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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鏡文學 和遠足文化所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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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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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王吳振瑞

為了解決新台中火車站出口的問題,作者李旺台 這樣論述:

  榮獲 2018 年第四屆台灣歷史小說獎   那幾年,錢是香蕉的形狀    染滿樹汁的襯衫是好額人的衣裝   那是他締造的黃金時代,也是黃金囚禁了他的時代——   台灣首位農村之神   以水牛的堅毅打造盛世的傳奇故事   日治時期,高雄中學畢業的吳振瑞原是可以保送到台北讀大學的優等生,卻因父親「作詩不如作田」「家用長子」兩句話而留在家鄉務農。隨後,在父親的介紹下,吳振瑞進入了「香蕉試驗所」,學習關於香蕉的種種知識。   戰後,他以香蕉試驗所的經歷成為青果合作社的監事、隨後當選理事。幾年間為蕉農爭取產銷出口的「五五制」,更讓台灣香蕉以超過八成的市占率獨霸日本,在那個年代,香蕉與相關產業

都富了起來。   水牛般的堅持性格讓他帶領南台灣農村起飛,卻也將他帶進了監牢。當政壇流傳著「皇后」和「太子」兩派內鬥的耳語時,吳振瑞以自身專業不斷拒絕李國鼎欲促成的律頓公司合作案,意外成為政治風暴下的犧牲品。媒體不斷抹黑,把曾經的「蕉王」打成自我圖利的「蕉蟲」,更遭大規模搜索、羅織罪名入獄。   「報紙寫的要倒反過來看」,農民都是這樣講「剝蕉案」的——吳振瑞出獄返鄉那天,地方鄉親蜂擁迎接,仍然將他當作恩人看待。然而,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裡,台蕉和水牛的光輝歲月已然流逝,當吳振瑞牽著「馬沙」在田裡緬懷式的「做行」時,耕耘機也已開進了這個時代。 本書特色   ★榮獲二○一八年第四屆台灣歷史小說

獎   ★從日治時代到中國國民黨時代,台灣農村從發展、富庶到沒落的縮影   ★六○年代「剝蕉案」、「金碗金盤案」主角真人田調、真事改編,詳細記載戰後企業家面臨政權交替的辛酸與勤奮史 名人推薦   詩人 李敏勇      專序推薦   屏東縣縣長       潘孟安   國立屏東大學中文系教授 余昭玟   前衛出版社主編     鄭清鴻 推薦   作者簡介     李旺台   資深媒體人,作家,一九七○、八○、九○「政論雜誌」風行的那個年代,是南台灣最活躍的一枝筆。近年勤於創作長篇小說,已發表《獨角人王國》(二○一五年,春暉出版)、《播磨丸》(二○一六年,圓神出版)、《馬賽這一家》(

二○一八年,鏡文學連載)。   曾獲第六屆懷恩文學獎、第一屆台灣歷史小說獎、第四屆台灣歷史小說獎、二○一七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獎入圍。   推薦序 隱藏的歷史、冤曲的台灣、黑暗的政治——序李旺台《蕉王吳振瑞》 ◎李敏勇 自序 蕉園小子寫了一本蕉王大傳 本書常用福佬台語詞彙   序幕 第一部 日本仔時代 第二部 島嶼的痛 第三部 中國國民黨時代   推薦序 隱藏的歷史、冤曲的台灣、黑暗的政治——序李旺台《蕉王吳振瑞》 李敏勇   吳振瑞是我熟悉的人物。從高雄旗山出生,在屏東的小學、初中,到高雄的高中,一九六〇年代正是我懂事之時。髙屏地區的香蕉出口日本,蕉農的經濟傳

奇被傳頌,香蕉大王吳振瑞更是傳奇中的傳奇。越戰在遠方,只一些美國軍人來台度假,在高雄港區街頭的酒吧街——七賢三路,異國的放蕩況味或說美國情調,襯托在鹽埕埔的大溝頂、賊仔市,形成某種舶來意味。髙中生的我們看《文星》雜誌,但彭明敏和兩位台大學生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並不那麼被一般人關切。戰後台灣,像是從二二八事件的夢魘走過來,在美援、經濟成長的社會情境,走向另一個時代。香蕉經濟在高屛除了致富的農村傳奇,也引發一些紙醉金迷的鄉野景況,像是郷土小説的情節——而吳振瑞無疑是焦點中的焦點。   流亡來台的國民黨中國蔣氏政權,拜韓戰之賜,已在冷戰時期鞏固了統治權力,更在越戰的共同防禦條約連帶中,形成

