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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校園民歌——以唱片音樂學、華語語系為視角

為了解決言 承 旭 片酬的問題，作者蔣浩然 這樣論述：

目前，學界雖已出現了多篇校園民歌的研究論文，但其切入的角度多為社會學層面的「民歌運動史」或文學層面的歌詞研究，而缺乏對於唱片維度的深入探討。但唱片公司的介入在民歌作品經典化的過程中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與此同時，在解嚴後臺灣社會「告別中國」的情境中，民歌因其文本中流露出對中國大陸的鄉愁，而常常陷入「政治不正確」的處境，並出現了對民歌「風花雪月」、「貧血」、「缺乏對體制的反抗」之攻訐。但這些論述其實忽略了民歌作為「華語語系音樂」所蘊含的在地性，也忽略了「風花雪月」可能帶來的抵抗潛能。 鑒於此，本文以唱片音樂學和華語語系的論述框架對校園民歌展開再研究。一方面，對民歌唱片之生產、文本、接受三個

層面展開論析，檢視唱片與音樂、人和社會文化的互動。另方面，呈現唱片文本中國性、臺灣性交織的複雜狀態，並以「深層的中國性」為著眼，考掘「風花雪月」背後的文化傳統與抵抗潛能。另外，本文對民歌唱片的接受研究不僅涉及臺灣本土也延伸至中國大陸。 本文發現，唱片公司對校園民歌存在著清晰的產品圖像，並由此發展出一套特色的產製策略與推廣方式。唱片文本儘管被建構出強烈的中國性，卻是在地的、異質的中國性，且已經呈現出一定的臺灣性表達。至於「風花雪月」的特質，則可視作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抒情傳統」在七○年代臺灣現場的回聲，一方面繼承了溫柔敦厚、童心、性靈的美學特徵，另方面仍蘊含著對黨國體制、父權結構、資本主義、

美/日新殖民主義等的抵抗潛能。此外，在實際聆聽過程中，臺灣聽眾未必將文本結構中的中國性與地理上的「中國」做連結。而民歌在中國大陸的接受，儘管受到了主流/官方文化的政治收編，卻也通過溝通媒介與文化資本的角色，與中國大陸的社會文化、流行音樂工業以及兩岸地緣政治展開豐富的互動。

瓊瑤電影研究（1965-1983）

為了解決言 承 旭 片酬的問題，作者陳冠如 這樣論述：

1965年至1983年間，共有五十部瓊瑤電影上映。瓊瑤電影最初產製於國片起飛年代，並非一開始即以談情說愛、脫離現實的姿態被認知，而是在電影文本中，不斷被摻雜譯界台灣、形構女性倫理主體等政治意識形態。同時，作為與國片一起起飛的瓊瑤電影，亦承擔知識份子試圖提升國片地位、主導國片形態的動機。但當1970年代的瓊瑤電影在李行、白景瑞等菁英導演退場，瓊瑤電影成為以瓊瑤個人意志產製後，評論界突出了瓊瑤電影脫離現實之名。這背後一方面指涉了象徵性權力鬥爭的因素，同時亦顯示出，瓊瑤電影的言情，除了政治，亦不斷接受當時文藝評論者所形構的真理、價值評估。因此，瓊瑤的浪漫，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處於迴繞在寫實語境中

，位於邊緣的現象。但瓊瑤電影興起的時間點，外在有冷戰體制，內在有黨國權力的監控，同時，那也是人民在美援及黨國意識下，開始接收及想像現代性的年代，因此，在這曾經的電影盛世裡，流動著極其複雜的情感結構，它不但有屬於社會性的國家教條，亦有在私人性的個人情感張揚下，反映一代人對於物質、情感心靈的某種匱乏與求索的想望。本文試圖從跨地性、政治性、現代性去考究瓊瑤電影，而其中大致指涉以下幾個研究面向：瓊瑤電影在1960年代的崛起，其背後的冷戰結構如何造就了瓊瑤電影的跨界？而此跨地性質所引領傳承的版塊又將涉及1930年代上海、1950年代香港的何種電影特色？同時，這場在冷戰下崛起的「熱戀」，在飽含著國家、人民

對現代性的渴求下，現代性與瓊瑤電影文本間，又將隱含怎樣的表述關係？而瓊瑤電影對於台灣現代性歷程，起了怎麼樣的作用？瓊瑤電影歷時十八年，大致而言，本文在各章節多半將將瓊瑤電影區分為1965－1971年、1973－1977年、1977－1983年三個階段做類型特色的討論。時段的區分除了與台灣從農業跨入工業都市化的時間有所應對，同時也與國家、導演、瓊瑤等人分別在不同時期主導瓊瑤電影生產有關。本文以電影社會史視野，關注瓊瑤電影外部的製作、銷售、評價，及電影內部的性別形象、空間特色、明星產製及電影音樂的流變，試圖指出瓊瑤電影的內容與國家語境、時代變遷、社會經濟息息相關，在1960、70年代，它實則牽涉了

冷戰結構下傳媒娛樂的生產，以及接受、再造了現代性的傳播。在本論文中，試圖將瓊瑤電影放回原本的時代背景下去做解讀，除了指出歷時性變遷所形構出的類型特色，及瓊瑤電影與現代性間的關係，同時也關注瓊瑤電影的跨地性生產，盼能以此深化瓊瑤電影的研究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