體的公開批評都是不容許的，縱然最終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已經難以壓制。 　　起初，美國人強加於日本的是一整套徹底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構想，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一種傲慢自大的理想主義的顯著表現——既自以為是，又異想天開。後來，當離開日本之前，他們又完全逆轉過來，與日本社會中的守舊勢力合作，重新武裝他們昔日的敵人，使之成為從屬的冷戰夥伴。儘管日本戰後最終以一個保守國家的面目

出現，然而和平與民主的理念已然在日本落地生根——不是作為假借的意識形態或強加的幻象，而是成為一種生命的體驗與牢牢掌握的契機。它們經由眾多的、經常是不協調的差異性聲音表達出來。 　　日美之間的這種關係是史無前例的，而戰後任何其他的經驗也無法真正與之相比。德國，日本從前的軸心國夥伴，在被占時期由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分而治之，缺乏像美國對日本進行單邊控制那樣高度集中的關注。而且德國逃脫了東京投降後的當權人物——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那救世主式的高漲的熱情。對於勝利者來說，占領戰敗的德國，也不能感受到在日本的異國情調，那完全是一種對異教徒的降伏。毫無疑問，在麥

克阿瑟將軍看來，是領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了「東方」社會。對日本的占領，是殖民主義者妄自尊大的「白人的義務」之最後的履行。  　　很難找到另外一個兩種文化交匯的歷史時刻，比這更強烈、更不可預知、更曖昧不明、更使人迷惑和令人興奮了。許多美國人，當他們到來的時候，做好了心理準備將面對狂熱的天皇崇拜者所帶來的不快。但當第一批全副武裝的美軍士兵登陸之時，歡呼的日本婦女向他們熱情召喚，而男人們鞠躬如也地殷勤詢問征服者的需求。他們發現自己不僅被優雅的贈儀和娛樂所包圍，也被禮貌的舉止所誘惑和吸引，大大超出了他們自身所察覺的程度。尤其是他們所遇到的日本民眾，厭倦戰爭、蔑視曾給自身帶來災難的軍國主義分子，同時幾

乎被這片被毀的土地上的現實困境所壓垮。事實證明，最重要的是，戰敗者既希望忘記過去又想要超越以往。 　　可以理解，戰後的頭幾年曾被肯定性地描述為日本的「美國式插曲」，或者按照否定的說法，那是一個不尋常的野蠻加強迫的「美國化」時期。無論何種描述，通常強調的是美國的意志強迫性地施加於一片異國的土地。是勝者而非敗者，對這一刻具有決定權。勝利者們獲得了關注的目光，正像他們開始控制戰爭主動權的時候一樣。在絕大多數場合，占領者與他們的構想總是至高無上，與此相反，被征服的國家卻被置於戰後分裂敵對的冷戰氛圍之中，顯而易見必須依照美式邏輯來討論問題。曾經強大的敵手變得渺小了，被打敗的人民成了新的世界舞台邊緣的影

子角色。 　　這樣的敘事並不使人感到意外。同盟國方面的勝利是如此巨大，從而使日本僅僅作為勝利果實被關注，這故事看起來似乎毫不費解。1945年8月底，當時仍然處於所謂「美國新紀元」的開幕階段。歷史以一種獨特的占領方式，帶著強制的、遠大的構想逼近了日本這片荒廢的、懺悔的土地，而世界正在朝著令人擔憂的新方向飛馳。關於這個被完全打敗的、意志消沉的國家，還有什麼比勝利者的占領更重要的事端值得一提呢？對記者們以及後來的歷史學家們而言，美國人將會對日本人做什麼，才是故事最引人入勝之處。直到近來，想像占領是一種雙方的「擁抱」仍然是困難的，而推測失敗者可能對勝利者和他們的構想產生過影響、「美國式插曲」可能加強

了而不是改變了戰敗國國內的趨勢，依然是困難的。對於外人來說，想要領會作為日本人生命體驗的戰敗和被占領，自然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然而半個世紀過後，我們可以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個問題。滿目瘡痍的國土、顛沛流離的人民、衰亡沒落的帝國與支離破碎的夢想，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敘事之一。當然，我們從戰敗者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將會學到更多：不僅是悲慘、迷茫、悲觀和怨恨，還有希望、韌性、遠見與夢想。與大多數歷史論著、包括我個人早期的著述採取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在下面的章節裡，我試圖「從內部」傳達一些對於日本戰敗經驗的認識，不僅僅是藉助於聚焦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更有賴於關注這一進程中最難以捕捉的現象——「

民眾意識」。 換句話說，我試圖通過還原社會各個階層民眾的聲音獲取一種認知，即：在一個毀滅的世界裡重新開始，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日本人而言，直到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真正結束，而戰爭年代、戰敗以及被占領時期，給親歷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跡。無論這個國家後來變得多麼富裕，多年來，這些留存的記憶，已經成為他們思考國家歷史與個人價值觀的重要參照。 　　儘管我們總期望簡化研究對象和問題，但是除卻普遍的對戰爭的痛恨情緒而外，並沒有什麼純粹的或單一的「日本式」的戰敗反應。相反，使人著迷的正是這些反應如此五花八門、多姿多彩。這與華盛頓和倫敦那些「亞洲事務的老手們」所預期實在相去甚遠。他們固守著自己對於「東

方人」的成見，認為他們實質上是一群「順從的羔羊」。勝利者們抵達之時，懷揣概括「日本人個性」突出特徵的剪報，其中有些特徵觀察入微，而許多概括不過是漫畫而已。反過來，日本的情報部門也正拿著他們自己的「美國人性格」清單在守株待兔。 然而，他們雙方中的任何人也不曾料到，對於戰敗、從戰爭以及戰時管制中解放出來的反應，是如此千差萬別而又生機勃勃。由於戰敗如此徹底、投降如此地無條件、軍國主義分子如此地臭名昭著、「聖戰」給家庭帶來的不幸如此深具切膚之痛，重新開始，就不僅包括重建地面上的建築，而且意味著反思好的生活和好的社會到底意味著什麼。 　　在戰敗後的一段時期，處於社會最高層的許多人士，並未表現出對社會公

益的任何熱忱。取而代之，他們將注意力集中於如何通過大規模掠奪囤積軍用儲備和公眾資源使自己發財致富。充斥戰時宣傳與行動的有關種族及社會團結的秘訣，似乎一夜之間消失殆盡。警探們對於這種猖狂聚斂個人財富的奇觀痛心疾首（當然不是在他們自己受賄和斂財的時候），而普通百姓也對昔日領導者和同胞們的腐敗墮落深表厭惡。甚至早在勝利者進入日本之前，戰敗的心理，就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所思所為。 　　正是在這種變動不安的氛圍中，美國人開始著手拆除帝制政府的統治壓迫。新的空白留待被征服者們自己動手填補，而他們也往往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完成。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構想的支持之眾，超乎美國人的想像，而新興的勞工運動也爆