反共體制,確保了政權的穩定。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似已在穩定的政權暫時住。但蔣氏體制的蔣介石、宋美䶖、蔣經國,形成三角構造,後蔣介石的權力角力在宋美齡、蔣經國之間拉扯,或明或暗的鬥爭從來不斷。一九六四年的彭明敏事件壓制了,以䆁放特許權籠絡台灣新興資本家,形成附庸財圑,成為蔣氏政權的新統治手段。香蕉出口日本的暢旺形勢是台灣農業經濟的某種榮景,但背後的政治學錯綜複雜。   吳振瑞以香蕉合作社理事主席主導出口日本,既是台灣與日本的國際貿易,也在地方的政治權力、更在中央政治權力的體系,捲入政治經濟學的糾葛。吳振瑞的蕉王傳奇、金碗事件,本質上就是蔣氏政權、宋美齢與蔣經國權力鬥爭現象引發的效應。吳振瑞的故

事,突顯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之後,蔣氏政權黨國體制的內部權力鬥爭。這樣的鬥爭,阻礙了台灣香蕉出口日本的經濟榮景,蕉農受損自不待言。在香蕉產業一直無法再現奇蹟的現在,回顧已消失的時代傳奇,吳振瑞故事的歷史書寫在經過半世紀之後,出現在一些書册。   小說的歷史的書寫比一般歷史書寫,更引人興味。歷史小說將歷史虛構化,以小說的形式,更具大眾文化條件。歷史被失 憶化的台灣,認同的形成必須經由記憶的恢復。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的台灣歷史小說獎興辦,具有這樣的旨意。李旺台以《播磨丸》這本終戰時台灣人日本兵從中國返台的故事,在首奬從缺時,與另一人作品,同獲佳作。《蕉王吳振瑞》也是李旺台在歴史小說奬、首獎出

缺的佳作,在決選會議獲得許多佳評。   李旺台是我同世代,一樣成長於高屏,並是我短暫新聞記者工作的同僚。他的在地閲歴,熟悉吳振瑞,他也在一九六〇年代,親身體會香蕉出口的蕉王傳奇。新聞工作的歷練,蘊藏在腦海、交織著經濟與政治、穿插蔣氏黨國體制權力鬥爭的台灣人悲情歴史,在他的作家之路、以歷史小說呈現,有其特具的條件。歷史小說既有歷史、也有小説,新聞之眼和文學之心必須兼備。李旺台透過吳振瑞的人生經歷和香蕉出口貿易,以及蔣氏政權統治台灣政治控制、權力鬥爭,彰顯活生生的台灣人被殖民的戰後史。      李旺台說他以自傳體寫成這本小說。他的孩童時代正是家中種植香蕉,父親也是吳振瑞以理事主席領導青果合作

社、社?的代表,經歷香蕉而改善經濟的記憶,讓這本小說的作者性帶有特殊的感情。以一九七三年,在台北成立屛東同郷會的一幕,揭開吳振瑞經歷牢獄之災的世態炎涼、穿插擡面地方人士的形色,小說的裝置以日本時代、島嶼的痛、中國國民黨時代,以他記者身分與同鄉旅行團在日本東京陋巷見到吳振瑞之面的引子,再回敍自己成長時期所見,所思,具有台灣人水牛精神的吳振瑞行止,意氣風發的時代、落難經驗、流亡遁世形影,交織蔣氏政權權力鬥爭禍及台灣精英的戰後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像。戰前被日本殖民,戰後國民黨中國殖民,特殊歷史構造下台灣人的歷史隱含各種故事,正是台灣歷史小說源源不絶的傷痕之土。台灣人的歷史意識,或要因此而覺醒、

而深化。   從《播磨丸》而《蕉王吳振瑞》,李旺台的歴史小說家之路,逐漸印拓出形跡。 自序 蕉園小子寫了一本蕉王大傳   那時我只有十三、四歲,正在讀初一還是初二,家裡突然變成「香蕉家庭」。父親把兩大塊水稻田改種香蕉;還不夠,另外又去找地契作;這樣還不夠,還當起「香蕉單集散處」。蕉農把香蕉運交到合作社的集貨場,磅秤之後拿到的是一紙香蕉單,一個半月後才能領到錢,村內有急需用錢的農友,可以持單到我家先兌現。村民也可以先來我家借貸一筆錢,拿去向散農收購香蕉,割交後持香蕉單來依價折現還款。   那其實就是小農村裏簡易的「蕉農銀行」,只是我不想使用那麼堂皇的名詞。   我們家的小孩放學回家,

