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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對馬來西亞華文報社記者工作之影響

為了解決新名流125六期七期差別的問題，作者藍金枝 這樣論述：

馬來西亞第二大種族華人所經營的華文報，在多族群社會中，長期扮演傳承族群文化及為華社發聲的重要使命。近年來網絡新媒體及社群媒體崛起，馬來西亞華文報紛紛進行媒體聚合及數位轉型，改變新聞產製流程及編採工作模式。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被要求具備更多工作技能，尤其是產製數位內容如新聞直播、拍攝新聞影片、影片後製等，而輕便及多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成為重要的產製內容工具。智慧型手機一直是記者工作上的重要工具，從單純的通訊功能到如今的多功能，手機科技的顛覆性演進也改變了記者的工作模式及勞動經驗。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馬來西亞華文報的14名現任或前任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發現智慧型手機不僅是產製新聞的工具，同時也成為監督

記者勞動的工具，並且規訓著記者時刻留意手機的動態，包括：新聞關係人的社群媒體動態、WhatsApp訊息、各媒體的即時新聞等。華文報進行媒體聚合及數位轉型，但仍無法改變馬來西亞社會中的種族差別待遇，在以馬來語為主的環境中躲不過翻譯的多工，所產製的新聞內容皆得翻譯成華文，加上每分每秒都要搶時上載新聞，使得趕新聞節奏更緊湊。2020年全球爆發的新冠肺炎，也讓智慧型手機在華文報記者間的使用率大幅度提高，包括採訪線上記者會、新聞關係人更多的透過WhatsApp發佈新聞，以及記者居家辦公等狀況，也加劇了管理階層利用智慧型手機監控基層的新聞工作者。

一九二○年代前期臺、日人的政治競合關係

為了解決新名流125六期七期差別的問題，作者蔡蕙頻 這樣論述：

過去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時，常見以「臺灣人」對抗「臺灣總督府」的思考模式，本文企圖打破這樣的二元對立，加入在臺日人的角色，透過對一九二○年代前期「廢廳反對運動」、地方制度變革下「街庄協議會員選任問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中「臺灣人之民法繼承議題」等四項政治議題，探討臺灣人、在臺日人與臺灣總督府三方之間的競合關係。　　本文所稱之「全臺性」（Taiwan size），係指以臺灣全體為基礎之概念，「地方性」（local）則相對於此，指臺灣內部的任一微小、有機單元，它是組成「全臺性」的基本元素。清治以來，臺灣社會已出現分層的現象，到了日治時期，地域社會的發展結構仍在，一

九二○年代又誕生了一批新式知識青年，而在臺日人的社會至此也進入穩定階段，他們都是推動臺灣各層級政治活動的主力。 臺灣在許多面向始終存在著臺、日人的差別待遇，在臺日人權利雖然受到六三體制的束縛，但臺灣人的政治地位又次於在臺日人，形成層層差別的統治結構，交錯的權力結構與利害關係，交織成不同層級臺、日人不同的互動關係。透過上述四項政治活動，本文發現，總督府、臺灣人與在臺日人各有追求，總督府以穩定統治，維持官憲獨大為目的，一方面要擺脫日本本國政界對總督府的掣肘，一方面也要回應殖民地內部的民意壓力，因此在統治基礎不受動搖的前提下，適當且有限度地釋放政治權力。臺灣人則以提升地位，追求臺、日人平等為終

極目標，為此，臺、日人出現競爭與合作的多樣化；在臺日人則懷抱著「維持利益，保持優越」的心理，即使因己身利益受到威脅而與臺人合作，仍舊希望能繼續維持其之餘臺灣人的優越地位。無論總督府、臺灣人或在臺日人，無論是地方性政治活動，或是全臺性政治活動，決定彼此態度的關鍵在於「利益」，「利益」若受損，將引起群起反抗，共同受損則成為攜手合作，共同爭取利益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