發出了驚人的活力。中層官僚成為重大改革的倡導者。妓女和黑市商販創造了獨特的、顛覆舊習的戰敗文化。出版界的反應則是對文字的如饑似渴：出現了從廉價劣質讀物到銳意批判的書刊，乃至大批西方譯著等全方位的出版物。「愛」、「文化」等音義複合的新概念，成為街談巷議的對象，而形容詞「新的」，幾乎被混亂地用於修飾每個觸目所及的詞彙。私人情誼，取代了舊的國家對公眾道德的強制命令。頹廢派的藝術鑒賞家應運而生，成為廣受歡迎的、對戰時所謂「健全」文藝潮流的批判者。新的英雄被發現和神化，新的名人迅速獲得大眾文化的愛戴。以救世主自居的各種宗教大繁榮，而王位的覬覦者也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普通人，在團體集會上、在給刊物的來稿中，

或是像雪片般飛來的寫給占領軍當局的通信中，大膽表述自己的見解。數千萬人發現自己正渴望著像他們的美國領主那樣，理所當然地享受富足的物質生活。 　　這一切混亂不堪。這一切也充滿活力並且釋放壓抑。在最初的數年間，即使共產主義者也會發現，很容易將占領軍當作「解放軍」來看待。然而，就像戰敗的日本人的活力被低估一樣，占領者的「美國化」實質，也通常被過分簡單化了。戰勝者引入的改革，對於日美兩國來說都是不合時宜的。它們反應出被美國的新政姿態、以勞工運動為基礎的社會改良主義與權利法案的理想主義所嚴重浸染的構想，而這種傾向在美國本土正處於被否定或者受忽視的過程之中。此種構想從未被引入美國在亞洲的其他占領區域，譬

如南朝鮮、日本本土南端的沖繩以及琉球群島。在那些地方，嚴酷的戰略考慮占了上風。此外，即便是在早期最富於理想主義色彩的階段，占領者的「美國化」也是矛盾分歧的。而且這種「民主化」的構想，即便是在獨裁統治嚴重的美國國內提出，看來也過於極端。 　　我們通常認為，1945年8月，是區分軍國主義的日本與一個新的民主國家的標誌。這一時刻是一個分水嶺，但是日本從20世紀30年代直到1952年，持續處於徹底的軍事政體統治之下也是事實。儘管可以更寬宏大量些，但是麥克阿瑟將軍和他的司令部，就像是新殖民主義的霸主統治著他們的新領地。如同天皇及其臣僚們過去所做的那樣，他們絲毫未受到挑戰或是批判。他們集中體現了所謂的等

級制度——不僅是對被戰敗的敵人，而且甚至是在他們自己嚴格的等級體制內部，同時還遵循著所謂白人的規則。占領方式一個最致命的問題是，受日本帝國掠奪迫害最為災難深重的各國人民——中國人、朝鮮人、印度尼西亞人和菲律賓人，在這塊戰敗的土地上，既不會被認真對待，也沒有任何有影響力的存在。他們成了隱形人。亞洲各國為打敗日本天皇的陸海軍所做出的貢獻，由於對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勝利的強烈關注而被忽略不計。按照同樣的邏輯，日本在殖民和戰爭中對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拋諸腦後了。 　　由於勝利者不具有語言或文化上的溝通途徑進入戰敗者的社會，他們除了通過現存的政府機關實行「間接統治」之外別無選擇。這是不可避

免的。然而真正實施起來，這種間接統治導致了某些不和諧的發展。實際上，麥克阿瑟將軍的「垂簾聽政」，依賴於日本的官僚機構貫徹指令，從而產生了一個雙層的官僚體系。當美國人離去之時，本國的官僚集團延續下來，甚至比戰時還要強大。為了意識形態目的，麥克阿瑟也選擇了依靠裕仁天皇，而在天皇的名義之下，整個亞洲都曾被野蠻踐踏。麥克阿瑟甚至走得更遠，他私下勸阻了天皇裕仁身邊的隨員要求天皇退位的質詢，而且公開讚揚天皇裕仁是新民主的領導者。 　　麥克阿瑟將軍及其親密助手，果斷決定為天皇免除所有的戰爭責任，甚至免除了允許以他的名義發動殘暴戰爭的道義責任，這種美國人的保皇主義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天皇對其國家的侵略行為的積

極作用，是無法被忽略的，儘管占領者阻止了對此進行的嚴肅調查。無論如何，天皇的道義責任是無法推卸的，而美國人選擇不是忽略而是否認這一點，近乎是將整個「戰爭責任」問題變成了一個笑話。假使一個以其名義處理日本帝國外交和軍政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為發動和領導這場戰爭負起應有責任的話，那麼，還怎麼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費心思量這些事情，或者嚴肅地思考他們自己的個人責任呢？ 　　這樣的決定與行為衍生的後果不勝枚舉。勝利者自身的做法，導致了這種自相矛盾的處置方法的制度化，例如所謂「官僚制民主」與「天皇制民主」的產生。同時，與對待天皇的諂媚態度相一致，同盟國對一小撮犯下戰爭罪行的日本高層軍事、文職領導人，也採取

了奇妙的處理方式，由在東京的勝利者們進行了一場作秀式的審判。此舉強烈助長了一種大眾傾向：無視大和民族在領土擴張與國家安全的狂熱追求之下，對其他國家和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占領期過後，外國人將這些情形作為日本具有某種傾向性的證據，他們暗示說，戰勝者理想主義的構想在這些領域失敗了。事實上，這些現象儘管特殊，卻是由日美兩國共同作用產生的。許多今日日本社會的核心問題——其民主的本質、民眾關於反戰主義與重整軍備的強烈情緒、戰爭被記憶和遺忘的方式——都得自戰勝者和戰敗者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對許多日本人而言，倘加以回顧，緊隨戰敗之後的那幾年，的確構成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混亂而充滿生機的年代。當時，對美國式政

治模式的採納，看上去似乎比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更有希望，至少人們可以夢想未來日本將會在國際上占據一席之地，而不是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悄悄地重新進行軍備擴張。往日的苦難往往能勾起回憶，而有時懷舊的感傷會使回憶變得甜蜜。近些年來，這種個人記憶被日本國內絲毫未有衰退跡象的出版熱潮所支撐。書籍、文章、期刊專號，持續不斷地從任意可能性的角度言說戰敗與占領時期的經歷，形式包括政策文件輯錄、全方位開掘的學術研究、日記、回憶錄、信件、新聞記錄、照片以至逐日的紀事年表。許多戰後時期成名的社會名流現在才剛剛謝世；而他們每一位的離去，往往會喚起對那個年代尖銳痛楚的記憶，雖然漸行漸遠，卻仍然與現實息息相關。試圖掌握和分享

