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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台灣警察與現代生活秩序的形塑：以違警罪的即決為中心

為了解決竹南民治街12號的問題，作者吳俊瑩 這樣論述：

本論文探討日治時期的違警罪如何透過警察與即決程序型塑現代生活秩序。違警罪是與庶民生活關係最為密切，基於對文明生活秩序的想像所設定的規範。違警罪所規範的並非惡性重大的犯罪行為，而是對於文明進步生活的想定，是以個人作為現代法律生活的主體，就身體的外顯行為；人與人的交往方式；個人與集體人群社會的互動；人與公、私空間的關係；人在空間中的交通移動；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等面向，透過禁止與處罰手段建立文明與理性的生活秩序。違警罪最初由日本人引進台灣時，是以法定刑為拘留或科料（小額罰金）的違法行為來界定其範疇，實體規範散落於舊刑法違警罪、地方縣廳的「違警罪目」，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種行政管制規則，內容包羅萬象，並搭

配即決制度而得由警察告發、處罰。1908年因日本新刑法施行所帶來的法制變動，台灣總督府制定了「台灣違警例」之後，違警罪的概念與範疇向「台灣違警例」收斂，該法的規範內容有承襲自殖民母國的原型，以及針對台灣在地統治問題所設定的規範。台灣的警察採分散式配置並維持高密度警力下，警察的可見性高，加上常態性巡邏與專案行動，違警罪取締強度雖有地域上的差異，整體而言具備深入都市與非都市民眾的日常生活的結構條件。從違警罪即決的趨勢來看，當平地治安獲得控制後，1901年起違警罪取締件數隨即攀升，除1910年代前半略有下降，取締強度持續成長，於1936年達到高峰，且台灣對違警罪的取締強度比日本本土及朝鮮都來的高。違

警罪是透過警察與即決手段，以禁止而非誘導性的方式推動現代生活方式，但在殖民的情境下，警察對違警罪的解釋適用、執行上不乏濫權的情況，此從當事人不服即決向法院聲請正式裁判的分析亦能獲得印證，加上執法時不免會出現的民族差別對待，皆影響著違警罪即決的成效，只能一時性地改變人們的外在行為，尚未完全深化為內心的道德觀；不過從戰後外省人對台灣社會的外部觀察來看，經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在日常生活的公共性及衛生性，已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透過警察推動現代生活秩序有其限度與限制。「台灣違警例」規範本身不僅「規訓過頭」而帶有殖民性；在警察政治陰影的籠罩下，違警罪亦被用於展現行政權威，作為推動政務的處罰手段，並且在1

920年代以後用被來壓制台灣人的政治生活，連帶使台灣人產生反感，模糊了該法屬於現代性的一面。

受刑人標籤感受與社會排斥感之關連性研究

為了解決竹南民治街12號的問題，作者顧以謙 這樣論述：

再犯問題是台灣刑事政策最急迫且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共有六萬多的受刑人，但再犯率卻高達六成，導致近年來我國矯正機關的成效倍受質疑。本文試圖從標籤理論立基，認為擴大監禁的使用會讓受刑人更為孤立與封閉，而當被標籤感受發酵時，受刑人將被排斥於主流社會之外，越發增加再犯的可能。此外，從許多相關文獻也可以發現，機構內的受刑人多半具有主觀被社會排斥的經驗，也認為監所的處遇措施對未來回歸社會無甚幫助。由此可知，社會排斥感與再犯擁有不可忽視的關係，甚至是影響受刑人再社會化的關鍵，但彼此間的關係在台灣犯罪學研究卻鮮少有相關的討論。本文以社會心理學視角出發，採納量化研究方法深入了解受刑人標

籤感受，以及主觀社會排斥感，進而探討受刑人對主流社會的態度，期望從不同角度解釋台灣的再犯問題，也說明受刑人主觀標籤的感受與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依變項「公共關係排斥感」（38.3%）、「親密關係疏離感」（59.1%）與中介變項「自我人格評價」（86.8%）、「自我犯罪性標籤」（92.5%）皆可有效的被解釋。針對「社會排斥感」，整體模型擁有38.3%的解釋力。當受刑人的「犯罪性標籤感受」越強，其「自我犯罪性標籤」、「自我人格評價」也越負面；而「公共關係排斥感」也會受到自變項、中介變項影響而相應上升，使得被標籤者擁有較低的自我評價與公共關係排斥感。關鍵字：標籤感受、自我評價、社會排斥、社會排斥感、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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