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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建制化過程研究：權力結構的歷史分析

為了解決昇恆昌酒打折的問題，作者黃培潔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索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制度建構的過程，放置在歷史脈絡下進行權力結構分析，採取批判典範路徑，以社會建構論為研究之方法論，透過批判論述方法來描述、詮釋與解釋所蒐集到的資料。試圖透過對歷史過程因素的了解、實際狀況發展的歸納分析，以爬梳出台灣社工專業建制化的過程，並以此為基礎，論證專業如何建制、專業建制的正當性以及專業化是否等於證照化這三個議題。在文獻整理的階段，本研究認為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可區分為社會工作師法立法前、立法後及修法前三階段，這三個階段各自擁有該階段的發展特質，也擁有多元的介入力量及運作策略。在探討各階段專業發展過程時，需涵括社會事件及社會結構部份、需區辨出權力主體及權力客體

並盡力描繪當中諸多之關係、亦不能忽略觀察決定社會重要議題當中權力關係運作的決策與非決策元素。第四章針對三個階段的社會工作專業發展進行文本及過程分析，歸結出各階段發展重點：立法前追求專業化，立法後辨識建制化，修法前確保專業化。追求專業化是由學術界提出專業化的必要性開始，專業化途徑為「納入國家體制以維護並確認社會工作的專業性」，使得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與國家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立法後辨識建制化階段，則因對專業證照為主的立場不同，而發展出兩條不同的路徑，此不同路線的兩方，在本階段沒有出現相互對話的機會，而是運用不同的方式及行動，各自表述。在辨識建制化階段，產生出主流與邊緣等多方面的論述，這些的論述

加上政府、學者及專業團體三方權力交互運作後，產出專業化不足的聲音，開啟確保專業化的序幕，出現社工師法修法行動。修法行動除展現社工群體間無法辯證討論、無法平行對話的事實，也呈現另一個專業權力掌控者-主流專業團體。最終，三階段的歷史文本中所勾勒出的專業化發展過程現象包含：社工師法與專業發展的共構關係，國家與專業間權力替換的交錯關係、社工專業中的內部對立關係。第五章運用Lukes三面向的權力作為社會分析架構去描繪、詮釋以及解釋：社工專業化發展中決策的權力、非決策的權力、型塑並決定什麼是社會重要議題且形成決策的權力。以立法院公報作為決策權力的分析文本、以社工社群內部論述及行動作為非決策權力之分析內容、

以報紙內容進行社會分析。之後，交叉比對三個文本分析結果，討論社會重要議題且形成決策的權力過程，進一步，去解釋權力的運作方式、權力的結構及分配策略、政治權力與專業發展的關係，從而爬梳出存在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建制化中，既重疊又斷裂權力圖像。本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社會工作專業過程是圍繞著生存議題而建構的，使得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建制的過程中存在著權力關係，其中核心參與者為：政府、學術菁英、主流專業組織。在專業建制過程中，社會事件的影響力，不是一種直接的權力，但卻促使社工專業必須去面對社會問題，發展專業解決社會問題的機制及有效的工作方法。整體而言，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建制化的發展，從未跳脫尋求國家認可的思維

及框架，國家角色也從未在爭取專業建制化的論述過程中缺席，甚至社工群體將社會工作專業制度，視為國家應當進行的社會政策之一。從追求專業化、辨識建制化及確保專業化的三階段發展中，更可清楚的看到國家在當中所被賦予及被給出的位置。雖然在三階段中出現不同的發策略及路徑，來執行社工專業的建制化，但對話的對象仍不脫國家、學術菁英及主流專業組織。這樣的意識形態及行動選擇，是來自於歷史脈絡，也來自於現實困境，其產出結果的確讓社會工作擁有專業的位置，但也實質的宣告著，透過納入國家相關考試及審查制度所建構出社會工作專業，必然與國家保持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於是以國家證照化所發展出的社工專業化，兩者間形成一種糾結暫時無解的

困境。所選擇的研究取向使得研究者採在一個事後諸葛的位置，在這趟研究旅程中，研究者持續的面對進出研究場域的壓抑、失語及解套過程。透過反思發現，參與社會工作師法立法及修法的團體及人士，在過程當中所出現的壟斷或是附庸行為，呈現的是一種脫離現實、麻木不仁與喪失思考能力的狀態，在此狀況之下所產出的社工專業建制化過程，無形之中變成一種平庸性的邪惡，再加上不做為及沉默者的參與，於是造成目前社工領域不安、紛爭、對立甚至絕望的現況。在這個現況下，曾參與社會工作專業制度發展的人們，必須關注的是實際作為下所產出結果，不論如何反覆的辯證或陳述，都不能用集體的無辜或是共識，來擺脫自身在這個過程中的真實存在、角色位置及該

負的責任。而那些拒絕對此過程回應的參與者、喪失自主的從眾者以及盲目的實踐者，都必須嚴肅的看待自身在社工專業建制化中的參與行動，就是因為這些行動，現今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才如此被產出。在台灣的發展過程分析中發現，證照化不必然是呈現專業化最好的選項，至於是否有更好的選項？除不斷重新思考社會工作的本質、初衷及專業的走向之外，就只能在後續的歷史、發展過程及結果中，去尋獲答案。

