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下場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各種有用的問答集和懶人包

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

為了解決紅衛兵下場的問題，作者KarlGerth 這樣論述：

量產無罪．消費有理 這就是具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   一場體制內的資本主義試驗　由國家主導的集體消費欲望 跳脫冷戰二元對立迷思　對共產黨政治經濟學的全新解釋   ★★★★★  全面解密毛澤東時代的資本主義  ★★★★★   當代中國消費研究第一人　葛凱Karl Gerth　消費三部曲集大成之作   　　是什麼力量塑造了二十世紀的世界？人們通常的看法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冷戰時期彼此殊死較勁。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即是終結資本主義。然而研究近代中國消費主義演變脈絡的葛凱認為，儘管階級鬥爭和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論調不絕於耳，但實際上共產黨的政策反而催生了各式各樣的資

本主義，和更大規模的消費主義。其不僅否定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更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並一直延續至今。   　　透過探討中國官方一系列的嘗試，特別是管控人們渴望的事物──手錶、腳踏車、縫紉機、電影和時尚、休閒旅遊及毛澤東像章──葛凱挑戰了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那些被貼上社會主義標籤的國家最根本的設想。在回應當代中國龐大消費力對全世界的影響，以及展現人們對量產消費品的渴望背後，本書將關注那股巨大力量如何重塑二十、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並再造人們的生活。   　　★三大件：毛時代中國三大明星商品   　　1.手錶 　　近代化及工業化的重要象徵。戴手錶象徵著一種時間的轉型、標準化及內化。

為了掌握這種較高技術勞力與科技的產品，中國將國產手錶視為一大目標，開始投入成本研發國貨，此外也透過嚴格管制手錶購買者資格，優先分配給可以擁有手錶的特殊社會成員。由國家控管的手錶生產及分配，讓手錶成為特殊身分地位（尤以貪汙幹部為甚）的象徵。因此，共產黨公開將工業化的優勢凌駕於消滅階級差異之上，從而擴大了與工業資本主義相關的社會不平等。   　　2.腳踏車 　　因應都市化及運輸需求的先進移動科技。直到二十世紀九零年代被汽車取代為止，腳踏車一直是重要的地位象徵。中國透過大量國產及品牌打造，助長了國內人民的「拜物化」，讓各地人民學會去渴望單一品牌的物品。另外，腳踏車與艱苦勞動的工人屬性，以及等同於男子

氣概的正面社會主義屬性結合。學會騎腳踏車成為男性的必備技能。而國家刻意的控管消費數量，也讓腳踏車在都市普及化勝過農村，深化城鄉不平等現象。   　　3.縫紉機 　　腳踏式縫紉機大幅增加婦女與女孩的生產力，再生產了紡織品生產的性別分工現象，造就女性是主要的使用者。縫紉機同時滿足中國引進國外優越科技產品與創造草根需求的目的，每個經濟底層的人民都可擁有縫紉機修補破舊、增加生產。因縫紉機而增加的產量和額外收入更引發另一輪自我擴張的消費主義。此外，縫紉機與理想女性氣質的連結，也透過大眾媒體宣傳進一步強化；做為女子理想嫁妝的縫紉機，更成為一種文化資本的象徵。   　　★ 共產黨統治下的消費文化現象   　

　▶ 廣告→從大力抵制到宣傳「國家消費主義」 　　原先馬克思主義指責廣告創造出不實需求，並助長對盲目崇拜商品的社會現象，因此共產黨控制所有廣告公司及出版商，打算壓抑這種資本主義的手法。然而，國家並未消除廣告，而是將其用來改造成「具社會主義色彩的」廣告形式，由上而下塑造並引導人民的物質需求，創造資本積累。此外，由黨管控的廣告也特別強調社會主義的正面形象及價值觀。   　　▶ 殺價→對政府宣稱「不二價」的不信任 　　討價還價給人們一種控制感，共產黨很難透過禁令來改變這種長期的做法。由於顧客不相信有合理價格的存在，致使黨中央推行不二價政策時遭遇很大阻礙，只好妥協。即使黨努力消除市場慣例，其政策還是只