這些是一項令人畏懼的任務，大致說來，是因為總有如此之多可以講述，當然也有如此之多可供學習。 　　日本的某些特質使人們樂於封閉地看待它，而戰後的密閉空間，也極易使人將其誇張地視為「典型的」獨特的日本經驗。不僅是外來者傾向於孤立和隔離日本的經驗，其實沒有人比日本國內的文化本質主義者和新民族主義者，對國民性與民族經驗假定的獨特性更為盲目崇拜了。甚至是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80年代，當日本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主宰出現時，也是其「日本」經驗的獨特性，在日本國內外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儘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會通過強調差異區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區分，但是當論及日本的時候，這種傾向被發揮到了極致。 　　當然，戰敗後

的幾年，確乎構成了一個逾常的歷史時刻。然而，正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經描述過的宗教體驗那樣，在極端的困境中往往才能最好地暴露事物的本質。我發現了有關這整個國家重新起步的不尋常經歷的確切細節和脈絡，但是它們打動我，並非由於它們是外國的、充滿異國情調的，甚至也不是作為日本歷史或者日美關係中有教益的插曲而使我動心。相反，在我看來最吸引人的卻是，戰敗與被占領迫使日本人盡全力去奮鬥，以異常艱苦的方式來解決最基本的人生問題，並由此反映出令人矚目的人性的、易犯錯誤的、甚至往往是充滿矛盾掙扎的行為方式。而這些能夠告訴我們有關我們自身與我們這個世界的許多普遍訊息。 　　例如，絕大多數日

本人能夠輕易拋棄十五年之久的極端的軍國主義教化，這為我們在20世紀的其他極權主義政體崩潰中所看到的社會化的限制與意識形態的脆弱提供了教訓。（眾多王室被推翻而日本君主政體屹立不倒，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這本身就是一個富於啟示意義的題材。）再譬如美國的越戰老兵，如果了解到天皇的士兵戰敗歸國後是如何努力向普遍遭遇的鄙夷蔑視讓步的話，一定會感到一種熟悉的震驚。同樣，對自身苦難先入為主的成見，使得絕大多數日本人忽視了他們對他人造成的傷害。這一事實有助於闡明，受害者意識是通過何種方式扭曲了集團和族群為自身建構起來的身份認同。對於戰爭罪惡的歷史健忘症，在日本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但是將之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有關

群體記憶與神話製造的背景中來進行觀照，其記憶和遺忘的模式則更加寓意深長。近年來，這些問題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廣泛關注。在戰敗與戰後重建的混亂環境裡，「責任」常常被提及，因而這並非只是日本這個島國所關心的問題。 　　當日本人在他們的歷史中仔細搜求，以便為他們的「新」情況作參照的時候，譬如本土的民主政治基礎、有原則地反抗軍國主義的事例，或者固有的懺悔和贖罪的表示等等，他們提出的例證自然是千真萬確。然而他們所做的，不過是任何人在面對創傷性的巨變時都會去做的。他們在發現——如果需要，甚至發明——某些可以依賴的熟悉的經驗。日常語言本身就是一座橋梁，使許多人不必完全經歷心理混亂，就能夠由戰爭狀態跨越到和平的

彼岸。因為許多戰時的神聖詞彙、標語口號，甚至是流行小說，在戰後被證明可以完美地適應全新的闡釋或者指代完全不同的客體。再者，將熟悉的語彙賦予新的意義，也是人們將實實在在的變化合理化與合法化的一種方式。 　　當然，人還可以由這些「橋梁」走回去，重蹈過去的覆轍。在當今的日本，新的民族主義者的叫喊甚囂塵上，他們中最狂熱的分子，也恰好瞄準了我們這裡所討論的年代。他們將日本戰敗後的美軍占領時期，描述為一個壓倒性的恥辱時期，當時真正自由的選擇被壓制，而外國模式被強加於日本人民頭上。我個人對於那個時代的活力以及日本在戰後思想意識形成中的推動力的估計，則更為積極一些（儘管留有餘地）。真正重要的，是看此後日本人

如何對待自己的戰敗經歷。半個世紀以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始終如一地將其作為檢驗信守「和平與民主」承諾的準繩。「和平與民主」，是戰後日本最偉大的祈禱語。「和平與民主」，也是今天的人們各自塞進迥乎不同的意圖，並且持續爭論下去的護身符式的口號；而在邁向「和平與民主」的奮鬥中，無論觀念論爭，還是沉重的歷史記憶，都不是日本所獨有的。

採訪中國：《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1926-1941)

為了解決遠東 駕 訓 班 評價的問題，作者哈雷特．阿班 這樣論述：

　　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阿班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

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了空白，提供了參照，使歷史更形豐滿完整。 作者簡介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 　　又譯為亞朋德，1884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卒於1955年，一生

未婚，無子嗣。他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當起了實習記者。來華前，已在美國報界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1926年來華，1929年之後任《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1941年離開，一待就是十五年。與中國上層人士關係密切。著述頗豐，作品包括《苦難中國》（Tortured China）、《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等。 譯者簡介 楊植峰 　　1962年生，198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曾任職於中國新聞社、澳大利

亞自立快報等機構，目前是澳大利亞Cell Bikes公司董事及「人人單車網」董事。出版的作品有《梨香記》、《帝國的殘影》，並有中短篇小說散見各文學期刊。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譯者序 卷一．中國蘇醒了　一、隻身來到動蕩的中國　二、帝國主義的前哨　三、孫中山晚年的秘密　四、從上海到北京　五、《北京導報》的醜聞　六、投入《紐約時報》懷抱　七、京津備戰插曲　八、濟南慘案獨家報導　九、混亂的國民政府　十、遭國民政府驅逐　十一、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營救胡適 卷二．日本發動戰爭　一、九一八事變前的徒勞警示　二、征服滿洲只是第一步　三、日本人的高薪誘惑　四、現場採訪一二八事變　五、日軍蠶食華北　六

、被公開叫賣的秘密協議　七、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中國時局　八、獨家新聞：西安事變　九、與莫斯科的雙重關係　十、蔣介石聽從意見了　十一、南京路的死亡與恐怖　十二、日本惡魔第一人　十三、日軍在上海的暴行　十四、引狼入室 卷三．世界進入戰爭　一、日方要員登門警告　二、和平的一線希望　三、日本高官的試探性接觸　四、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全球率先報導日德談判　六、橫遭日本便衣毒手　七、日本憲兵隊偷襲的內幕　八、美國的幻滅與沮喪　九、中國人的中國　十、戰後並非太平盛世 結語：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結語 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初到中國時，對中國畫之美，我是不懂欣賞的。我承認它們色彩絕妙，但圖像似不夠精確，最

