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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基礎設施化的物質政治：台北市道路治理的部署與轉譯

為了解決機車上高速公路罰款的問題，作者王志弘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基礎設施化之物質政治為取徑，探討當代城市的構成與轉變，並展望都市實踐的新方向。作者將城市界定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並結合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將基礎設施化展開成為一個多層次的分析場域，以凸顯社會與物質的共構。社會分析方面有結構傾向、治理體制及實作網絡；技術分析方面有系統動量、部署／缺口，以及轉譯方案；空間分析方面，則有領域化、紋理／節奏，以及縐摺。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乃相互為用、彼此疊合，但有各自的邏輯。為了示範基礎設施化的多層次分析，並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傅柯派權力分析，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特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及大型技術系統論）對話，作者以台北市的道路發展與交通治理為例，採

取多重個案的研究設計，分別探討多重基礎設施化的不同層面。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官方規劃報告、統計資料、議會公報、新聞報導、田野觀察及訪談。作者首先以台北市中華路一段為例，說明道路空間生產在視線權力與空間修補引導下的彈性：在格網與圓環的基礎上，增添平交道、高架道路、天橋及地下道，以迄軌道運輸的地下化。但始於城牆設置的穩定方位格局，則彰顯了物質僵固性。視線權力、空間修補和僵固性，實為道路之物質政治的不同面向。其次，追求移動速率而引致風險的機動車城市，必須有分流化、保險化、監測化及合宜主體化等物質配置以保障安全。這些物質部署在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之間，鋪展出韌命政治，但也引起爭議，例如測速照相機及其反制

設備之間的攻防。第三，1980年代以降交通危機深化導致的技術系統缺口，促發了各種道路轉譯方案，公車專用道便是一例。但道路轉譯方案的成效，須接合於道路交通形勢及都市政治形勢。轉譯方案能否奏效，往往以基礎設施化之部署為要件，但不同物質的作用仍取決於形勢。第四，相對於官方道路治理的領域化及僵滯紋理，四處漫溢的機車穿梭、街頭市集的彈性挪用，以及「自然」萌生的縐摺實作，則促成黏性紋理的浮現，甚而形成再領域化的轉譯動力。最後，作者考察歷史保存與道路規劃之間的爭議，藉此反思替代性都市實踐的可能。對抗拆遷史蹟而集結的保存運動，若能拋卻本真性的物質僵固性，轉而在參與都市治理、關注生活紋理的條件下，將文化塑造為另

類基礎設施化（生活支持網絡），則可能改變都市拼裝體的型態和意義。再者，權力與權利之基礎設施化的觀點，也有助於結合城市權與公民科學的倡議，開啟都市的物質政治。

汽機車駕駛者違規行為意向及其願付價格之研究

為了解決機車上高速公路罰款的問題，作者王培龍 這樣論述：

臺灣地區過去幾十年間，由於經濟快速成長致使民眾生活物質水準的提高，也間接促使私人小客車、機車等機動車輛數目快速增加。因而衍生的交通違規、事故也逐漸浮現檯面，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過去針對此類情況常採取兩類方法。一為加強取締強度；二為適當調整交通違規罰款。第一種方法通常會受限於警方人力的限制，並且所耗費的社會成本較大；若採取第二種方式，雖然較為消極的方法，但好處在於執行方便、易於調整、並且對於民眾仍有一定的嚇阻效用。本研究採用三層情境設計方式，並利用Spike模式建構臺灣小客車、機車兩類駕駛者違規之願付風險價格。主要探討的違規項目分別有超速違規、闖紅燈違規、紅燈右轉違規、酒駕違規等四項。模

式中亦針對此五項違規探討影響願付風險價格的重要因素。研究結果發現除了加強執法強度外，調升罰款金額也是較具影響的方式之一。小客車的Spike模式校估結果顯示：一般道路超速違規願付風險價格為1,223元；快速道路、高速公路超速違規願付風險價格為1,595元；闖紅燈違規為1,522元；紅燈右轉違規為586元；酒駕違規為18,308元。在機車部分針對大學生族群作探討，其Spike模式校估結果則是：一般道路超速違規願付風險價格為740元；闖紅燈違規為1,100元；紅燈右轉違規為367元；酒駕違規為18,5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