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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梅家玲所指導 賴佩暄的 盛世危／微言：中國當代長篇小說歷史敘事研究（2000-2015） （2016），提出薛西弗斯的神話冰冰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盛世、中國夢、當代長篇小說、歷史敘事、宏大敘事、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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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2021最新名家譯本，卡繆對疫情下被禁錮人心的鼓舞)
為了解決薛西弗斯的神話冰冰 的問題，作者AlbertCamus 這樣論述：
# 瘟疫是極權，極權也是瘟疫！ # 卡繆面對疾病與極權的反抗姿態，細緻描繪了人類的反抗精神。 #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 # 吳錫德、洪明道 專文導讀推薦。 # 「我想通過瘟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受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歷時的那種充滿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將這種解釋拓展至普遍存在的概念。」——卡繆 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逼我們去思考。 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也會出現在瘟疫中。 面對這樣的瘟疫，人們該奉行的唯一口令是反抗。 — 卡繆 — 卡繆的《瘟疫》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每當疫疾來臨，這本書總是最早被拿出來討論的現代
文學作品之一。但卡繆不只描寫瘟疫，也將面對瘟疫時人類由一開始的抗拒、否定，之後確認，最後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處境，踏實地將圍困人類的瘟疫加以處理。這太像我們經歷過的一切，先是抗拒疫情，接著否認會大規模人傳人，等到狀況嚴重了，不得不確認遇到大疫，接著才願意誠實面對困境加以處理。經典作品就是有如此的價值，跨越時代反映普世人類，也時時提醒著我們。 《瘟疫》的故事描述一九四幾年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城，一位醫生發現城裡有不明的疾病，察覺很多老鼠倒斃路旁，開始懷疑城裡有了鼠疫，上報給政府機關，但政府機關卻不想因此驚動人民，遲遲沒有作為。後來疫情爆發，整個城市封鎖，與外界隔離，小說中的幾位主要角色的邊緣小人
物（相對於有權力的官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防疫工作。《瘟疫》的故事展現了認識世界的荒謬之外，必須要站出來加以反抗，才能爭取到自己的幸福。小說裡還提到：「追求幸福沒什麼可恥的，但是獨自一個人幸福，就可能會讓人覺得可恥。」標示出這種對幸福的追求，不是個人小利，而是全體的幸福。 《瘟疫》與《反抗者》、《正義者》同屬於卡繆同一創作時期的作品，卡繆在其札記中稱為「反抗系列」，這系列的三部曲作品以小說、論述、戲劇等三種文類，反覆辯證人類與惡對壘的反抗精神，訴求個人認知上的反抗，面對過分的事物要勇於畫出底限，說不。 卡繆在一九四〇年創作《異鄉人》時有了寫作《瘟疫》的靈感，當時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法
國，他隨著任職的《巴黎晚報》遷移到克萊蒙費朗，再到波爾多，這種被迫逃難、遷徙、被圍困的感受成了他的靈感。《瘟疫》一方面是真實發生在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奧蘭城的斑疹傷寒，一方面指涉的是入侵法國的德國納粹法西斯政權；傳染病讓人類不得不封鎖彼此，對彼此懷疑，就像法西斯政權，也讓原本自由的人們彼此疑忌，在行動上也被限制、被封鎖。這部小說利用一個城市被疾病困擾的故事，表達一個超越於荒謬的反抗願景：在對抗邪惡的鬥爭中團結的可能性，以及友誼和社群的力量。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反抗者》、《正義者》 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
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吳錫德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映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
