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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王》《廣韻》一字多音現象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茜茜與人夫謙職業的問題，作者林義翔 這樣論述：

《切韻》系韻書是反映中古語音系統的重要材料，上承古音下開方言，對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價值持續不墜。其書由最初陸法言所編的一萬一千多字擴展至宋代的《廣韻》，字數已逾兩萬五千之譜，每一代的作品都錄有許多重複出現的字形，按韻書體例的安排，這些相同字形的音讀必然有所區別，屬於廣義的一字多音現象，再搭配韻書本身的又音注，實為研究漢語一字多音現象的絕佳材料。本研究即以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全王)及大宋重修《廣韻》兩全本作為語料，探討韻書中多音字的內涵及現象。首章談一字多音的定義問題，並進行前人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探討。第二章以韻書編纂者用以標示一字多音的「又音注」為討論重點。首先闡述又音注所具有的特色

、功能以及價值。透過前後代版本的比較後可以發現：又音注原先僅為輔助正切標音之用，體例單調而不嚴謹，然而隨著韻書的功能逐漸增強，其本身具有的較高自由度使它開始承擔了許多標音以外的任務，例如發展各種術語，標明出處來源，或詮釋字際關係等，是為語言文字學於唐宋成長發展中別具意義的一項指標。其次，本文對於各類又音注的形式、內涵和流變進行了全面的整理，並指出了又音注「橫向連結」典籍或異體的現象。第三章是將語料進行數位化整理後，以窮盡式歸納法、算數統計法和概率統計法對兩書中所有的多音字進行通盤分析。首先發現，在具有一定規模的樣本數時，多音字在韻書的分布是大致平均的，而影響多音字佔比多寡的因素往往和該劃分音類

的總收字數有關，其次才是語音結構的因素(例如入聲)。再者，將《全王》和《廣韻》利用相同的統計手段分析並進行比較後，發現多音字在聲和韻上相配的頻率(次數)與趨向展現出「音近相配」和「比例固定」兩種現象，說明從《全王》到《廣韻》，韻書收字的成長屬於基本結構相同下的「等比放大」，即各音類的發展是大致均衡的，可發現一些小的音類消長，不過整體《切韻》系韻書在語音上的發展仍遵循「保守」路線。而音類相配的趨勢亦顯示多音字以雙聲、疊韻等具有一部分相同音節為最多，不過異音類也有一些接觸較為頻繁的例子，多能和目前諧聲研究所得之結果相呼應。第四章為結論，主要歸結前兩章研究重點，以及對未來韻書及一字多音研究的展望與期

待。

清末民初圖案教育的建立與轉折

為了解決茜茜與人夫謙職業的問題，作者顧志揚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透過新式教育的制度、博覽會的效應、實業氛圍的影響、美術學校的興起等議題，討論中國於清末至民初圖案教育建構與變化的過程。論述以中國所受到的西方文化衝擊為始點，由於初期重工業需求漸演變至民生需求，應用美術的普及化使得基礎教育開始產生相應的圖案教學內容。 中國在學制及教學內容上對於日本的模仿，為中國圖案教育的誕生提供了養分及基本框架。而這個框架亦不斷受到二十世紀初以後，中國自身對博覽會展示機制的重視及實用主義觀點等外力的滲透。與此平行的是，民間畫師得利於圖像製造能力及視覺舊慣的優勢，對學校圖案教育所造成的威脅與挑戰。另一方面，美術學校依恃實用主義勢力而崛起，卻企圖拉攏、收編圖

案教育，甚至以其為手段，合理化美術教育的層級架構並擴張學院體制的勢力版圖。 二○年代初期歸國的留日圖案人才，以整合者的姿態為中國譯介了日本在圖案方面的研究及資訊。而二○年代後期歸國的留法人才，則於二○年代末、三○年代為學院所主導的圖案教育再掀高潮。然而，於此同時，圖案的應用本質及圖案家在身分上的二元性似乎模糊了學院內外圖案教學上的區別，使得圖案教育與學院的關聯有逐漸被弱化與稀釋的現象。然而，作為應用藝術的圖案由於與市場需求產生了更有機的互動，同樣地使得圖案設計跨出學院烏托邦，與社會活動有更緊密的連結，間接實現了此刻藝術世界中為社會而藝術的普遍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