尤其是在週末假日,常被父親指派去這裏那裏的蕉園鋤草,那時還沒有除草機和除草劑,農夫與雜草對抗的工具,就是一把鋤頭,外加一支鐮刀。烈日當下要鋤,下午雷雨過後也不敢休息。學校要月考或期末考什麼的,全都沒有比照顧好香蕉園更重要。   真正做過農就會相信,草長的速度比人工鋤草要快很多。南台灣溫潤多濕,我家蕉園面積又大,因而,我的青少年光蔭很多是花在蕉園與草為伍又與草為敵,一些實際與不實際的幼時夢想,也多在一鋤一鏟中升起又幻滅。   香蕉使我家富裕起來。父親那些年渾身的幹勁和臉上的興奮,至今猶歷歷在目。我也受到鼓舞。一個禮拜有兩天或三天,在半夜三點多會被父親叫醒,跟他去蕉園。父親摸黑將香蕉樹上的香蕉

一串串割下,由母親和我負責用扁擔將它們一串串挑出蕉園。扁擔一頭吊掛一串,走在狹窄的田埂上,還要跨越一座小橋,才能挑到馬路邊,輕放在預先鋪好的棉被上。我一趟一趟的擔挑,通常要挑到天色微曉,再挑到天光大亮,然後快步回家,草草吃早餐,匆匆趕赴學校,那時我上學經常被記遲到,多是這個原因。   我曾向父親抱怨,為何總是要半夜爬起來幹活;他回答說,集貨場人車洶湧,大排長龍,不搶早不行。   那個年代,農家子弟都視幫忙家務為天經地義,沒人叫苦,也不知道應該訴苦。我一個蕉園小子,後來漸漸知道,原來那些年我是處在一個從未有過的「香蕉盛世」;高雄青果運銷合作社每一期都用很好的價格收繳香蕉,愈多愈好;也從長輩口

中知道一個名叫吳振瑞的理事主席。我父親後來出馬競選合作社社員代表,連選連任多屆,以作為吳主席的下屬為榮。   那時台灣農村尚未脫貧,是吳振瑞讓幾十萬蕉農先富了起來。   吳振瑞當然不會知道,在他創造的「香蕉盛世」中,有我這個小小的參與者。   在完稿那一刻,我起身在書房漫步,心裏想著,寫好這本書,對我青少年時期在香蕉園裏的那些歲月,算是有交待了。   長大後我在報社工作,有一個好機緣,在東京鬧區一條弄巷裏的小旅館內,見到吳振瑞本人,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訪談,一老一少斷斷續續談了兩夜三天。那時他已年邁,想像中一位香蕉大王應有的樣貌和風華不見,只有在談起香蕉時,才精神上臉,健談起來。我把自己在

農村底層的「香蕉經驗」告訴他,他也詳述他的一生榮辱給我聽。我的經歷只是一小條香蕉,他的是長長的一大串。   因而,本書所述各節,泰半是既存在腦中,現成的,真實的。   這是一本傳記體小說,在真實的情節中,也虛構了一些人事物。虛構是為了能更真切地刻劃書中幾位要角以及他們所身處的那個時代,使那段歷史更好地被書寫,更容易被記住。   有時我會感到自己很幸運。我生長的那個時代,是日本列車己經離去,火車隆隆隆餘音餘緒猶在,而中國列車已然抵達,正在忙著下車卸貨。我的腦袋裏裝著一座月台,月台上本來就會有許多悲歡離合,而吳振瑞他們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我這一代人走過從貧窮到富裕,從刻苦到逸樂的全程

,以前刻鋼板印刷滿手油墨,現在一根指頭瞬間複製傳輸;以前戒嚴森嚴朝會三呼萬歲,現在民主自由眾聲喧嘩。不是每一個世代都能完整閱歷這些變遷,有這些經歷是幸運,它們幫我順利記錄下本土精英在面對外來統治權貴時,那些刻進骨頭噴出血淚的生命故事。   本書為了還原故事發生時地的語言情境,在處理人物對話時,使用了許多福佬台語,但未必選用標準的台語文,有時刻意寫成半台半中,或只取其音,以方便不能使用福佬台語的人閱讀。   最後,在成書之際,要感謝幾位朋友:蘇天珍先生,他是一位老農夫,我稱呼他「牛博士」,是寫作本書時,經常請教的對象;林純美小姐,一九八九年為吳振瑞平反的推手之一,她為本書提供了若干珍貴資料;

黃旭初先生,他著述的﹁金蕉傳奇﹂是經常查閱的書籍;林翠儀小姐,現為自由時報駐日特派員,我在書中須要用日文表達時,總是找她;余昭玟小姐,屏東大學中文系主任,在出版前審閱此書,提出寶貴意見。還要感謝﹁鏡文學﹂編輯和我太太李錦珠,他們仔細校閱本書,不時指出疏漏之處。 李旺台 二○一九年二月 寫於屏東 一九七三年八月底,颱風剛剛來過,風尾還在輕輕搖擺的上午,一名年輕記者步入台北火車站前的王凱大飯店,逕上三樓。大廳裏的活動已經開始,最重要的來賓台北市長張豐緒正在講話,一會兒低頭讀稿,一會兒抬頭看看台下賓客。他的國語不標準,也不流利,那記者已經習慣他的演說風格。幸好他很快結束致詞,坐回台上右側