主要是犯了透視錯誤。那一幅幅歲月染黃的絲綢上，畫滿了奇山異石，問題是，那些山石聳峻傾斜的樣子，似乎全然是不對的。 　　但隨著時光推移，我的眼光慢慢適應了，或毋寧說，是我的見解適應了。我發現，中國人作畫時，並非在幾乎垂直的畫板上塗抹，而是彎下腰來，在較低矮的水平畫桌上揮毫。看中國的山水畫，若當成是登峰頂之高，觀峽谷之深，則視角就調整過來了，透視法也就不再怪異，整個構圖，便流暢秀美了。 　　現在，居於佛蒙特州，住在山谷，四周山林環繞，與美麗古老的北平隔開半個世界，我終可以放眼四顧，前後瞻望，好比置身於一幅中國的山水畫裡，來對我的東亞歲月，作一番審度。中國山水畫中那些奇山異石，真是至善至美。而我的回

憶，也跟它們一樣的豐滿生動。 　　在我定居的佛蒙特州山谷裡，有個朋友愛追捧二戰以來所有駐外記者的著作，那些書多到汗牛充棟，他卻樂此不疲。他讀得興趣盎然，激起了無窮好奇，而那顆凡心，也受了某種驚駭。所以，當他把一大堆書還我時，不免要大驚小怪道： 　　「不值得，不值得，你怎麼會去幹這行？上帝，這算是什麼日子！你們這幫人，到底覺得這裡頭有什麼價值？你又沒掙到什麼錢，不是嗎？」 　　我們倒真是沒有致富。按那些佛蒙特老鄉的「富裕」標準看，我們連「有錢」的最低微含義亦夠不上。我們這些駐外記者當初為尋求刺激及冒險揚帆遠去，在海外歷盡艱險多年，回國時的有形財富，大概不會多過離去的時候。 　　既然如此，我們這些

代表美國最偉大報紙、最偉大新聞社的記者群體，又為何要赴身海外呢？ 　　我敢說，若預先知道這職業的所有艱難困苦，我們中的大多數，是會裹足不前的。首先是生活動蕩，今天還在這裡，明天「總部」就可能一紙電文，催你儘快趕往某個聞所未聞的所在。其次是遠離家鄉、遠離家人、遠離祖國及同胞。再次，一般而言，至少要去學一門古怪外語。而在多數情況下，尤其是在歐洲以外的地方，還要時時警惕染病──傷寒、霍亂、黑死病、瘧疾和痢疾，不一而足。不經煮沸的水，是絕不可飲用的，甚至不可用來刷牙。全球大片地方，水果蔬菜不經煮熟，便不能食用。對挑剔者而言，火車及輪船的狀況簡直不堪忍受──到處是臭蟲、蝨子、蟑螂。全球半數以上的外國城市

都惡臭撲鼻，令人欲嘔。 　　在交戰區裡，生命則危在旦夕，極可能不死即殘。在政治動亂國家，遭狂熱分子暗殺，亦是隱憂。而至少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對白人或「帝國主義者」總懷有天生的仇恨。由於美國人一般都被視為有錢，更易遭壓榨及索取，也許是些許小數，也許是龐然鉅款。 　　駐外記者去國有年後，因長久分隔，便與故國及朋輩關係疏離，付出極高代價。當他每隔三五年回一次國時，常發現友人已對他淡漠，反之亦然。因他所熟知的，儘是那些聞所未聞的異土，他的友人對此是興趣索然的。他們對他的國際政治或種族問題毫不關心，他則可能記不起各位夫人的芳名。若他談起某位總統，或總理，或大使，他們便認為他在「臭顯」。 　　有次我回國休假

時，第二晚便去參加一個晚餐會，發生的事情，讓我永難忘懷。我的鄰座是個甜美可人的太太，只是不再青春了。她一味大談最新上演的戲劇，我是一無所知的。當我提到中國時，她盯著我，一臉茫然道：「中國？哦，對了，就是那個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的國家，對不對？」 　　即便那駐外記者的朋友是較有知識的，能對你提問，並對你的回答覺得來勁，情況亦不見好到哪裡。我反覆聽人說這樣的話：「天啊，既然這麼嚴重，為什麼不在稿子裡寫出來？」 　　其實，你早就寫過，還自以為動人心魄，脈絡清晰。你早已一次又一次，反覆報導過。你知道那些較有知識的友人是認真讀報的。他們也說，對你的署名電訊和通訊稿，一直跟蹤閱讀，已經持續了「許許多多年了」

。然而，他們對你最精通的國度到底發生了何事，卻依然一無所知。你不禁覺得，所有工作，全都白費了。今日上頭版，明日遭忘卻。 　　然而，當一名駐外記者，為毫無私心雜念的報社工作，卻依然是世上最顯要的職業。 　　苦水歸苦水，其實回國休假，是不乏心理補償的。走進出國前待過的報館，你看到比爾還在為電訊稿起標題；傑瑞還在寫體育，為誰贏了地方冠軍激動不已；吉米依舊忙於鄉鎮政治的骯髒交易，為某人捲入五萬元的貪污案激動得口吐白沫；而曾經如此年輕活潑、金髮飄飄、無比動人的安妮特，居然芳□褪色，動輒發怒，仍一成不變地負責社交版。她對生活的興趣，也就是社交新秀派對和教堂婚禮了。這時，你對當初未娶安妮特，立刻就慶幸不已了

。 　　你並不想自以為是，但看著這些男男女女，還是由不得要心生憐憫。他們在同樣的地方，幹著一成不變的差事。除了每年兩三星期年假裡短期出遊，他們可以連續十幾年不挪地方。比爾、吉米都自購了住宅，孩子也都十幾歲了。這是不是美好生活呢？當然是。然而，你想起的，卻是西藏的日出，蘇祿海的颱風，戈壁沙漠裡隨你蜿蜒前行的駝隊。望著吉米夫人，你想起的是曼谷偶遇的絕美英國少女，想起如何兩相依偎於鄉村俱樂部的長廊，迷迷糊糊，呷著苦艾酒。當薄暮冥冥，你們各懷心思，卻欲言又止，只望著塘裡像鯨魚般射水的有趣小魚，懶散地下注，賭哪隻掠水低飛的蛾子，會被射濕了翅膀，然後被那魚撲通一聲躍起，大口吞下，成為下一個獵物。 　　未幾