製造「原」聲：台灣山地歌曲的政治、經濟與美學再現（1930-1979）

為了解決昇恆昌酒打折的問題，作者黃國超 這樣論述：

「山地歌曲」是當代原住民族社會生活中，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及庶民文學現象，它具有廣大民眾積極參與、多元混雜和共同享受的特性，是原住民族文化最活躍的力量和酵母。長期在原住民部落待過的人都知道，山地通俗歌曲幾乎無所不在，從村里長的廣播、雜貨店、菜車、麵攤、鄉運動會、學校表演，或婚禮、祭典儀式，甚至是投10元讓你點唱一首的夜市小吃攤，它的滲透性與普遍性使它成為山地社會各階層成員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山地歌曲的研究有助於瞭解當代社會與原住民個人的相互關係，以及有利於探討當代社會變遷與現代化的問題，它的產製不僅涉及台灣社會象徵性權力的運作，更脫離不了多元族群間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複雜歷史，在不同階段的經

濟與政治背景下，山地歌曲從而衍生出不同的美學型態與樣貌。一部原住民近代歌謠史，正是一頁原住民近代生活史，音樂社會史，因而可以是瞭解原住民社會及歷史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然而直到目前為止，台灣「山地歌曲」相關的研究至今仍然相當有限，呈現出一種低度開發的狀態。 本文的研究動機，起源於對當前原住民族文學研究過度中於「文字化」、「菁英化」的反省，這種學院派-菁英文學推崇的秀異作品，不僅在人口上是少數，放到原住民日常生活的場域裡，和大眾的文學經驗又是那樣格格不入。它忽略了與作家相同或不同時代裡，其他用「非文字」方式感知、描述這個生活世界的庶民觀點，以及族群屬性複雜多元、社經地位各異的普羅大眾的底層人民如

何能夠為自己說話？ 在確定以「非菁英」或者所謂的「庶民」文本為探討基點後，本文研究以「山地歌曲」做為出發，希望透過通俗山地歌曲來釐清庶民主體的言說。因此本文耗費數年時間沿著唱片生產的軌跡，蒐集了1930年至1979年左右的黑膠唱片，卻發現「山地歌曲」的生產系譜，涉及到夾縫中族群建構的複雜歷史。這裡面涉及文化工業的運作，也涉及到不同殖民意識型態、文化爭霸與國家廣電、文藝政策與音樂認同等等盤根錯結的問題。因此我按照市場上的出版現象，一方面蒐集日語、台語、國語及原住民語的山地歌黑膠唱片，並考據不同殖民者的意識型態、文藝、廣電政策及政府相關出版法規禁令，佐以文獻收集、理論閱讀及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等方

式，將不同語言型態的「山地歌曲」，聚焦在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與美學再現的互動架構中，探索台灣山地歌曲發展的宏觀面貌。 我將「山地歌曲」的產製視為一個動態的族群權力鬥爭場域，試圖解釋：台灣山地通俗音樂的語言政治、市場生產機制、以及美學符號再現的社會意義。它如何透過承載著特殊歷史文化與記憶的特質，使其成為台灣住民辨識彼我的表徵物，如何在「結構」、「行動者」與「文化」三者之間時而主體、時而客體的複雜演現。 在本文中我將台灣山地歌曲的歷史發展，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30-1945年，國、台語唱片在海峽兩岸的萌芽；第二階段是從1946-1960年代，這是國語音樂工業來台，台語唱片復甦重

建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1961-1979年左右，這是台語唱片發達、國語唱片工業本土化的時期，最後國語進而取代台語唱片地位的時期。 在前述的歷史縱深架構中，在各個分期的共時面上，筆者聚焦於政治、經濟、美學再現三個主題的解析：（一）政治的部分：即國家機器對通俗音樂的意識型態（語言、國族政治）、法規禁令、黨國廣電媒體等文化爭霸過程，以及被殖民者「抵中心」的能動性（agency）實踐；（二）經濟部分：主要探討「山地歌曲」的文化工業製作、不同傳播媒介間的競爭，對於山地歌曲與歌星造成?麼樣的生態變化？各階段重要的生產與發行者為何；（三）美學的部分：我將焦點放在山地歌曲符碼意義的產製、（跨媒際）交換與再現

的符號資本與象徵暴力，並耙梳山地歌曲發展過程的幾種重要類型，解釋其美學技巧以及重要創作者的風格成績。 研究結果發現，國家透過「非鎮壓型」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有系統的介入教育、家庭、文化、大眾傳播，來進行殖民意識型態的教化與規訓，並以壓制型國家機器為威嚇，國家建構出語言位階、並以廣電法令的箝制手段意圖建構公眾品味，不過國家機器的權力矛盾導致政策施行的打折，在民間大眾消費的難以捉摸下，文化生產是處於動態協商的。其次，我們發現文化工業是國家社會控制的一環；主流市場的國、台語山地歌曲多以電影、電視插曲為主，但由於漢人社群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去解讀原住民藝術的符碼（c

ode），因此國、台語山地歌簡化了原住民各族音樂風格的差異，而將山地歌曲同質化、東方化了；山地歌曲與原住民觀光的結合，自我再製了漢人對原住民能歌善舞的刻板印象。在美學上，1965年以前國、台語山地歌以取樣原住民旋律填詞為主，1965年以後逐漸走向漢原雙語並置的混生型態，但呈現出標準化與偽個性化的特徵；原語山地歌唱片初期保有即興風格、曲式多元，自1967年邁入雙雄競爭及受到國際觀光活動的影響，山地唱片逐漸走向阿美化、舞曲化的「類型化」生產。整體而言，原語山地歌的美學變遷大致朝向原型性、符號性、複合性、樂器與編曲方向發展，不過基於現今音樂市場中的接受度，因此，當前山地歌曲多半仍以漢語混雜母語（或n

aruwan等聲詞）的型態為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