貴賓席,一朵胸花在他西裝右上方無風自動。 那記者站在舞台左前側,招待人員請他入座,他微笑站著不動,認真凝望台上台下賓客的眾生相。 這是台北市屏東同鄉會的成立大會。籌備小組成員之一的蔡秀雄是那位記者的好友,上前寒喧:「嘿!阿誠仔,你今仔日慢來哦!」 「歹勢!歹勢!不過,大會剛剛開始,張市長的致詞稿,我已經有啦。」 兩人只聊了兩句,台上司儀開始介紹創會發起人。「第一位,宋丙堂先生,是日本早稻田大學高材生,現在華江女中任教。」 「其次,徐傍興博士,我們屏東的外科名醫,徐外科醫院院長。」(註一) 「戴炎輝先生,我們屏東的才子,現任司法院副院長。」 「劉兼善先生,省府委員、考試院顧問。」 「吳文華先生,

從竹田來的實業家,萬家香醬園的董事長。」 司儀每介紹一人,被介紹者即起立,或點個頭或鞠躬,接受會眾的鼓掌。 唱名繼續。接著介紹「林菊瑛女士,中興大學副教授」「林成子先生,實踐家專教授」,接下來,當司儀喊完「蔡西坤先生,我們屏東來的大律師」時,阿誠記者瞄見蔡秀雄與舞台邊一名男子對看一眼,輕輕點個頭,之後,唱名的麥克風突然沒有聲音,只有站在舞台旁邊和坐在第一排的人才聽得見,阿誠記者隱約聽到的介紹詞是:「吳振瑞先生,屏東頭前溪人,前高雄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因為幾乎全場沒聽到司儀的聲音,阿誠記者沒有看到一個名叫吳振瑞的人起立致意,全場也沒響起掌聲。 唱完吳振瑞的名字,麥克風像人深呼吸後閉氣幾秒鐘又吐

氣說話,全場清楚地聽到:「鍾德鈞先生,高等法院庭長」「蔡潔生先生,樂馬大飯店董事長」。(註二)

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為了解決新台中火車站出口的問題,作者大谷渡 這樣論述:

他們曾經有一個日本名字,也有一個臺灣名字, 卻逐漸被時代埋藏、遺忘了。 本書寫下這個歷史斷層的人如何生活, 他們的情感曾因何而觸動。   「生活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的臺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   本書作者大谷渡多年來走訪日本和臺灣的圖書館、資料室,爬梳日本時代的報紙、信件、日記、筆記、檔案,追索蹤跡,口述訪問曾經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並親自踏上他們曾走過的上學路,呼吸當時的空氣,尋訪那個時代人們的情感與記憶的點點滴滴。   從2002年開始,大谷渡以活躍於1920年代世界舞台的日本自由記者北村兼子為起點,開啟對臺灣的相關研究,2008年開始將研究成果與訪談內容,以

深入淺出的文字,陸續出版成書。在本書第四、五章,以北村兼子至臺灣進行幾次訪問,對於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民族運動的觀察,延伸到她來臺所接觸的人,包括林獻堂、蔡阿信、彭華英等,第六章則介紹在林獻堂等人所創辦的臺中一中就學的菁英。從訪問這些菁英,再逐步擴大至日本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同漣漪般,從他們的人生歷程,牽引出日本與臺灣之間深刻的關聯。   他也特別注重過去容易被忽視的女性角色。除了前述第四章透過北村兼子的角度看臺灣日本統治時期的一切,第三章介紹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提到她奉獻鄉里的堅強意志;同時也記錄了廖里、王蘭招、王一媛等女醫師,寫到她們從小求學至遠赴日本學醫的辛苦過程。對於這些長期在

歷史中沒有聲音的臺灣女性,在本書中難能可貴地呈現她們曾經如何努力為自己揮灑青春。   另外,作者因身為日本人,對日本殖民臺灣有許多深刻的反省。第八、九章回顧臺灣被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記錄訪問許多正值青春歲月就必須面對殘酷戰爭的臺灣人。無論是親身經歷新竹或東京大空襲的慘烈景象,或是被迫當學徒兵去防守臺灣海岸線以防美軍登陸的學生,以及被徵召赴南洋擔任軍夫卻被美化為「特設勤勞團」的人,字裡行間透露著臺灣人在戰爭下的無奈。他在書末直言,要讓大眾知道,當時的臺灣人如何被迫為「大日本帝國」犧牲的真實面貌。   人們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大谷渡筆下自然散發著對這些受訪者的感同