，你就坐立不安，覺得是不是該回去工作了。走蘇伊士運河的話，可以看到紅海的滿月，但如果從莫斯科飛往喀拉蚩，則可以省下時間，繞到克什米爾兩個星期，看看佩格和洛德。達芙妮應該還在孟買吧，還是她在你沒到印度前，先去了西姆拉？ 　　沒錯，該回去幹活了。對手報紙昨日登了廣東省政府主席的事，語焉不詳，背後是否另有玄機？再有，拜慈昨日的公開講話，究竟何意？在遠隔千山萬水的這一頭，你實在無從判斷。你的手指一離開遠東紊亂而有力的脈搏，便覺得無所適從了。 　　再說，你的家、你的僕從是在上海（或在其他聞所未聞的地方）。你還有文件要處理。若取消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兩周逗留，或可趕上秋季賽馬會。最好再去一次華盛頓，只要

不待超過兩天，便可趕上下周四去漢堡的快船。乘飛機的話，超重行李的罰款實在要命！不過，只要吃得消行李費，還是飛越大西洋的好，這樣，再下一周，你還可在歐洲逗留，聽聽莉莉．龐斯（Lily Pons, 1904-1976）的演出。 　　當然，藍色多瑙河並不藍，東亞和南太平洋群島，也並不全如吉卜林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筆下的描繪。但你仍渴望回歸。此地的美國大都市，大多清潔而平庸，此地匆匆趕路的美國人群，大多乾淨而衣履光鮮。但一切已開始顯得無趣。半個世界以外，各種力量正在較量，他們卻懵然不知，而這些力量鬥爭之結果，終將迫使數百萬我國青年奔赴異國，在那裡戰鬥，在那裡死去

。所以，你還是駕帆離去，或是飛越太平洋，並為回到自己的「片區」暗喜。那可不是一般的「片區」，它橫亙一塊大陸，其長度或寬度，絕不亞於紐約到舊金山的距離。 　　現在，慘烈的大戰在一月一月拖延，而我卻滯留祖國。許多人問我：「你怎麼現在不去了？難道你就不會手癢，渴望報導這場戰爭、書寫這場戰爭？」 　　去報導目前這場大戰，最大問題是，前方的記者，無人可逃脫地域限制。置身達爾文的記者，對雪梨或墨爾本的事，恍如隔世。而報導突尼斯戰役的人，對同時發生於蘇聯前線的事，或英國撤出緬甸的原因，或隆美爾部隊在波恩角被殲情況，一概無所知。此外，前線的記者不僅調查受限，寫好的電文也要經軍事審查員審查，極其可怖。 　　多年

來，我的片區一直是整個東亞。若單單派駐新幾內亞一地，或重慶一隅，勢必很快厭倦。戰前，我可隨心所欲擇地出訪，從各方廣集消息，寫作內容自定。讓我再回去照著軍事當局的油印材料寫稿，將是可歎的反高潮。要知道，置身任何前線、任何戰役，都是無法縱觀戰爭全局的。 　　是的，等到戰爭結束，我將重返遠東。我要親眼看看和平如何得來，還要看看戰爭的終結，是帶來持久的安寧，還只是權宜之計，以致不出一二十年，便引發另一場屠戮。 　　對此，我的佛蒙特朋友仍堅持己見說：「我還是認為不值得！」 　　但我堅信，這很值得。若我有兒子，喜歡寫作，喜歡旅行，生性還算謹慎，則我將不僅鼓勵他投身新聞業，而且要鼓勵他去當駐外記者。 　　未

來的駐外記者應是專家。其中的佼佼者，必須受專門的職業訓練。其所受教育，不僅要包含語言與歷史，還需有地理、經濟及社會科學。他們需精通國際法律與禮儀，瞭解全球政治格局。 　　當下的大部分駐外記者，儘管報導戰爭有成，卻都是在無意中踏入駐外報導領域的。他們從事這一行時，幾乎無人受過專門教育或培訓。因而，能在觀察時全面深入，報導時言之有物，已是難能可貴了。但未來的駐外記者，若受過認真培訓，當更有成就。其提供給國內大眾的資訊，當更具價值。而歷經此戰後，美國人民也應是更具「世界胸懷」了。軸心國既已無條件投降，美國人民若重新陷入思想的麻木孤立，將是難以想像的。 　　新聞檢查制度盡可以屢下殺手，官方機構也盡可以

不斷壓制，但報導這場大戰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艱難險阻，為國家立下了豐功偉績，並使媒體獲得了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勢。 　　戰爭的勝利，若不能使傳媒恢復徹底自由，並在鳴金收兵後即刻生效，則這場戰爭，便是徒然。只有報導自由及評論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臨後的錯誤。而這種錯誤若出現，則不等回國將士的下一代成人，勢將使戰火重燃。 譯者序 　　關於本書作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亦譯作「亞朋德」），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五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國新聞記者中，我認為最為傑出的要推《紐約時報》的哈雷特．阿班。由於阿班常年駐中國所積累的經

驗，以及他頗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時報的聲譽，所以他的交友相當廣闊。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是極為親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這樣，身為日本通訊社記者，每天都必須為早晚兩次的報導發稿而疲於奔命。他只需揀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傳送即可。所以說他是處在一種極為有利的位置上。我雖然身在上海，始終關心美國的對日政策及對華動態，所以常與阿班交換意見與情報。 　　他是獨身，在外白渡橋附近新建的布羅托多威公寓  包下了最高一層，找了幾個年輕助手，在那裡悠然自得地工作著。有時，我約他一起去江灣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麼事情對我說：「真對不住，我忘了還有約會，今天就失敬了。」我半開玩笑似的問他：「

還能有什麼事比打球更重要？」「實際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齡要請我喝茶。請務必多多包涵。」他連打招呼。聽他如此說，我想可不能影響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讓他這麼離去了。這兒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極為重視與美國的關係。 　　上世紀三○年代，在駐華外國傳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紙在西方輿論界本就一言九鼎，記者的人品操守又讓人起敬。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洋幕僚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趕赴西安調停，向新聞界發出的電報，頭一個對象便是阿班。這在澤勒（Earl Albert Selle）的《端納與民國

政壇秘聞》（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原書名Donald of China）中便有記載。 　　阿班一八八四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Oregon）波特蘭市（Portland），卒於一九五五年，一生未婚，無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一九○五年，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到社會混，謀了一份實習記者職位。來華前，他在美國報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職位做到總編。這期間，阿班不曾考慮娶妻生子，只管頻頻跳槽，還曾隱入山林寫作，總之，任何一成不變的日子，都讓他深惡痛絕。這麼折騰到四十歲出頭，竟又突發奇想，要到遠東一闖天下，就這麼來了中國。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

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二○年代起，湧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如過江之鯽，但就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無人可望阿班項背。阿班生性爭強好勝，在第一線拚

