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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套書，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為了解決罷黜英文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獨家特獲授權發表 ‧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完整呈現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出版人顏擇雅特別撰文導讀：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克魯格獎、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 　　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編輯校對，絕版經典再現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   　　中國文化與

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感困惑的大問題   　　本書是根據於1983年9月3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是當時《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系列的一個總結。就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複雜關係，余英時先生從澄清價值系統著手，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右袒，也不做調人，而實事求是、允執厥中地提出了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   　　這本書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來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堪稱是燕許大手筆

、世紀大文章。不僅是余先生本人這方面長久深思熟慮的一個總結，為此下的種種思辨開啟了一條通途大道，誠可謂繼往開來、承先啟後，佔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價值至為重大。無論是從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反省的脈絡來看，或是從當前台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來看，都是一部極具價值意義的作品。   　　余英時先生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及歷史性；「文化」應被當作是成套的行為系統，並以價值系統為中心而展開。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做一個全面性的回顧以後，又從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對自我的態度、人對生死的看法等四個角度進

一步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在這四個文化領域裡的具體表現。余先生在這本書裡採取整體性觀點和比較視野，從大處著眼，扣緊價值系統作為文化的核心，凸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接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最重要的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 　　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

　　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本書收入余英時先生在1980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

」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

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余英時先生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人文與民主》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 　　──從科學民主到人文

民主   　　本書主題是「人文與民主」，包括三個單元：一、「人文研究篇」，二、「民主篇」和三、「思想篇」，選萃余英時先生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三篇未發表講演文稿，以及七篇舊作，〈「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為最新寫就論文，「可以說是同一旨趣的不同發揮。」余先生很早就關注華人社會的人文研究發展，1984年與已故的吳大猷先生討論人文與科學的發展時，已預見台灣社會中科學當令、功利取向的長程發展隱憂。兩位先生皆認為當時社會的進步集中在外在環境，個人的內向開發卻被遺忘了，於是產生很多道德、心理方面的問題。書中〈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和〈「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兩篇講詞偏重討論所謂「人文研究」，在中國的思

想脈絡下，究竟何所指，這與「人文與民主」這一主題是互相照應的。 　 　　本書以「人文與民主」為題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即針對「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而提出一種異議。余英時先生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絕不能僅限於科學。   　　除了人文研究，余英時先生也關心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他根據自己在思想史長年的耕耘，不僅對民主提出通論性的闡釋，亦就兩岸三地不同的民主發展提出歷史解釋。他表示1949年後，台灣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國沒有，是因為中國人文傳統在兩地截然不同的命運，台灣保留了，中國則徹底地破壞了。余先生並強調人文傳統中的儒學一支有許多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制度巧妙

接合；換言之，儒家傳統是民主在華人世界的基石。   　　書名取之「人文與民主」，是余英時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台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表，在有了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改進民主體制的品質。

罷黜英文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多黨總統制的政黨體系、民粹主義和社會分歧：以印尼佐科威總統為例

為了解決罷黜英文的問題，作者謝侑庭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探究佐科．威多多自2014年就任印度尼西亞總統至今之多黨總統制，而影響多黨總統制運作的因素眾多，相較於他國，印度尼西亞具有政黨體系、民粹主義與社會分歧的交織，並藉由政黨體系展現爪哇文化高度共識協商的特色。本文以歷史制度主義探析1949年印度尼西亞建國後，經歷專制統治時期（1949-1998）以及民主化的後蘇哈托時期（1998-）之多黨總統制，對於佐科．威多多任內政黨體系的影響。並針對其運用民粹主義的方式競爭總統大位，卻在一些政策上與其承諾相違背，分析就任前後在政策立場轉變之主因。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亞政治受到伊斯蘭教洗禮甚深，民主體制中亦不乏伊斯蘭教義的蹤跡。　　透過歷史制度主義的

觀點，本研究發現，共識協商的文化是建構印度尼西亞政治的基礎，導致該國多黨總統制下總統與國會關係融洽，且總統所屬政黨與其他大部分政黨在行政部門組成聯合內閣，並透過協商取得各自意欲爭取的利益後，使各政黨在國會中提出的法案得以被其他政黨支持。而造成佐科．威多多就任前後政策立場的轉變，協商過程中的取捨是主要原因，是以才有一系列爭議性法案的產出，為該國種下民主崩潰的潛在因素。除此之外，社會分歧為本文探討的另一面向。佐科．威多多任內一如前總統時期，社會、政黨與伊斯蘭勢力掛勾進而掣肘政治的運作，當中夾帶伊斯蘭教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的撕裂；也因長期排華情緒、爭議性法案、總統親中立場的結合，使印度尼西亞社會浮現分

歧帶來的危機。

到思維之路

為了解決罷黜英文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如何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在革命狂潮與混亂時代中，余英時先生寫給年輕讀者之作 以理性掃除思維路上的亂石與荊棘，解開思想中的障礙與糾結   　　《到思維之路》是余先生在流亡歲月中，寫給青年讀者的一本小書，原於1954年在香港出版。書中各篇文字來自余英時先生在《自由陣線》週刊的「山外叢談」專欄，原以筆名「艾群」發表，專欄名稱則取蘇東坡「不見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之意。   　　書中指出，思想在古往今來的一切統治者的心中祇不過是一種統治工具，和刀劍槍砲沒有任何不同。然而思想絕不能成為政治的工具；任何美好崇高的思想，一旦變成了統治者的工具，便會立刻失去它的所有優點。       　　余先

生將本書定位為寫給同時代的青年朋友，因此強調書中絕不說教、不煽動、不賣弄邏輯、不擺學究面孔，在寫作上完全採取一種談心式的輕鬆態度，真誠而直白。   　　身處於激烈的思想戰爭時代之中，余先生希望透過此書，讓讀者學習防身的本領，保持思想的自由，不受專制與極權左右，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國內政治與外交風險：以台灣在拉丁美洲的外交關係為例

為了解決罷黜英文的問題，作者黃元婷 這樣論述：

為什麼台灣的有些邦交得以維繫，有些卻會中斷？本研究認為邦交國的國內政治因素重要性不亞於地緣政治、中國經濟誘因和兩岸政治互動等已經眾所周知的變數。特將研究對象聚焦於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7個西語系總統制國家，包括邦交國巴拉圭、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及尼加拉瓜，及前邦交國巴拿馬、多明尼加及薩爾瓦多。並以7國國內政治中的「總統所屬政黨意識形態」及「府會關係」為變數建立4個「外交風險等級」，經卡方檢定之量化分析，驗證了「外交風險等級和與台灣維持邦交具關聯性」的假設；再進一步以巴拉圭、薩爾瓦多及尼加拉瓜為例，進行質性案例分析。研究發現，邦交國國內政治的外交風險等級和是否與台灣維繫邦誼之間息息相關；另外在評

估外交風險的變數中，總統大選後「總統所屬政黨意識型態」的變遷，似乎比「府會關係」的變遷更為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