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因為它沒有提供一種夠吸引人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 排隊→社會主義成功的標誌 　　長時間排隊購物被認為是損害黨政策的信心，以及浪費潛在的工作時間，因此被國家認定為反革命運動。然而解放後的資源匱乏，日常用品隨時都可能售罄的恐慌，讓人們看到什麼就排隊購買。無法根除此現象的黨中央，開始透過媒體宣傳排隊是積極行為；排隊是因為人民有更多的錢可以花，排隊更展現了社會主義群眾的紀律跟美德。   　　▶ 毛澤東像章→男女老少都得戴，物質欲望浪潮的終極體現 　　文革十年初期用來表明革命身分的強大圖騰。其創造出來的毛澤東個人崇拜與共產黨社會價值象徵，很快地激起了一股物質欲望的浪潮，推動幾

十億枚像章在中國及全球各地生產、銷售和收藏。對毛像章的狂熱現象反映了工業消費主義的三大核心特徵：大量生產、無止盡地交換討論、以及透過持有來表達自己的身分及社會地位。促進這種消費主義的同時，也否定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精神。   專文引介   　　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聯名推薦   　　汪　浩（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顏擇雅（出版人）   　　本書試圖論證消費主義在現代中國從未銷聲匿跡。毛時代的「共產中國」亦然。雖然早有人將毛時代的中國界定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但本書從消費與物質文化的角度切入，為這個議題提供了新的資料與研究視角。本

書的出版絕對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定位與評價「共產中國」。──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關於中國大陸在五○與六○年代的歷史，一般人的印象往往集中於政治整風、紅衛兵暴力、經濟實驗、政策災難及大規模饑荒等等，消費主義幾乎是完全無法想像也無法理解的。因為在一般認知裡，力圖實現共產主義的國家，不太可能出現資本主義色彩濃厚的消費文化。葛凱教授的這本新書，正是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詮釋這段歷史，也提醒我們思考歷史時，應該重視與大時代相悖的各種現象。──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各界讚譽   　　本書試圖論證消費主義在現代中國從未銷聲匿跡。毛時代的「共產中國」亦然。雖然早有人將

毛時代的中國界定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但本書從消費與物質文化的角度切入，為這個議題提供了新的資料與研究視角。本書的出版絕對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定位與評價「共產中國」。──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對毛澤東時代的消費主義做了出色的研究分析，忠實呈現了早期共產中國清規意識形態下的消費衝動跟行為。要理解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歷史，以及共產黨國家資本主義造成的緊繃與悲劇，本書至關重要。──Julia Lovell, author of Maoism: A Global History   　　這本出眾的著作要求我們從頭到尾重新審視、評估整個時期。葛凱考察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並

提出如何以消費主義的驅動來重新解讀這一時期。這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如果你想討論中國消費主義，想理解中國消費者為何會有如此行為，理解他們所經歷過的獨特歷史連續性，你勢必得研讀葛凱的學術成果。本書是無庸置疑的典範之作。──Rana Mitter, author of China's Good War: How Memory of the World War II Past is Shaping a Nationalist Future   　　葛凱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研究從眾多學術研究的冷戰迷思中解放出來，它超越了過往扭曲我們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二元對立概念，將政治經濟學帶回辯論的中心

。──Oscar Sanchez-Sibon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這本極具挑戰與啟發性的研究，闡明了物質財富與欲望對毛澤東的中國有多麼重要。對於任何試圖了解消費何以變得如此強大的人來說，本書必不可少。──Frank Trentmann, author of Empire of Things: How We Became a World of Consumers,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本書橫跨了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討論……強力推薦。──M. G. Rosk

in, Choice

暗黑民國史：兩岸歷史課本刻意迴避的空白30年

為了解決紅衛兵下場的問題，作者余杰 這樣論述：

暢銷書《顛倒的民國》作者余杰最新力作 　　 　　蔣介石最崇拜的人是希特勒，毛澤東至少有六次感謝日本侵華， 　　黃埔軍校是蘇聯人出人、出錢、出槍，建校這檔事跟蔣介石無關……。   　　抗日戰役中，黃河口決堤、長沙焚城，數十萬百姓無辜喪生， 　　課本都寫是殘暴的日軍幹的，真相卻是：蔣介石異想天開的「焦土戰略」。   　　共產黨搞工人、農民、學生運動，但裡面很少是真的工人、農人與學生。 　　蔣介石攻陷共產黨老巢，迫使毛澤東殘軍走上長征之路。但，真是課本說的 　　為建國而長征？一本西方傳教士回憶錄透露，根本是擄人勒贖的綁票集團。   　　在國民黨與共

