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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義民形象及義民爺信仰的建構──文獻與影視的交融互證

為了解決森田 印刷 安平的問題，作者孫連成 這樣論述：

清代臺灣移墾社會的特質，以及清廷對臺控制的低效，造成變亂叢生，以泉州和客家為主的義民團體乃應運而生，成為民變和會黨的一大剋星，在歷次民變中扮演輔助性的平亂角色。 不少學者根據歷來民變的閩粵漳泉對抗現象提出「分化說」，強調清廷對待義民的採取的是「分化利用」的態度，有意的區隔漳人和泉粵兩籍人民。大致而言，分化政策雖非清廷治臺的一貫政策，而且部分治臺大吏如孫爾準等對分類現象採試圖化解的態度，然而也不乏皇帝及治臺官員將分化策略視為社會控制或平亂的手段，甚至採積極鼓勵的態度，只是在實際運作及時機拿捏上以巧妙的方式遮掩，避免露餡造成相關族群的疑慮或反彈。從清廷對於歷來分類械鬥事後的種種處置

觀之，也只是在避免事端擴大動搖統治根基，而非積極化解分類械鬥現象，更遑論在處理民變等重大統治危機時，放棄分化策略的運用。 此外，義民選擇和官方合作「相聚保境」，乃是立基於族群及地方意識的的務實選擇，而非基於國家意識或國家認同。即使其中少數出任官職的義民首可能有國家意識，但不宜擴大解釋。 清領以來生產關係的緊張，加之客家人的義民角色以及朝廷有意的分化，過去民變時結下的仇怨，像一道伏流暗潮，不時啃嚙撕扯族群傷口。1981年拍攝的《大湖英烈》電影中，即出現福佬人吳覺民認為閩粵是對立的，所以一直無法接受客家人羅福星的邀請一同加入抗日行動，堅持靠自己力量抗日等情節，反映日治甚至《大湖英烈》編

導所處時代，閩客族群心結仍深的情事。 有關義民爺是否為孤魂野鬼的論爭，筆者認為孤魂說除立論破綻遠大於非孤魂說外，其主要爭議之處在於局限在「本質論」的角度，忽略義民爺信仰神格不斷提升的動態發展事實，陷入僵化凍結的「文化」觀。基本上文化是流動的，可被建構，更非一成不變，義民爺的屬性亦可作如是觀。就義民爺信仰的源起及演變過程而言，「功烈英靈說」顯然較「厲鬼說」更接近實際歷史情狀。簡單的說，義民爺乃是生前有功績，死後有顯靈的正神，並非厲鬼。 十九世紀以來，義民爺神格地位不斷上升，香火甚至已凌駕拓荒時期的原鄉守護神三山國王。客家祭祀圈轉換過程（尤其臺灣北部）過程透露了對客家族群而言，捍衛鄉土

的土著化意識已凌駕原鄉意識，以致捍衛鄉土有功的義民爺神格不斷上升，聯庄祭典規模也越來越大，隨著政經社會變遷而原本日漸疏離的客庄社區意識及宗族意識也重新被喚起及強化。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客家祭祀圈競逐過程牽動的絕不只是宗教信仰層面，也涉及地方家族的盛衰及在地意識的深化。 此外，義民及義民爺信仰的「忠義」正面論述不斷被重構及強化、凝塑成為義民精神（客家精神）的背後似乎也突顯集體的歷史記憶乃是選擇性的形塑或再建構，在某種程度上呼應民族或族群乃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es）之說。

味覺新滋味-日治時期菓子業在臺灣的發展

為了解決森田 印刷 安平的問題，作者郭立婷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日本所帶來之「菓子」（在臺灣相應之食品為糕餅、蜜餞）為中心，即常稱之零嘴（食）、點心等食品為範疇，也就是非正餐而食用的食品，從飲食、製菓產業等角度分析，勾勒菓子所帶動的新味覺飲食文化。 首先，討論清代臺灣之糕餅、蜜餞與日本「菓子」等食品在用途之差異，與「點心」之間的關連，以及在飲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與地位，並探究清末開港通商與日本明治維新，對於糕餅與菓子產生的影響。再者，以日治時期臺灣製菓產業為核心，分析在臺日人製菓產業與臺灣糕餅、蜜餞業之概況，以及日本製菓會社在臺灣經營，並探討戰爭時期臺灣製菓業的發展動向，以拼湊日治時期臺灣製菓產業之實況。最後，從廣告宣傳、展示、餽贈與人

際網絡、營養保健等面向，觀察菓子食品所帶來的味覺文化。 綜合上述的討論，日治時期新式菓子食品之所以逐漸融入臺灣的飲食生活，近代傳播媒體的廣告宣傳，實為功不可沒。無論是在產品宣傳或是保健衛生的傳播，皆是透過廣告媒體在有意無意之間，傳達給民眾知悉，這也使得菓子食品不只擁有「精緻化」與「嗜好化」的飲食特點，更包含重視菓子的保健與衛生，近代醫學知識滲透進入菓子的飲食生活。另一方面，日治時期以來，在臺灣糕餅製作上，仍延續清代的糕餅特色，除此之外，也融合日本製菓技術，研發出具有水果風味的臺灣菓子，將臺灣的水果盛產與多樣化之特點融入菓子製造，創造出結合臺灣風味與日本製菓技術的「臺灣菓子」新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