搶突發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優勢，還在於廣泛的上層關係。中國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裡，盡是他的私交。國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後來，四大家族竟都奉他為上賓。日本方面更重視，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頭目，恨不得把他門檻踏破。蘇聯也有趣，一邊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邊派大使與他密談，託付他轉達高層意思。至於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於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區區記者的層面。對美國政府而言，他是個不支薪的高級情報員，免費提供絕密情報，分量超過任何正式間諜。對其餘各國政府而言，他是個編外的美國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國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間、中美之間、蘇美之間，都要由他來頻頻傳

話。至於各國的內鬥，也要向他暗洩天機，好登上《紐約時報》，搞亂對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軸心國前，即因最高層兩派對峙，有人將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個全球超級獨家新聞。這一切當然有賴《紐約時報》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盡的資源。 　　駐上海的外國記者中，以阿班的陣仗最大，居則百老匯大廈頂層，行則車夫駕新款轎車伺候，玩則江灣高爾夫球場，飲則英國總會、花旗總會。手下記者、助理無數，僕役成群，保鏢隨行。豪宴酒會裡，他時而主人，時而座上賓。亞洲各地，只要認為必要，便可隨時豪華出行。《紐約時報》的金庫為他安了龍頭，需要時，只管擰開便是。他在北京  、上海的日子，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王公，寒酸的同行們，

誰能與他爭鋒。 　　《紐約時報》駐中國各地（含香港）的記者站，無論財政、人事及報導業務，均歸上海分社的中國首席記者統管。阿班自一九二九年起便任駐華首席記者一職，前後凡十二年。《紐約時報》總編及發行人的職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卻穩如泰山，皆因業務精湛全面，難以隨意取代。一九四○年，阿班終於離華，卻不是總部將他調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屢下毒手，企圖對他實行肉體消滅，以至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Thomas Charles Hart, 1877-1971）看不過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聞報導外，著述也豐。第一本書為一九三○年出版的《苦難中國》（Tortured China），最後一本為一九五○年出

版的《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凡十一種。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該書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譯，收入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譯叢》。因流傳不廣，可能知者寥寥，否則的話，近年寫到洋槍隊及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的作品，應不會如此信口雌黃，令人詫愕。阿班半途輟學，以後也不見受過史學訓練，平日裡忙於採訪，不想治起史來，其謹嚴深厚，已遠遠超出一般史學票友水平。華爾死

於寧波後，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數，出自國人之手的，一本沒有。好在有阿班的《華爾傳》在，這段歷史，才有血有肉。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也歷經坎坷。全書殺青後，唯一的手稿還未及送交紐約的出版社，便於一九四○年被日本憲兵入室搶走，十個月的努力毀於一旦。日人的惡行，使該書的出版推遲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寫作之苦。這段經過，於本書中有詳細描寫，這裡略費筆墨，交代背景。 　　《採訪中國》（編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簡體中文翻譯版書名為《民國採訪戰》）原名為《我的中國歲月》（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國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書出版

於一九四四年，即他去華後四年。全書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後記一篇，譯成中文約二十萬字。外國記者關於中國此段歷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講歷史，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講政治外交，史諾（Edgar Snow, 1905-1972）、福爾曼（Harrison Forman, 1904-1978，著有《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原文Report from Red China）講見聞，都與阿班的書不同。阿班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

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念及美式的採訪操作，處處與中國現實起碰撞衝突。西方記者的常規技能，不足以應付中國的情況，他必須去應對，去適應。有時使狠，有時使巧，有時妥協，卻要死守真實與公正的底線。他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筆者見識有限，涉獵的書中，如阿班此書的還有待發現。 　　這十五年裡，阿班直接接觸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過交道的著名中國人，有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唐腴臚、梅蘭芳、孔祥熙、陳友仁、張作霖、張學良、張宗昌、王正廷、吳鐵城、胡適、顧維鈞、伍朝樞、李宗仁。西洋人士

中，著名的有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2）、端納、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1902-1947，首位環球飛行家）、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1881-1960，美國公使）、顏爾露（Harry Ervin Yarnell, 1875-1959，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美國亞洲艦隊繼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駐華的美英軍旅高層、外交官、新聞從業者、租界官員、間諜等，也在阿班筆下一一登場。他

們雖不為國人熟悉，卻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阿班與日方各種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紛呈。他筆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駐華公使重光葵、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駐華艦隊總司令鹽澤、日本的無任所公使伊藤、南遣艦隊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中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橋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對南京大屠殺首要責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許多細節國內出版物中罕見。一般認為，松井及手下八十軍官被日本召回，是因為南京大屠殺後對日負面報導過盛，而讀了本書後即知道，其主要原因，還是與美艦帕奈號（U. S. S. Panay）在長江被日機擊沉有關。而拖松井石根下馬的報導，正是出於

阿班之手，發表於《紐約時報》，並造成轟動。對於一干下等的日本角色，阿班也作了描繪，其中有狡詐，有忠厚，有愚鈍，有精明，有凶悍，有溫良……不再千人一面，誇張失真。 　　阿班加盟《紐約時報》前，曾短暫主持英文的《北京導報》（The Peking Leader）。該報的出版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總編是美國人柯樂文（Guover Clark, 1891-1938）。《北京導報》是二○年代北京僅有的兩份英文報之一，陣地雖小，卻各方爭奪。明裡由教會資助，暗中又收受顧維鈞、馮玉祥和蘇聯人的津貼。該報在現代中國新聞史上地位雖有限，卻為在華的國際媒體輸送了兩位關鍵人物：一為《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一為

風頭極健的路透社（Reuters）駐華記者趙敏恆。本書未提及的是，阿班離開該報後，柯樂文又去紐約尋來趙敏恆接任。由於報紙規模局促，兼之柯樂文人品有缺，阿班及趙敏恆均未久留。本書對《北京導報》之運作及柯樂文的為人皆有生動描寫，可資研究北京早期英文報業者參考。 　　阿班一邊講述新聞的採寫，一邊帶出歷史細節。許多資料是罕見的，因而珍貴。關於孫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他從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採得了第一手資料，是全球報導此事的第一人；濟南慘案發生時，阿班是置身現場的唯一非日籍記者，對事件的陳述，具極高史料價值；九一八事變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東北，最早作了預報。 　　關於中美兩國關稅條約的簽署，

阿班也為讀者補充了細節，正是由於國民政府行政無序，美國政府雖主動提議將關稅自主權歸還中國，卻被有關部門誤置十八個月，不獲高層所知。直至宋子文與美國公使馬慕瑞碰頭時，才知此事存在，於是加緊簽署。故而《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是由財政部長宋子文簽署的。而與其餘列強間的新關稅條約，均由外交部長王正廷簽署。 　　對於鮑羅廷的外表，阿班作了極生動的描述。在中國革命史中，這位蘇俄顧問的作用舉足輕重，提到他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面目模糊，唯有阿班作了目擊者的描寫。他還寫了顧維鈞的暴跳和無奈，張宗昌的奢靡與殘暴，宋子文的堅韌與精幹，張學良的沉湎和昏庸。在中國官員中，他對宋子文著墨最多，評價最高，認

