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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基礎設施化的物質政治：台北市道路治理的部署與轉譯

為了解決機車高速公路罰款的問題，作者王志弘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基礎設施化之物質政治為取徑，探討當代城市的構成與轉變，並展望都市實踐的新方向。作者將城市界定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並結合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將基礎設施化展開成為一個多層次的分析場域，以凸顯社會與物質的共構。社會分析方面有結構傾向、治理體制及實作網絡；技術分析方面有系統動量、部署／缺口，以及轉譯方案；空間分析方面，則有領域化、紋理／節奏，以及縐摺。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乃相互為用、彼此疊合，但有各自的邏輯。為了示範基礎設施化的多層次分析，並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傅柯派權力分析，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特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及大型技術系統論）對話，作者以台北市的道路發展與交通治理為例，採

取多重個案的研究設計，分別探討多重基礎設施化的不同層面。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官方規劃報告、統計資料、議會公報、新聞報導、田野觀察及訪談。作者首先以台北市中華路一段為例，說明道路空間生產在視線權力與空間修補引導下的彈性：在格網與圓環的基礎上，增添平交道、高架道路、天橋及地下道，以迄軌道運輸的地下化。但始於城牆設置的穩定方位格局，則彰顯了物質僵固性。視線權力、空間修補和僵固性，實為道路之物質政治的不同面向。其次，追求移動速率而引致風險的機動車城市，必須有分流化、保險化、監測化及合宜主體化等物質配置以保障安全。這些物質部署在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之間，鋪展出韌命政治，但也引起爭議，例如測速照相機及其反制

設備之間的攻防。第三，1980年代以降交通危機深化導致的技術系統缺口，促發了各種道路轉譯方案，公車專用道便是一例。但道路轉譯方案的成效，須接合於道路交通形勢及都市政治形勢。轉譯方案能否奏效，往往以基礎設施化之部署為要件，但不同物質的作用仍取決於形勢。第四，相對於官方道路治理的領域化及僵滯紋理，四處漫溢的機車穿梭、街頭市集的彈性挪用，以及「自然」萌生的縐摺實作，則促成黏性紋理的浮現，甚而形成再領域化的轉譯動力。最後，作者考察歷史保存與道路規劃之間的爭議，藉此反思替代性都市實踐的可能。對抗拆遷史蹟而集結的保存運動，若能拋卻本真性的物質僵固性，轉而在參與都市治理、關注生活紋理的條件下，將文化塑造為另

類基礎設施化（生活支持網絡），則可能改變都市拼裝體的型態和意義。再者，權力與權利之基礎設施化的觀點，也有助於結合城市權與公民科學的倡議，開啟都市的物質政治。

以駕駛人及一般民眾之觀點探討酒後駕車罰款金額之研究

為了解決機車高速公路罰款的問題，作者陳品含 這樣論述：

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在世界各國皆造成重大的傷害及損失，全世界每年約超過一百萬人死於交通事故，且有一千萬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傷或死亡。而又根據國外研究指出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交通事故死亡與駕駛者飲酒有關。近十年來，酒駕一直是國內死亡交通事故的首位，根據警政署統計，民國101年警方總取締十一萬三千件酒駕事件，且全年總共有四百三十九人因酒駕肇事身亡，佔所有A1類道路交通事故的二成一。本研究主要探討駕駛者面對自己本身酒後駕車違規時，能夠願意支付的最高罰款金額，及當他人酒後駕車時，認為可以抑止他人酒駕的最低罰款金額。由於交通違規行為之罰款屬於一種非市場財貨的性質。因此以隨機效用理論為基礎，透過假設性市場評估法

去衡量每位駕駛者對於面對酒後駕車違規時，個人所願意承擔的最大願付罰款金額，及嚇阻他人酒後駕車之最高罰款金額，進一步檢驗目前的酒駕罰款金額之適切性。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於民國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至民國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共計兩日於清水服務區進行一般駕駛人資料之蒐集，並透過Logit及Probit模式進行個人及他人之最低罰款金額校估，分析兩者之間之差異。研究結果顯示，Probit模式之校估結果皆較Logit模式之金額高， 當罰款對象為受訪者本人時，能夠有效力減少酒駕之最低罰款金額約為54,000至58,000元之間，相當於一成年人之平均月收入所得，而若以受訪者之角度看待目前之酒駕者最低應從91,

000至94,000元之間訂為最低處罰標準，才能夠有效地嚇阻酒駕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