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 即使清楚知道挑戰必然來臨，強調理性和責任，《瘟疫》仍保有人的情感和溫度，也許這是給我們這個瘟疫時代的禮物吧。——洪明道 災難是常見之事，但是一旦
災難落到自己頭上，往往難以置信。世界上瘟疫和戰爭不斷頻繁發生，但是在瘟疫和戰爭面前，人們還是一樣不知所措。⋯⋯ 還沒有人真正接受瘟疫的事實。大多數人在意的只是生活習慣受到擾亂，或是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因此惱火、氣憤，這些情緒是不足以拿來對抗瘟疫的。例如，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怪罪當局。——《瘟疫》 這世界上的惡幾乎都來自於無知，愚昧的善意可能和惡意造成同樣大的損害。世上的好人多於壞人，事實上問題不在於此。人們或多或少無知，這或多還是或少決定了善或惡，最令人悲痛的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無知，並自認為有權殺人。殺人者的靈魂是盲目的，若沒有清晰洞見，就不會有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瘟疫》
盛世危／微言：中國當代長篇小說歷史敘事研究（2000-2015）
為了解決薛西弗斯的神話冰冰 的問題，作者賴佩暄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構思是受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崛起」的現象與「中國夢」、「盛世」相關論述所觸動。這一「中國夢」延續了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富強救國的理想與現代性╱現代化的追求，可直接追溯至晚清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本論文是要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討論文學如何以自身的形式回應時代變局，以「小說中國」的方式，為新世紀的「盛世中國」提供危言╱微言大義。所關注的重點是：小說如何想像歷史，藉此與現實對話，乃至於思考未來？如何為「盛世中國」與「中國夢」提供獨特的詮釋與辯證空間？其與國家「大說」之宏大敘事又有何張力與對話關係？ 在研究方法上，則借鑑後現代學說對宏大敘事和歷史敘事的反思、烏托邦概念及其文學的寓言性。所論
作家作品以中國主流純文學為主，香港文學與中國科幻文學作為參照，依序由不同主題與面向展開討論： 其一、以香港作家陳冠中的小說為首，對「中國夢」的宏大敘事與盛世烏托邦進行質疑與反思。他的中國想像是以邊緣──西藏、香港、台灣──為視野，具有強烈的政治批判性，呈現出一個政治惡托邦（dystopia）式的極權中國形象。他以小說為方法，目的是要在小說的虛實曖昧間，引起對現實政治的種種遐想，甚至是實踐的動能。 其二、以余華和閻連科小說為例，從「時代」的宏觀面向，討論歷史的暴力如何以一「狂熱」的邏輯貫徹於不同時代，形成歷史的怪圈。他們以小說紀時代之惡，凸顯的是「革命」和「市場」的宏大敘事變為意識形態神話與
烏托邦狂熱所帶來的暴力惡果。因此，他們筆下的歷史，是相當寓言性的歷史，呈現出一個充滿狂熱的奇觀中國形象。 其三、以莫言和賈平凹小說為例，從「地方民間」的面向，討論小說所表達的中國經驗（the Chinese experience）與苦難經驗，呈現出民間的苦難中國的形象。相對於宏大歷史敘事，他們對歷史的理解與書寫，是邊緣的、微觀的小歷史敘事，體現了民間的觀點與精神。其小說則表明，在歷史沉重的苦難面前，烏托邦的理想太過於遙遠，如何面對過去的歷史與記憶，是更為至關重要的問題。 其四，以格非和張煒小說為例，從「個人心靈」的面向，將抒情視為一種觀看歷史的特殊視角，討論敘史與抒情、小說與詩的關係，呈現
出抒情的精神中國形象。他們以心靈史式的寫作，將歷史的隱秘與個人的小歷史從宏大歷史敘事中解放出來。小說中「失敗者」的形象具有特殊意義，他們在烏托邦的追尋與幻滅歷程中所展現的理想主義精神，無疑具有宏大敘事的關懷。 其五，以韓松和劉慈欣的科幻小說為例，從「未來想像」的面向，反思歷史與文明，呈現出一個危機四伏的未來中國形象。小說對於科技烏托邦的反思、對危機與災難的憂患意識，都可視為現實中國的寓言。而在中國，科幻小說最具批判性與顛覆性者，是在「中國夢」既定的未來藍圖之外，對未來抱持開放的想像，提倡未來的無限可能性。 這些作家作品以不同的敘事方式、視角和風格，呈現多樣的歷史風景和中國形象。其「小說中國
」的盛世危言╱微言大義在於：一個國家在向前看的同時，也必須回首來時路，正視歷史的陰影與創傷記憶。以歷史鑑往知來，也是提醒人們在重建宏大敘事與烏托邦精神時，必須時時保持謹慎。且小說多元的歷史敘事，有更重要的意義，亦即保持歷史的開放性，以及永遠質疑大敘事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