為他無論政見人品，都可躋身世界偉人之列。 　　他動員《紐約時報》援救胡適出獄一事，國內歷史著作中，也罕有提及。胡適在中國公學任校長時，因在《新月》連發三篇重要文章，觸怒國民政府，終於被逮捕。因有消息傳出他將遭槍決，阿班氣急攻心，動員時報總部發表長篇社論，譴責國民政府暴行。他將社論迅速翻譯成中、日文，耗費大量金錢，將社論以電報發送到遠東所有中、日、英報刊轉載，形成鋪天蓋地的譴責之勢，終於迫使國民政府收回屠刀，將胡適釋放。 　　西安事變的報導，是阿班的又一場漂亮仗。事變發生當日，阿班便憑他與蔣、宋、孔、陳的交情，為《紐約時報》搶到了全球的獨家新聞。新聞史常說，最先報導西安事變的，是路透社的趙敏恆。

但趙敏恆是靠嗅覺推斷，最多是猜測，阿班則報導了宋子文及端納的親口引述，鐵證如山。此事的發現，極具戲劇性，也得益於他在人脈上的無敵。那晚，他因缺新聞而苦惱，便隨意打電話給宋子文，不期宋子文已外出，傭人說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給蔣介石顧問端納去電話，沒想端納也不在酒店，秘書同樣說他在孔祥熙家。於是，他馬上撥電話到宋美齡公館，傭人說，蔣夫人剛離開，去了孔祥熙家。他至此已嗅到有重大事情發生，馬上一遍又一遍撥打孔祥熙家電話。撥了無數次後，終於有傭人接聽電話，讓他找到了端納和宋子文。宋子文親口將蔣介石被扣的事告訴他。一個驚天大新聞，一個無與倫比的獨家消息，就這麼迅速誕生了。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有專門一節「協

助《紐約時報》」描述此事，他寫道：「這是第一個外國新聞社上海記者對西安事變的報導。」 　　關於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我們從書中得知，手稿的寫作始於一九三七年年初。宋氏著手寫作此書時，便有意售予出價最高者，將所得設一基金，用於西安事變被害衛隊成員遺孤的教育。而出價最高者，正是阿班。他代表北美報業聯盟，以一萬兩千美元從宋美齡手中購得此書的版權，在北美發表。宋美齡的原稿為英文，我們今日讀到的中文版本，即是阿班所購英文版的譯文。 　　西安事變後，阿班在杭州拜訪了蔣氏夫婦，並以帶引號的直接引語形式，錄得蔣介石對西安事變經過所作的親口回憶，而現場翻譯為宋美齡。此段回憶，與實際經過，應是最為貼近的。

　　有些歷史事件，在中國長期受忽略，阿班的書便起到□沉的作用。比如，世界環球飛行之父林白到訪中國一事，歷史性有之，戲劇性有之，我們卻大多不甚了了，《採訪中國》裡便有詳細記載。 　　阿班是為新聞而活的，他不找新聞，新聞也會找他。抗戰期間，中國空軍誤炸南京路時，阿班正帶著他的助手比林漢（Anthony James Billingham）在先施公司採購。他坐在車裡，被爆炸震昏，受了輕傷，比林漢在先施公司大樓裡，則身受重傷，幾乎不治。阿班用了整整一章描述當時情形，從市民仰頭看飛機，一直到爆炸後的搶救與善後，如電影鏡頭，細緻真切，其第一手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加盟《紐約時報》之初，他還因無情報導，嚴

重得罪過上臺不久的國民政府，以至國民政府宣傳部和外交部竭一國之力，花一年時間，不惜與《紐約時報》及美國為敵，欲將他驅逐出境，卻終因國弱而難逞。在中國現代史上，這也是難得一見的大事。他與外交部長王正廷因此案而結怨，又因案結而怨解，終於成了好友。 　　南京淪陷前幾日，日本海軍航空兵在長江炸沉美國軍艦帕奈號。此事曾在美國掀起軒然大波，舉國激憤。由於帕奈號上載有一批攝影、攝像記者，事件經過被全程以影像記錄，後經米高梅公司製作成記錄片，在全美放映。為避免全美反日情緒失控，迫使美政府過早介入對日戰爭，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總統下令剪去影片關鍵部分

，使日軍蓄意攻擊之事實，不至彰顯。即便如此，影片的放映，已使美國民眾之對日觀感徹底扭轉；全美支持中國抗日之民意基礎遂告初成。日美開戰，始於珍珠港襲擊。至於序幕，不乏史家認為帕奈號被炸沉時，即已拉開。日本對此事，一向堅稱為誤炸。而阿班進身幕內，貼近日軍高層每一人，以親歷的第一手資料，揭穿日方謊言。帕奈號事件發生於中國長江，沉沒於南京大屠殺前幾日，對中、日、美三角關係之演變，具重要催化作用。美國有關此事的著述，歲有新猷。而中國史學研究，對此竟然全體沉默，至今留白。有趣的是，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中，對南京大屠殺草草帶過，對此事乾脆避過不談，或許因事件涉及日軍最陰暗瘡疤，實難處理妥帖。而阿班的書，為

中國讀者展現了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則為新鮮，一則為深入全面，讀來收穫豈止泛泛。當然，關於美國國內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並不在此書範圍內。 　　這一類的故事和細節，在《採訪中國》中通篇皆是。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了空白，提供了參照，使歷史更形豐滿完整。 　　日本的石川禎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的後記中寫道：「就我個人而言，對於中國長期以來把『黨史』限制在國內的傾向，雖談不上反感，卻十分不習慣。」對此，筆者是有同感的。豈止黨史，中國歷史各方面的研究，無論視野還是史料，都應放在世界

大範圍中。僅舉松井石根與八十部下被召回國一例，若只從中日關係看，而略去美日關係的角度，便不會顧及帕奈號事件，亦不會考慮《紐約時報》報導的影響，所得出的結論，自然欠完整，甚或有實質錯誤。筆者翻譯此書，亦是希望拓展自己的歷史視野，兼而惠及同好。 　　對於今天的新聞從業者，阿班的書更有意義。它像採訪學裡的《孫子兵法》，教我們於複雜萬變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煙幕，去準確挖掘新聞，搶先發表新聞。它還教我們如何在職業操守上嚴於律己。阿班的個人情感觀點固然愛憎分明，新聞報導本身卻力求超然於黨派政爭及國家、民族愛恨之上，一貫死保新聞來源的身分，不管其為何黨何派、何國何種；社交方面，則長袖善舞，左右逢源，與