身受,就像是與時代重新相遇,時代雖曾如此粗礪,夢想雖曾遭受折斷或損傷,但在其溫渥深情的文字下,猶如緩緩擦拭著古老瓷器,曖曖散發著人性的美麗與溫暖之光。 本書特色   本書以口述訪問和歷史學者的史實考證作為書寫的基礎。作者多年來走訪日本、臺灣等地圖書館、資料室,仔細查閱相關檔案與書籍,藉此對照口述內容,補正受訪者記憶模糊或有疑慮的地方。這些史實考證在本書中以引文穿插,讓讀者更能理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作者也親身走訪這些人在日本時代走過的上學路、就讀學校、躲避空襲的場所,溫暖的文字自然散發出對受訪者的感同身受。書中收錄數十張珍貴的老照片,更增添時代的氛圍。 名人推薦   卞

鳳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簡介 大谷渡   1949年12月出生於奈良,關西大學文學博士。歷任高等學校、帝塚山短大、阪南大學,現為關西大學教授,專研日本近現代史。著有《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聆聽時代的變奏》、《南方戰線的看護士》、《教派神道與近代日本》、《天理教的歷史性研究》、《北村兼子:熾烈的新聞記者》、《大阪河內的近代》等書,編有《石上露子全集》。 譯者簡介 陳凱雯   基隆人,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現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兼

任助理教授。著有學位論文〈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學術論文〈後藤新平與基隆港的興築(1898-1906)〉、〈日治時期基隆神社的興建與昇格之研究〉等。 推薦序/許雪姬 譯序 自序     人物簡介 第一章 名門閨秀──劉秀華 第二章 醫師與技師──蔡孔雀、葉英杰 第三章 立志成為女醫──王蘭招、廖里、王一媛 第四章 蔡阿信與彭華英 第五章 北村兼子與臺灣 第六章 在臺中一中求學的人──楊基銓、蘇天賞、李棟樑、楊喜松 第七章 從日本到滿洲──林恩魁、鄭秋桔 第八章 戰爭的記憶與體驗——林垂訓、

鄭順娘、林啓三、徐達璋、林耿清、鄭豔香、蔡金水 第九章  空襲與戰敗 後記 參考書目   推薦序 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長)   一   日本學者大谷渡教授,由研究北村兼子開始,一頭鑽進她的世界,企圖一一走過北村的人生軌跡,試著了解其視野而來到臺灣,由帶領北村到霧峰林家的彭華英、蔡阿信夫婦開始,接著到訪的霧峰林家,而後針對有留學日本經驗的男、女性(大半)夫妻進行訪談,終於在2008年完成了這本給日本人看的、以人物為主軸的書,書的原名和中譯的名字不盡切合,但無損於其內容所要揭示的:日本時代在臺灣受到差別待遇、在日本留學時的感受以及他們往後的人生。他所訪問

的,大抵是年過八十、受日本教育的老年人,對日本統治仍有實際經驗,到如今他們回顧的人生中,「日本經驗」是什麼?      書中所提到的人,有我親自訪談過的,如劉秀華、林恩魁、林垂訓、鄭順娘,有我耳熟能詳的蔡阿信、彭華英,有我見過面的楊基銓。還有葉英杰的臺灣二中同學黃溫恭。近幾年來黃溫恭的五封遺書出現,不知賺了多少人的熱淚;而他未曾謀面的女兒黃春蘭所寫的〈父親黃溫恭的遺書〉一文,看而不流涙的人應該沒有。葉先生談到黃溫恭在南二中和日本同學吵架,以竹筢將日本同學打成重傷,因而被退學,這件事可能黃家都沒有人記得,因而留下了重要的證言。不過黃溫恭1953年死於白恐,並非死於228。黃溫恭、彭華英都曾去過滿

洲國,是我追索臺灣人的滿洲經驗時,早已耳熟能詳的人物。霧峰林家、滿洲是我十多年來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在閲讀此書時,有無比的親切感。   二   本書對我這樣的讀者而言,有所不足。長期以來,我閲讀人物傳總希望是有頭有尾的,但本書的重點在了解傳主日治時期的生活、教育、感受、見聞,因此沒有一篇「有始有終」,而且選擇的人物大半是醫師,尤其是女醫;有的是以讀過臺中一中、有域外經驗的、有拾取戰爭的記憶與體驗的,可說十分隨興而自然。但在透過報導文學手法寫出來的人物傳較為鮮活、容易閲讀,因此與其說他所選取描寫人物的不全面,卻反而突顯了他所要表現的部分,也顯示了他研究的成果,也許更能吸引一般的讀者。     

