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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禁書始末

為了解決貂油香港的問題，作者廖為民 這樣論述：

｜禁書目錄等於國民黨推薦好書的時代｜ 　　槍桿子開啟台灣強人政治 　　筆桿子寫盡威權時代荒謬 　　期盼，用法律條文與體制恫嚇箝制人民思想的時代 　　以及人民心中的「小警總」 　　永遠不再以任何形式籠罩在自由的台灣 　　自1975年8月閱讀《台灣政論》開始，作者盡可能保留每一本買到的黨外雜誌及書籍；因國民黨的瘋狂查禁，萌生「為後人保留一本」的初心。 　　2015年到2021年的六年時間，日夜埋首查找禁書資料、消化資料、挑選禁書、閱讀禁書、釐清如何寫禁書，可以說頭腦想的、手上做的都離不開禁書，完成約五十萬字的四本書，本書即是系列收山之作。 　　本書將重心放在當時的政權掌控者－國民黨的

身上，著重觀察那些只是因為「違反黨意」就被查禁的書籍。 　　想知道李敖、柏楊、鄭南榕等人，有多少種禁書？為何被查禁？查禁的原因是？打開本書，你將會知道它的來龍去脈。 　　特別收錄／ 　　四個戰後國民黨佔台的「查禁命令」條文，讓人讀出時代的變化及其緣由。 名人推薦 　　黨外夥伴曾明財×邱振瑞　專文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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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翰林院官出任內書堂教習新論

為了解決貂油香港的問題，作者謝志緯 這樣論述：

內書堂是明代的司禮監專門培養初選入內府的小內使，提供讀書教學的書塾場所。有明一代，內書堂並沒有正式的衙署稱謂，內館、內書館、司禮監書堂等書寫用法。待年幼的內府官人未來學業有成，肄業後會授予內府文書職事。而內使們的教習業師的人選，並非內府的太監。自永樂、洪熙的模式形成，宣德的嘗試，至正統初書堂定制。其教習的選派皆是從侍於皇帝身邊朝廷的近侍文官而來，並且是有一個制度形成的過程。最終，教習逐漸集中於翰林院的史官－修撰、編修和檢討，其中又以編修為主。自內書堂建置以後，從翰林院史官到內閣閣臣，作為內書堂教習的翰林官，該批人為國朝最菁英的政治群體和人才儲備庫。其輩既是內廷皇帝的近侍、秘書；也是皇帝經筵或

太子出閣的帝師；同時也是翰林庶吉士的教習；科舉會試、鄉試的主考、同考官；與國子監掌事的祭酒、司業。本研究所謂新論，乃基於過去學人前輩們對宦官與內書堂共同累積的研究成果，從四個層面重新詮釋：一是制度形成背景與過程。藉由以早期（洪武至天順）政治與制度的建置與轉型，並配合整個宣德以後宮禁中所設置的秘書機制（即中書房中書舍人與內閣）的衙署、職銜、遷銜的形成、分流，此兩大政治的發展背景，重新審視翰林官出任內書堂教習的意義。二是翰林出任內書堂教習的作用與影響。探索肄業內書堂的內使內府仕途之可能性，再用翰林官出任內書堂教習後，耙梳內使與翰林之間所存在人脈網絡及政治互助的相關事例，嘗試以制度層面還原其法源的本

貌。三是調整過往針對宦官預政與讀書的研究認知，皇帝與士大夫面對宦官問題上的認知差異與態度、方法的轉變。內書堂作為外廷士大夫與內府建立師生情誼的聯繫平臺，探討前輩學者所謂化宦運動是否存在。四是關於相關議題細節的考證與論證。本研究欲站在前輩的肩膀上，嘗試舊題新做，針對內書堂與翰林教習之間相關的議題，論證更為具體的結論。

粵劇藝壇感舊錄 (上卷︰梨園往事 下卷︰名伶軼事，全二卷)

為了解決貂油香港的問題，作者王心帆 這樣論述：

　　上世紀六十年代，「心園」在《華僑日報》上連載的《粵劇藝壇感舊錄》，內容豐富，種種梨園往事與名伶軼事，極具參考價值。經本書編者多方追查、細心考證，發現「心園」正是鼎鼎大名的「曲聖」王心帆。   　　《粵劇藝壇感舊錄》經整理成書，分上、下兩卷合共四百篇文章。舊報上的材料一如沉沙折戟，經整理磨洗後，頑鐵未銷，讀者得以細認梨園影事，得以重認曲聖廬山。   　　「心曲」展示了王心帆撰寫曲詞的超卓才華，這方面的成就早已得到世人的欣賞和重視；而《粵劇藝壇感舊錄》則在在證明王心帆對粵劇藝壇具有深厚認識——這方面的專業知識與成就，應該同樣得到世人的欣賞和重視。   　　【核心賣點】 　　● 王氏為梨園前

輩，有「曲聖」之美譽，但生前潦倒、身後蕭條。生前雖賣文為生，但文稿能正式出版成書者僅有《星韻心曲——王心帆撰小明星傳》一種（初版成書於王氏在世之時）。王氏身故後，其作品大都散佚，亦無人整理。本出版計劃的40萬字戲曲專欄材料，相信既能充份展示王氏在戲曲方面的寶貴心得，亦同時保留了一代「曲聖」的心血文字。   　　● 這批材料內容主要分為梨園歷史（以事為主）及名伶軼事（以人為主）兩大類，重編校訂成書後將成為戲曲研究者、戲曲愛好者的參考書。

明正德嘉靖朝中官出鎮研究

為了解決貂油香港的問題，作者任立瑜 這樣論述：

宦官，是指男性被閹割後失去性能力，被用來侍奉皇帝及皇族成員的職稱。隨著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宦官也逐漸地和政治制度相融合，直到清朝為止，宦官的權勢也隨著不同時期的制度有著不同的發展，其中以東漢、唐代與明代時宦官影響力達到了巔峰。相對來說，明代宦官比之前朝，對政治的滲透更強更徹底，但明代宦官並不如漢唐時期的宦官具有廢立皇帝與皇儲的權力。明代的宦官能讓文武百官為之折腰屈服，但始終無法觸及到皇權的威嚴。鎮守中官制度發展至正德時期，依據鎮守地區與職權可將鎮守中官分為三種類型：守備型、軍事型、民政型。正德初年，中官劉瑾掌權，藉由權勢之便，給鎮守中官大開方便之門，除了讓鎮守中官得以干預刑名之事，又放權讓鎮

守中官挾其勢彈劾與己不合的官員。一連串的舉動讓鎮守中官的權力從明初至正德年間達到最高峰。鎮守中官在明代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卻不被史料所承認，即使鎮守中官有著明確的制度和影響力，史料中依舊不將鎮守中官作為一個職官單獨記載，不僅《明實錄》未將鎮守中官的變化收錄其中，連清代修纂的《明史》也僅是把鎮守中官當作在外內官。鎮守中官在形式上的確是在外內官，但其與地方有著緊密的關係，干涉或介入的職權也廣泛分布於各個領域中，遠超過地方有司單獨掌握的職能。鎮守中官的存在給明代的影響有正面也有負面，每個時間段的鎮守中官都有著不同的影響，研究鎮守中官，可以為研究明代地方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提供新的視角，有著極為重要的研究

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