中外各界打成一片，因而能大量挖掘獨家新聞。即使被日本憲兵壓跪在地，雙臂強扭至背後，腰部、腹部遭猛力狂踢，即便日人在珍珠港屠殺了數千同胞，他的筆端觸及日本人時，卻能避免作情緒性宣洩，該褒處褒，該貶處貶，均秉公直論，就事論事，因人而異，分別對待。在新聞業者裡，這種大家風範，讓人油然起敬。 八、獨家新聞：西安事變　我的公寓在百老匯大廈十六樓，高居於上海喧鬧的街道之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某晚，我獨自待在書房裡，平靜無事。從新聞角度看，過去的幾個月頗為沉悶，不免感到無聊。約十個月前，東京中心區曾發生兵變，多名內閣成員被殺，引起一片驚恐。隨後的仲夏時節，中國也曾一度瀕臨內戰，卻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臺而倖免

，事件帶上了半喜劇色彩。這以後便不再有大事，唯見日本一以貫之，在華北從事種種窮凶極惡的活動，而蔣介石將軍則多次巡遊中國各地，以便加深中國的統一。　目前，總司令正在陝西省的西安市。該處位於中國的西北地區，距共軍占領區不遠。占據西安及周邊地區的則是少帥張學良的東北軍殘部。一直有惡意的謠言稱，少帥的部隊已經與紅軍沆瀣一氣，西安與共產黨根據地之間，定期有卡車及巴士往返，運送人員與軍需物資。傳言歸傳言，卻一直無法核實。　張學良先是被逐出滿洲，繼而又被逐出華北，於是便赴歐考察，終於戒除了多年的毒癮，這才又返回中國。傳言說，此君行事詭異，對於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執行。我當時想，傳言一定不確，否則蔣介石就

不會貿然進入張學良的地盤了。　那晚，我左思右想，橫豎想不出有什麼消息，足以作頭條發往紐約。我在書桌上一沓便條裡隨手亂翻，發現了一份備忘錄，內容是關於中國預算案中的海關稅收部分。一看時間，只有八點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話，不算太晚，便撥通了他家的私人號碼。　接電話的是宋子文的男秘書，一個能幹的中國人。他說：「子文不在家。他剛才接到一個電話，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納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納原是張學良的顧問，後來轉而任蔣介石的顧問。他住在派克飯店（即今天的上海國際飯店）。我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是端納的秘書。　他說：「他二十分鐘前還在，後來接到一個電話，就去孔祥熙家了…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回來。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著急。」　蔣夫人這時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裡。兩天前，我剛在那裡喝過茶。我決定給她去個電話。接電話的是她的私人秘書，一個年輕的英國女人。　我問蔣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給她打電話。她剛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緊張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是召開家庭會議？因為蔣夫人、她哥哥宋子文和任財政部長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們匆匆碰頭，還頗為著急。但是，若說是家庭聚會，為什麼把端納也叫去了？他只是個外人，還是個外國人。　於是，我不停地撥打孔府的私人電話，但每次都是忙線。最後，電話終於通了，接聽的是個中國人，聲音很

陌生。我報上自己的名字，說要找端納。等了又等後，線路裡終於傳來端納的聲音。　我問：「出什麼事了，一家人幹嘛在一起聚會？」　他反問：「你怎麼知道有聚會的？」　「蔣夫人在那兒，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兒，還有你。發生什麼事了？」　「阿班，對不起，這事沒法對你說。」　「重要嗎？」　端納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鐘，最後才說：「先別掛線，我去問問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對你透露半句。」　獨家報導有時就是這麼來的。

法治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從《共同綱領》到《八二憲法》（1949-2019）

為了解決遠東 駕 訓 班 評價的問題，作者魏子璇 這樣論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七十年的歷史，也可以濃縮為一部憲法史或法治史。憲法規範國家的性質、制度、任務等根本問題，憲法的根本法地位使得國家重大的社會變遷基本都會在憲法史中有所體現與映射。歷史包含諸多視角與領域，而憲法史主要注重的是憲法與社會現實變遷、尤其是與政治演變之間的相互關聯。縱觀共和國歷史，無論是政治史還是憲法史，整體看來都是在根據現實的變化與需要不斷校正；展現出一條烏托邦色彩與理念追求日益消逝，逐漸走向制度化與現代化的演變脈絡。中國官方當今對法治採用的表述是社會主義法治，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當然官方對社會主義概念的詮釋在數十年間不斷變動，對法治的認識同樣如此。社會主義制度一直被視為是國家

的根本制度，在現行憲法第一條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共和國的前三十年中，社會主義這一意識形態一直是政權主要的合法性來源。但自七十年代末期開始，原有的意識形態愈發式微，與此相配套的計劃經濟政治體制也逐漸瓦解；這使得國家不得不開始逐漸發展市場經濟、主要依靠績效合法性，同時也因經濟績效存在的弊端與風險而逐漸建構法理合法性，重新強調實行法治路線，逐漸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法治是衡量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誌，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而憲法又是法治的基礎，是衡量法治發展水平的尺度和基本要素。不過中國此前幾部憲法的內容中都只是分散地、間接地展現出了部分法治理念，尚未

上升到一定高度、尚未獲得足夠的重視；而法治這個概念在憲法中的首次直接出現，是在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取代了此前一直使用的法制一詞，這一轉變也代表著執政者對法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深化。此次修憲將中共「十五大」上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方針寫入憲法並作為憲法的基本原則之一。而當今，隨著官方出於總結此前曲折歷程的教訓、彌補日益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等考量而进一步地強調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不斷抬升法治與憲政等理念的地位；以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社會階層的多元分化、公民社會的逐漸形成，民眾的法治意識與權利意識逐漸覺醒，民間開始廣泛出現要求盡快落實法治的呼聲；因此官方與民間對實行法

治、甚至是實行憲政逐漸形成高度共識，全社會開始普遍關注法治建設的進展。儘管社會各方對法治的具体定義或认识一直都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在現實中法治理念的貫徹也仍然受到諸多束縛，但法治在中國日漸深化的整體態勢卻幾乎已是難以逆轉。而縱覽建國七十年來的法治史，明顯可以從中發現兩條相互聯動的線索與脈絡：明線是官方自上而下的推動，而暗線則是民眾自下而上的追求。畢竟若從根本上看來，法治形成的過程實則正是受到兩個層面的雙向推動：基於社會上層尋求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建構統治合法性的需要以及社會底層制衡國家權力、保護自身權利免受侵害的需要。本文從現代中國的政治、憲法的演變歷程出發，通過法史學的視角概述法治理念在憲法演變

歷程中的發展過程，以及法治理念與社會現實之間的不斷碰撞，嘗試探究法治在中國的變遷歷程與前景；通過對建國七十年來政治史與憲法史的梳理與分析，希望能為當今中國的法治建設以及未來的路徑方向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