產黨的官方歷史文件裡，你都不會看到以上這樣的記載， 　　因為這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刻意迴避的歷史真相。   　　作者余杰是北京大學碩士，被譽為兩岸三地「最敢說真話的」的作家， 　　2004年他和劉曉波等人共同起草中國年度人權報告，遭到審訊後非法軟禁數月； 　　2012年他攜妻兒出走美國，目前定居華盛頓。   　　余杰指出，凡是「大家都這麼認為」的觀點（往往是歷史教科書造成）， 　　一定要多打個問號。你渴望自由，還是擁護獨裁？端看你閱讀和接受哪一種歷史。   　　因此，他以此為志重新查證歷史，在世界各大圖書館閱讀許多第一手文獻史料， 　　才發現，很多歷史真相

是某些當權者選擇性的記憶與空白。   　　特別是1920至1950年代的抗戰與國共內戰時代， 　　兩岸的課本總是說不清楚也寫不明白，為什麼？因為這是一段 　　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想竭力迴避的暗黑民國史。   　　‧黃埔不是國民黨創的，是蘇聯人出錢、出人、出槍搞出來的 　　欽點蔣介石當軍校校長的，不是孫文，而是莫斯科的大老闆史達林。 　　因為在俄國人眼中，蔣介石是比孫文更好控制的傀儡。 　　為什麼？因為孫文不懂軍事，而蔣介石想要擁有一支私人軍隊。 　　 　　‧蔣介石想學希特勒，有信為證 　　美國紐約圖書館舉辦過「百年壓箱珍品展」，共分四大展區， 　　蔣

介石的親筆信被放在「看了反胃」區，為什麼？ 　　因為好幾封蔣介石寫給納粹元首希特勒的信，多次寫道：「吾所欽佩也。」   　　‧從辛亥元老到抗日名將，全殺 　　中共建政後，遺留在中國的國民政府黨政軍被害者約三百萬人， 　　被共產黨處決的辛亥元老包括鄧玉麟、夏之時、何海清、宋鶴庚等， 　　他們不曾參與國共內戰，卻被安上「反抗革命、惡霸地主」的罪名， 　　就憑毛澤東「指示」。   　　‧兩岸都不能說白的真相：隨軍妓女制 　　想了解抗戰真相，你該讀一本被中國與美國同時查禁的書《敗走千里》。 　　裡面寫了：被外國軍強暴是羞辱，換成本國軍就是勞軍，這就是戰爭的邏輯。

  　　在臺灣的學生都知道《中國之命運》是「蔣公」重要著作， 　　但你知道內容嗎？為什麼該書闡述的理念種下國民黨敗亡的種子？ 　　 　　中國國民黨是蘇俄的庶長子，中國共產黨是蘇俄的嫡次子，1927年之後的民國史， 　　就是庶長子與嫡次子的殊死搏鬥。   各界推薦   　　經濟學者、評論人／蘇小和 　　歷史評論家／公孫策 　　「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專創辦人／江仲淵

柏楊的社會與文化論述，1960-2008

為了解決紅衛兵下場的問題，作者陳聖屏 這樣論述：

儘管近年來關於柏楊(郭衣洞，1920-2008)的研究已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但仍然缺乏全面而系統性的研究。這篇論文希望能夠從社會與文化的觀點，來理解柏楊思想的基本特徵與發展過程。 在討論柏楊的社會與文化論述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他在戰後台灣文學史上所占據的位置。張誦聖曾經引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將戰後台灣的文學場域區分出四種藝術位置：主流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鄉土文學，與本土文學。在台灣文學史的教科書中，主流位置被稱為「反共文學」，但至少到1990年代為止，主流位置一直都是台灣文學場域中，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文學風格。

它繼承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但去除其左傾的因素，並藉由中學教科書教材(例如選讀朱自清和徐志摩的作品)得到教育體系的支持，成為受過國民教育的台灣中產階級最喜愛的文體。我們可以說，以反共文學作家出身的柏楊，其作品雖符合主流位置讀者的品味，但加入了左傾的因素，這個特徵使得他的作品深受新興的中產階級大眾歡迎，卻不為政府當局所喜，最後並因此入獄；但是對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作家而言，柏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右派」。 柏楊認為，60年代台灣社會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都必須歸咎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引用胡適在1961年提出的說法，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沒有「靈性」的醬缸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以及由官僚作為社會

