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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者權利發展史及權利保障體系——以CRPD及兩岸實踐之比較為核心

為了解決福特 I MAX 評價的問題，作者江代維 這樣論述：

精神障礙者往往表現爲「意識缺失」和「行爲失控」，具特殊行爲表徵，但仍是人類多樣性之一種形式，法律史上常被剝奪行使權利之資格，能否擁有法律能力也常有疑慮，其僅被視爲慈善對象，所享受者乃人道而非人權，此種歧視與偏見，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格格不入，與現代人權理念存有強烈衝突。精神障礙者是弱勢群體之特殊樣板，瞭解其權利來源與理據有必要回溯歷史。精神障礙者常被視爲「病人」，只能在醫學史料中尋覓蹤跡，故宜從「病人」身份出發，以權利爲線索，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覺醒及發展歷史這條主線，對應醫學和精神醫學發展史，去探尋精神障礙者之歷史處遇及權利地位變遷。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運動與立法進程這條主線，對應患者權

利運動、「去機構化」和「非住院化」運動、反精神醫學運動，去探尋合力爭取精神障礙者權利之歷程。精神障礙者曾被視爲魔鬼附體而處於「非人」地位，也曾因對病理醫理束手無策而遊離於社會邊緣，處於放逐、隔離和管束狀態，當醫學及精神醫學隨哲學、科技快速發展時，精神障礙者始獲得「病人」地位。文藝復興以降，人道主義目光開始注視精神障礙者，及至大革命及憲政運動興起，其法律地位依然語焉不詳，直至上世紀中期各類權利運動推動人權立法，終取得「人」之法律地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認知身心障礙實現自「醫學模式」向「社會模式」、「人權模式」跨越發展，身心障礙者始脫離「病人」身份，開始由患者權利向平等享有常人基本

權利進階，CRPD成爲權利之集大成者，精神障礙者作爲身心障礙者之一部，CRPD自然也成爲精神障礙者之權利憲章。人類權利發展與歷史經濟社會條件、人文科技發展水準同步對應，但啟蒙思想家對精神障礙者得否享有並行使權利始終含糊不清。CRPD豐富了平等、反歧視觀念，轉而正視精神障礙者與常人之差距，不再強求抽象之平等權，轉而尋求符合精神障礙者特徵和利益需求之實質平等觀，此時才發現「理性人假設」權利觀之狹隘、偏頗，才發現「利益型權利」並非以法律能力爲前提，精神障礙者「無可選擇的權利」與常人「可選擇的權利」同屬權利，須以「輔助決定制」取代「替代決定制」，尋求針對性、支持性保障措施以構建精神障礙者特殊權利體系，

美國憲政實踐也提出「補償性區別對待」與「支持照顧」原則，全新權利觀使得精神障礙者能否行使權利之問題迎刃而解。梳理歷史可發現，歐美社會文化背景才是人權生長之沃土，但精神障礙者權利能否適應東方社會環境甚值得探討，對權利環境進行比較分析更有研究價值。於是選擇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個東方文明典型樣本，以CRPD權利體系作爲核心比較指標，從現行法律規範、權利實踐特徵及落實CRPD效果著眼，對兩岸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和法律實施狀況進行比較研究，展現出西方權利理念與東方文明移植融合之具體場景，人格權及醫療權體系、融合教育與支持就業等先進人權觀念也能在儒學文化背景中厚植生根，也寄望研究能對兩岸完善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給

予啟示，以助益兩岸各取所長、相互借鏡。

精進台灣轉型正義—以韓國和西班牙為師

為了解決福特 I MAX 評價的問題，作者吳仲民 這樣論述：

台灣民主化成果已列世界頂尖，轉型正義的實踐卻相當有限，原因可能是政權實質承繼自威權政權而多所制肘。為了達成鞏固民主、保障人權、避免悲劇重演的目標，台灣人應如何進一步追求轉型正義實踐？為針對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找出在地化方案，考量德國「刑事追訴模式」難以複製，故自第三波「變革式」民主化國家尋求良策。其中韓國民主派政治實力堅強，及早完全執政與清算傳統有益於轉型正義實踐，包含有限的刑事追訴、與全面的真相調查在內，其整全性途徑深值效法。而西班牙有賴「遺忘之約」緩兵，三十年轉型正義空窗期後迅速實踐亦有可觀之處。台灣雖非民主派主動遺忘，但威權世代居社會中堅，民意趨避風險，威權遺緒盤據國會，轉型正義法治難行

。民主化三十年始迎來台灣國會首次輪替，終於有了實踐轉型正義的良好環境，《不當黨產條例》、《促轉條例》、《政治檔案條例》先後通過，雖多受爭議亦非無缺漏，然透過民主法治的進展，整全性轉型正義工程終於開啟。爬梳韓、西、台民主化與轉型正義歷程後，本文認為：民主必須穩固轉型正義始有所憑藉而能收效，避免威權復辟乃為前提要件，此間民主深化與轉型正義互為目的應齊頭並進。在確立以法治國原則為前提進行轉型正義工程之後，應師法韓國以整全性實踐建立正當性，及西班牙以迅速除去威權符號填補空窗，亦應面對錯縱複雜的歷史記憶，在去威權化之餘處理多重去殖民化之難題。更進一步要求，應處理轉型正義中較受忽視的性別議題，並及早建立符

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避免人權侵害以為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