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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會、派系與地方選舉之關係：以新北市為例

為了解決板橋農會會員代表名單的問題，作者林政緯 這樣論述：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農會系統、派系組織與政黨運作對新北市選舉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灣農會與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及政治能量之轉變。此外，並藉由2002年開始的第15屆縣議員與2005年第16屆縣議員選舉及2010年第1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新北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變化，以觀察新北市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農會競爭體系及派系侍從的改變，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農會與派系對候選人的影響，遂進而分析三屆基層議員選舉過程中，農會背景與派系色彩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透過卡方相關與迴歸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農會、派系與政黨之間的新關係。本研究提出主要結果如下：壹

、新北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2000年與2008年兩次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地方派系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成員出走，加上陳水扁意識型態掛帥與馬英九清廉執政的堅持，目前仍擁有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都會型具有經濟規模的派系系統及鄉村型具有基層服務的樁腳體系，為新北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貳、新北市選舉政黨影響力上升，派系影響力下降新北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一個主要特徵：即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掌控，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

的壓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歷屆的選戰漸為稀釋。參、新北市地方派系現未產生大規模恩主之轉換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新北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分析結果呈現：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肆、農會功能的逐漸轉變由於台灣出現政黨輪替，農會為單一政黨服務的政治動員功能下降，雖然許多農會理事長、總幹事仍具國民黨籍，但根據訪談結果，農會不再單獨公開支持特定政黨，甚或部

分黨部失去與農會對話、聯繫的管道，農會由以往的協助政治統治的工具性格，轉變成具有自主性，而與政黨採取保持距離，有條件合作的關係。伍、新北市農會變數的影響力雖然下降，但仍是最高的本研究進行農會背景、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依變數）與當選與否（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農會影響力高於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背景」此一變數的影響力已逐漸上升，除了三屆總合資料來看，民進黨屬性影響力已高於國民黨外，2010年選舉，「民進黨背景」是所有變數中影響力最大的，新北市的政治結構顯然在政黨政治下，有結構性的轉變。陸、新北市農會與地方派系關係模型-多數農會仍被派系掌握新北市派

系、農會關係的模型中，模型一（全控型）有8區，模型二（分佔型）有5區，模型三（參與型）有4區，模型四（獨立型）有7區，因此，模型一與模型四為主要模型。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看法：一、不應把農會簡單地視為國民黨或地方派系的禁臠，或單純工具看待，許多農會仍有自主性。模型三（參與型）與模型四（獨立型）的農會都具有自主性。二、許多農會自成一局，但有些農會涉入地方政治，自己成為派系，而被稱為「農會派」，譬如：樹林、三峽、深坑，通常「農會派」與「公所派」或「鎮長派」對立。若自成格局，卻又不涉入政治，或並無重要幹部參政，則此區模式為模型四；若已成一派系，則為模型一。三、本研究深入訪談時，常聽訪談對象表示農會與派系

無任何關係，但經研究比對資料後得知，新北市各區農會中，能排拒地方派系力量的只有7個，佔全部24個區農會的29％，其餘仍受地方派系影響，惟程度有異。

外來政權與地方菁英——以1950年代農會改組為例

為了解決板橋農會會員代表名單的問題，作者黃仁姿 這樣論述：

在過去的研究上，對於台灣本土菁英的連續性是否受到政權轉移的影響而有所變動，咸認為本土政治菁英的大規模變動可以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作為分水嶺。然而仔細探究其研究樣本，係以議會政治菁英作為對象，而非全面性地論述「政權替換與菁英流動性」兩者之間的關係，因此除了議會政治菁英之外，二二八事件是否也對其他領域的菁英流動造成影響，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根據既有研究，農會被視為地方領導層級中對地方施政影響力最大的團體，而農會理、監事及總幹事則在地方上具有相當政治力量，因此農會可說是地方「重要權力人物」聚集的團體，因此本研究欲從戰後初期農會之接收迄1950年代農會三次改組之情形，比較農會領導人物的組成份子與改

組前的差異，以探討「政權替換與菁英流動性」兩者之間的關係。日治末期為求統制經濟物資，台灣總督發佈「台灣農業會令」，成立三級制農業會，將產業組合與農會兩大組織合併於同一系統。由於這些發展於市街庄的產業組合係地主仕紳階級出資組成，因此農業會成立之後，這些地方菁英遂被聚集至農業會組織之內。1946年，重新選舉各級農業會理監事，地方菁英重新掌握農業會組織，取得原本受官方統制的農業會的主導權。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並未改變農會組織，分析戰後初期各縣市農業會的領導幹部名單及經歷，其延續率高達81％，未因二二八事件產生中斷。1949年台灣省主席陳誠下令合併農會與合作社，嚴格限制農會會員資格及各級農會理監

事比例，進一步排除舊地主仕紳階級之勢力。經過台灣省參議會的反彈，非農民以外之地主仕紳階級仍得為會員，但在各級農會代表及理監事名額中，最多只能佔有1/3。1950年韓戰爆發，在美國反赤化及國民黨脫動員化的內外雙重因素下，國民黨利用農復會的支持，展開對農會的組織變革及農會人事改選，不符合會員資格者一律改為贊助會員、僅能擔任農會監事一職，並不得超過1/3，達到淨化農會的目的，舊地主仕紳階級逐漸被排除於農會系統之外。其遺留下來的空位，部份由新崛起的地方派系以自耕農或專業技術人才的身份進入填補，成為農會系統的新菁英；部分則就原有農會系統中扶植新勢力，而經過土地改革之後，地主雖然仍持有地主保留地，得以自耕

農身份留在農會系統，但其影響力於農會淨化之後大不如前，農會改由地方派系以及國民黨培植的新勢力所掌握。總的來說，從擔任縣市級農會幹部的地方菁英的流動性而言，1953年可視為一個分水嶺，地方派系競爭越激烈的縣市，其斷裂性越高。同時，國民黨藉由重新修改農會組織制度、會員資格認定及透過選舉與提名的方式，順利將農會系統內新崛起的地方菁英收編在國民黨之下，建立起國民黨的統治基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