 第五章的〈北村兼子與臺灣〉一文是本書中力作之一。他自1999年出版《北村兼子 炎のジヤ—ナリスト》一書後,在2005年分別寫了〈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北村兼子與臺灣〉兩文,這些研究的成果即呈現在此文中,讓我們理解,北村等一行六人於1930年初來臺後,在各大都市舉行婦女文化演講會,引起新聞界和一般民間的重視,所到之處大受歡迎。他們到霧峰林家的參訪,與霧峰林家結緣,回日本後以在臺演講旅行的遊記形式,完成《新台灣進行曲》,書的前半部觸及臺灣社會狀況的核心。這本書,林獻堂、林熊徵都寫了序,林獻堂的序十分精彩,他透露出北村能理解做為被殖民者受壓抑下的痛苦、悲歎、歡聲、吶喊,因而能譜出這首進行曲。北村也

能了解林獻堂參與政治運動的立場,也同情他及蔡培火飽受左翼批評的困境。北村在三個月後,再度應邀來臺,在臺北、臺中兩地演講,而後離開臺灣轉往香港。文中提到的林攀龍,1901年生,北村1903年生,兩人相差兩歳,北村和林攀龍以漢詩酬和,似乎很談得來,又相約1931年3月在歐洲見面,不知是否真的見了面。北村的來臺,究竟對臺灣、對霧峰林家、對林攀龍有什麼影響?   三   我個人認為「霧峯一新會」的設立,應該與北村一行來臺演說有些關係。1932年2月2日林攀龍由英倫留學回臺,24日在林攀龍主導下,召集家人及地方相關人員集會,要組織一新會,目的是「在促進霧峰在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

神,以期新臺灣文化建設」,3月19日正式成立。該會設立後,有「土曜講座」,即星期六晚上的演講會,此會的特色之一是演講者性別比例平衡,除第一次林攀龍上場演講外,每次一定有一位女性上場,亦即第二次就開始有女性上場(雖然有時也因沒有適合的人而只有男性),在留下兩百場的演講題目中,談女性的衛生、主張、男女平等等問題,上場的女性都是過去沒有演講經驗的人。而後改在星期日晚上召開,稱「日曜講座」,戰後膺選為國大代表的霧峰林家林吳帖(吳素貞),在她的《我的記述》一書中指出,一新會組織的目的在「提高女權」,即可知一新會雖然不像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黨設有婦女部,但對婦女地位的提升,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學習新知,反抗社

會男女不平等等,盡了很大的力量。除了鼓勵登台演講自身的看法外,鼓勵婦女做手工藝,並參加體育活動,學識字,這在1932年當時,可能是民間最進步的團體。但是這時北村已在1931年7月過世。   四   在看大谷訪談中,我深切體會一件事,那就是有日本經驗的臺灣人,對日本、臺灣的訪談者,有不同的待遇,亦即面對沒有「日本經驗」又沒能說溜日語的臺灣訪談者,因未能用日語回答而不能盡興,在某些內容上也做了一些保留。如我訪問林恩魁醫師(共四次)時,他沒有告訴我在東京帝大醫學部就學時,某次在東京街頭散步,因故和劉沼光被叫到派出所痛揍的事;也沒說到在東京帝大還有來自二高的同學。一個是二高出身的,那就是和他一樣遇

到白恐的葉盛吉,只是葉被判處死刑。      我在訪問畢業於滿洲建國大學的李水清時,他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入獄兩年半,他告訴我他被捕的經過:「民國37年(1948)11月21日,因為有人密報,刑警總隊帶人來搜查,當時有二個建大同學住在我這裏,一個林慶雲、一個賴英書,我們三個都被捉走,並搜查房子,究竟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他在接受三浦英之的訪談時,說有一天,畢業於建國大學第二屆的臺灣人學生[賴英書],從被「抑留」的西伯利亞回家的紀念日。建國大學出身的有十多人集合起來,為他的回鄉而開宴。開宴初,李水清看到和他同期(第一期)的同學H[林慶雲]來而背脊發涼。H是治安當局視為反政府活動的中

心人物,在暴動(指228)後就行蹤不明。宴會無事而結束了,一個月後的11月中旬,憲兵隊來到李家,將到李家的建大出身者予以逮捕。李水清當天被押上車送入拘留所,被調查的相關事情都是關於H的,如H在哪裡?和誰又如何聯絡?支援他的組織在哪裡?建大出身者的交信手段為?      在口訪過程中,因受訪者問的問題不同,回答自會有異,同一件事卻有不同的回答,雖無傷大雅,但由此可知,受訪者對訪談者的信賴度,會表現在訪談結果中。我不禁想著前輩們的認同問題,以及感受到改朝換代對經歷兩個政權者所產生的「創傷」,這樣的創傷可能隱藏起來,但是沒有人正視過這樣的創傷症候群如何撫平。由此也可看出,大谷渡教授是多麼赢得信賴,受