主導力量之社會結構的產物。柏楊認為，即使是在60年代的台灣，中國傳統文化仍然根深蒂固，使得台灣社會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停滯不前，毫無進步。在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依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發動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大陸陷入被他稱為「硫磺缸」的恐怖社會，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因而變得更為墮落。最後，他指出1960年代參與「中西文化論戰」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與全盤西化論者，都無助於改革中國傳統文化的積習，只有「全盤現代化」才能同時改變台灣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習慣。 儘管柏楊雜文的主題極為繁多，但若以社會批評的角度而言，我們可以試圖將其討論的議題分為四大類。一、討論愛情、婚姻與家庭倫理等私領域的議題，從中

我們可以看到舊式家庭理想和現代家庭觀念的衝突。二、藉由對重大社會新聞的評論，批評一般民眾不符合「現代文明」、阻礙社會進步的日常生活習慣。三、對警察(治安機關)、法官(司法機關)與醫師(醫療制度)等行業的猛烈抨擊，而這些弊端則顯示：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濫用權力的現象不僅是在政治圈，也在社會各領域中普遍存在。四、由於人民在日常生活的禮儀和行為，是社會結構和文化內容的具體實踐，人們可以藉以判斷某個社會是否已經達到「現代文明」的水準。於是柏楊斷言，以「現代文明」的標準而言，西方社會才是真正的「禮義之邦」，而中國社會(柏楊以台灣社會作為主要案例)則不是。 我們在柏楊的中國歷史論述中，同樣也能發現

具有「左傾」特徵、但又不屬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他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自周代之後就沒有重大變化，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尊卑界限一直非常森嚴。這種社會結構在政治體制上受到專制君主制度支持，在意識形態上則受到儒家思想提倡的禮教支持。然而，柏楊並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史觀中的經濟決定論，他認為在中國的「專制封建社會」中，政治才是最具主導性的力量，而不是經濟(因為農業社會和儒家思想重農輕商，資本主義與經濟力量無法發展)。在儒家成為官方的正統思想，以及科舉制度確立之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不但沒有緩和，反而隨著時間過去而變得更加嚴重。自宋代開始，政府官職完全被士大夫―地主階級所壟斷，他們永遠將帝王的利益和自

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顧一般大眾的利益。在專制帝王和士大夫階層的聯手摧殘之下，中國人的人權、尊嚴和創造力都被蹂躪地奄奄一息，因此當英國在鴉片戰爭敲開中國的大門之時，中國人竟毫無招架之力。 在柏楊出獄之後的1980年代，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進入蔣經國主政時代，中國共產黨則開始推動由鄧小平所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此時海峽兩岸與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同樣面臨下述的問題：中國人是否應該像西方國家一樣實行民主制度，以及中國人是否有能力實行民主制度。柏楊在1985年集結成冊的演講錄與雜文集《醜陋的中國人》，則對於上述問題提出了清楚明確的解答：中國(同時包括台灣和中國大陸)在未來必須實行民主制度，否則中國

一定無法與世界其他民族國家競爭，直至滅亡。但如果中國人仍然不肯深刻自我檢討，不肯改變積重難返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習慣，中國就絕不可能實行民主制度。 在解嚴之後，儘管柏楊並沒有改變他的基本觀點，台灣社會卻已迅速地民主化。在90年代之後，柏楊的社會形象逐漸從惡性重大、思想偏激的叛亂犯，變成年高德劭的作家，與人權運動的象徵人物。他先後擔任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後改稱台灣分會)的創會會長與人權教育基金會的創會董事長，致力於爭取政治犯的平反與補償，以及推廣人權教育。此時柏楊激烈反對以「亞洲價值」或「國情不合」等藉口抗拒西方民主和人權觀念的言論，強烈支持廢除死刑，以及贊成安樂死。在2000年首次政黨

輪替之後，柏楊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有給職資政，曾經屢次與其他資政聯名建言，對時局有所影響。在解嚴之後的統獨爭議中，柏楊始終採取反對立即統一與立即獨立的立場，因為前者將摧毀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後者將立刻引發戰爭，如此一來，台灣的民主同樣也會滅亡，還會使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瓦解。因此，他認為台灣的統獨爭議應該經由漫長的民主討論，以及在國際形勢的變遷中，逐漸尋求解決之道。由於柏楊在人權與民主議題上採取激進立場，但在統獨問題上則保持溫和立場，使他在晚年獲得巨大的社會聲望，具有超越文學場域和藍綠對立的「象徵資本」。因此，在2008年柏楊臨終之前，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及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都曾先後探望致意，

可謂備極哀榮。然而，他在社會與文化議題上所留下的龐大論述遺產，以及各種加諸於他的偏見與歧視，則仍有待後人加以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