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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東港地方社會發展與社會力量之形成

為了解決東港交通的問題，作者郭婷玉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日本時代東港地方社會發展與社會力量形成為題，探討東港如何在港口發展、轉型與商貿活動、行政力量影響下，一方面出現地方社會的變容，另一方面，也由於因應地方發展之發展和受阻，而有社會力量的形成、代換及延續。希望透過對地方發展與在地政經有力者共同活動之探討，究明東港市街自清末至日本統治結束、終戰初期變遷過程的具體情況，及其歷史意義為何。　　1860年臺灣開港後，東港以南部屏東平原人貨出入要口、對清國戎克貿易崛起，初步形成與鄰近腹地、東港溪上游屏東平原內陸社會之貿易網絡，同時也是閩粵人群互動頻繁之處。進入日本時代後，做為一交通位置良好的轉運港，東港受到統治者注目而指定為特別輸出入港之一、維

持了既有戎克轉運貿易模式，也令清末即成形、靠轉運米糖與日用百貨為生的「船頭行」商業勢力延續其影響力。同此之際，由於新統治者夾帶近代國家統治力量進入地方社會，提供了原有在地商貿勢力以外的權力來源，地方上亦漸有憑藉行政空間提升地位之有力者崛起，以及跟隨開發熱潮深入各地之日本官民資本。新舊地方勢力在信用組合、會社及公共事務等新式權力場域中，既為提高己身社會地位而有政經利益的相互爭奪，也因合作機會增加遂漸凝聚共同行動之共識基礎。　　1917年東港的特別輸出入港身分遭致廢除，可說是地方社會力量團結之關鍵：港口淤積、聯外陸海交通不夠完備、偏離鐵路與阿緱廳發展主軸，這些不利地方社會發展的因素，於特別輸出入港

撤廢之際互相加總，對依靠轉運商貿及農漁產業延續以往發展方向的東港造成嚴重打擊。然而，因循於特別輸出入港帶來的舊有貿易體系運作方式、未積極因應近代化商貿形式轉變和交通運輸形態轉型，未嘗不是此時東港社會發展受阻之深層原因。或許是有鑑於此，1920年代起，以米糖轉運商業勢力為首，地方有力者們開始集結、投入鐵路延長請願等共同行動，試圖重振地方發展可能性。此外，透過信用組合重組、各式商業會社陸續成立、1935年地方自治選舉，地方社會勢力亦出現代換、分化，其影響力持續到戰後，也令東港地方社會發展方向獲得延展。　　透過闡明東港此一臺灣西南沿海小漁港之近百年歷史軌跡，我們除了看到其自清末至日本時代結束有著商港

至漁港的港口、相應貿易形態轉變，亦能瞭解在此轉變過程中，地方社會力量如何在為地方長遠發展集結、共同行動之同時，也因國家政策介入、爭取地方政經活動空間，而有社會勢力內部的派系分立及新舊更迭。從這樣小區域地方社會發展及社會力量互動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時代臺灣的地方具體實況，在受到整體社會發展、國家力量控制等影響外，亦隨在地人群互動、產業和公共建設變遷等要素而有變化，從而形成一地特有的近代化社會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