訪者才能說出真心話。   五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精彩的訪談還需要史料來印證,大谷教授大致做到這一點。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知道對北村著作喜愛、演講有感、在半年後寄信給北村的女性阪本住枝,他憑著姓名、住址,找到阪本是臺南婦女醫院的護士以及該院的所在地。第九章有關空襲與戰敗,以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呈現太平洋戰爭前後直到日本帝國終了前後的情況,描述了臺灣人不論在戰前、戰後對日本人所抱持的複雜的感情,顯示出作者在寫此書時,對史料所下的功夫。      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在第九章的最後一句話表現出來:「戰爭前後,臺灣人抱持著溫暖人性的心情來面對這個事實,以及因殖民者而受苦的真實樣貌,必須在歷史上予以

銘記。」就戰後承接自日本帝國的日本政府而言,日本政府又如何看待曾經一度是日本外地的「臺灣」?相信此刻的臺灣人之心情仍然是五味雜陳,一部臺、日間的歷史該從何說起?作者由人物自身的日本經驗說起,可謂找到很好的切入點,而用深入淺出的筆法敍述,相信能吸引某些讀者對探索臺灣人物的興趣,進而探索臺灣的歷史。 自序   兩種面孔   臺灣人非常親切。不管是年長者,或是年輕人,都自然地散發出人的溫度。這是日本社會不知何時已經遺失、令人窩心的「人情」。   隨著臺北一路往南,氣溫上升,「人情」的溫度也等比上升。受到這種溫暖的誘惑,我開始了頻繁的臺灣之行。   2004年末,我又從關西機場飛到臺北。

  在臺北查閱文獻之後,我搭自強號前往臺南。這一趟花了四個小時,越過好幾條冬天枯水期滿是石頭的寬廣河道。   當我正眺望著窗外都市與鄉村的景色變換,前座突然冒出一個約莫兩歲男童的笑臉。給了他一個巧克力,被他身旁的阿嬤看到,因而得到一顆糖果作為回禮。將糖果放入口中,從背包拿出兩封信、兩張照片,試著將這次曖昧不明如在霧中的旅行目的稍作釐清。   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1930年1月,畫面中是穿著臺灣服的北村兼子、林芙美子、望月百合子等人。另一張則是同年四月拍攝,上面寫著「歡迎北村兼子女士」字樣。而手中的兩封信同樣寫於1930年,一封是臺中的陳炘寫給北村兼子,另一封則是由臺南的坂本住枝寄往大阪,收

件人都是北村。   這兩張照片曾在2003年朝日新聞社大阪支社舉辦的「記者『北村兼子的熱情──男子失色』展」中公開展示。我在這場展覽中的「一百年誕辰──北村兼子的夢與實現」研討會發表學術演講。   從臺灣寄出這兩封信的人是誰呢?迎接北村,和她一起拍照的臺灣人又是些什麼人?我僅靠著手上的零星資料,就這麼前往臺南與臺中。   臺南車站後站有個小出口,前站是日本時代所留下的站體與中央剪票口。前後站出口與月臺以地下道相連。進入地下道,兩邊的牆壁上展示著在戰前、戰時的臺南市街與人們的照片。從這些懷舊照片中,讓人注意到臺灣曾是日本領土。同時,也可窺見現今臺灣人對於日本這個曾經的統治國所投出的柔和目光

。   火車後站,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廣大校園。成功大學的前身,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裡,有舊日本陸軍臺南第二聯隊本部的建築,夏天時,巨大的鳳凰木綠葉紅花光彩奪目。因此,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同學會稱為鳳木會。   在臺北的公園隨處可見打太極拳的人,但在臺南有不同的風景。深綠廣大的臺南公園裡,巨木之間流轉著日本古老歌謠,有一早就在此享受社交舞蹈的民眾身影。   走在臺南街道,感受耶誕節氣氛,暫且結束調查。臺南有屬於新教的長老教會與教會學校。教會的裝飾與文字,瀰漫著虔敬的氣氛。   因耶誕節的關係,很難買到自強號的車票,25日一早改搭國道巴士前往臺中。翌日拜訪南投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突然看見正

面廣場中放置一架飛機殘骸。這是一架已腐朽的日本軍戰鬥機模型,模型上寫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末路」。   回首日本時代,臺灣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是心存懷念的柔和容顏,一是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的嚴厲視線。這是我在此次旅途中獲得的新思考。這兩種面孔,當然與臺灣戰後的歷史有深刻關聯,雖然無法不考慮政治上的立場,但也不是僅由戰後的歷史發展就能簡單說明。   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開始找尋這個時代與人們心中的複雜之處,想更加貼近臺灣與日本的真實。我的臺灣之旅,目的是接觸真實。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文化運動的世代   「預定要參訪臺中縣霧峰林家的宅園。」在臺北與臺南,我告知友人

臺中的預定行程。   「因為地震,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喔!」   對於我的想法,幾位友人面露好奇地回答,或只是報以微笑。1999年9月,臺灣發生了重創臺灣中部的921大地震。然而,當我前往臺中市南邊的霧峰時,受地震損害的林家宅園──「萊園」已然修復了。從萊園俯視的小丘上有一座古墳,巨石刻著林獻堂的名字,我不禁低頭行禮。   林家祖先進入霧峰是在兩百多年前。他們支配臺中一帶原屬原住民的活動地域,在臺灣各地展現其家族勢力。家族分為頂厝與下厝兩系,下厝在軍事領域聲譽卓著,頂厝則在政治、學術上頗有影響力。繼承頂厝的林獻堂,學識人品優秀,政治才能兼備,是臺灣少數的名士。日本時代大正到昭和年間,他所追求

「臺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是引領臺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核心力量。   北村兼子初次訪問林獻堂、觀賞萊園是在1930年1月。同年四月再訪。同年二月,她的第11本書《新臺灣進行曲》出版,由林獻堂作序。   北村兼子當時26歲,由朝日新聞記者轉為自由記者後,以流利的英語、德語,活躍在世界舞臺上。   1929年5月,她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參加萬國婦人會參政權柏林大會,在大會結束後訪問歐洲各國與美國。在秋天回國後,短暫卸下行裝,又前往臺灣訪問。當時,陳列在臺北書店裡的雜誌,像《改造》、《政治經濟評論》、《雄辯》、《經濟往來》、《法律春秋》、《婦人公論》、《富士》等,都常刊載她的評論與隨筆。   邀請

北村訪問霧峰林家的是女醫蔡阿信。蔡阿信安排了汽車,與他的先生彭華英為北村導覽。比北村大四歲的蔡阿信,是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個臺灣畢業生,彭華英則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大正中期,當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熱烈展開追求「臺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時,兩人正好都在東京求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已成為的世界潮流。而這個氣氛也鼓動了年輕的臺灣留學生,點燃了臺灣人的民族力量。1920年代前後,林獻堂周圍聚集了許多在東京求學的優秀年輕人。彭華英身處其中,就讀慶應大學的陳炘也是。   訪問霧峰的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家族往來頻繁。林獻堂的長男,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出身的林攀龍,曾數度與

北村以漢詩互贈,彼此意氣相投。當北村來訪時,林獻堂的弟弟林階堂、長女林關關與其夫婿高天成也都熱情款待。林關關畢業於臺南長老教會女學校,高天成出身東京帝大醫學部,而林階堂的漢學造詣也頗深。   這時的北村,聽到「受壓迫苦悶者的心聲」,接觸到相信「人類愛的勝利」的林獻堂,確實在她的內心深處產生了迴響。   新的相遇   2005年夏天,我自桃園機場轉國內線飛抵高雄,打算從高雄搭電車到屏東,再轉搭巴士前訪三地門。然而,高雄旅館櫃臺的女服務員對我說,這不是一天內可來回的行程。   在屏東,北村兼子見到了來自山區的原住民女性。日本女姓對她們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北村卻深感同情。我從北村與原住民女性

見面的屏東進入山區,步行於現在的村鎮景致中。   山地門位於險峻山區的入口處,山谷深邃,從吊橋上遠眺,就像是一道被巨刃畫開的刀痕。帶點墨綠的山色,籠罩著淡白色的雲靄。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路旁並排著深灰色石頭砌成的石板屋。   回到屏東已是日落時分。翌日我登上高雄神社遺跡,俯瞰高雄港,再從高雄火車站搭車前往臺南,接著往臺中、臺北北上。在偶然的情況下,我查到了北村的書迷坂本住枝,她曾經是臺南婦人醫院的護士。   透過在霧峰認識的友人介紹,去年底(2007)在臺中與蘇天賞醫師會面。蘇醫師出生於1921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在臺中市區開設婦產科醫院,至今仍維持每天看診。他知道蔡阿信

與清信醫院的一些事。   蘇天賞的姊姊蘇永治,曾在蔡阿信的清信醫院接受治療,少年蘇天賞常去接他姊姊,那是昭和初年的事。蘇永治後來畢業於日本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今神奈川齒科大學),兄弟姊妹九人中有四人出身日本醫專或是醫科大學。因為想讓心臟不好的母親獲得健康,蘇天賞自少年時代就想成為醫師。從蘇天賞醫師口中,我聽到了許多關於他的雙親、兄弟姊妹、孩童時期、中學校時代與大學時代的事情。   我的臺灣之旅,始於探訪北村兼子的足跡。繼而以北村為連結點,也探尋了許多在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臺灣學生的思想與行動。我希望透過日本與臺灣間的關係,呈現大正.昭和初期的時代情景。   我的想法,因與蘇天賞醫

師見面,擴大了時代的廣度。   當時的那些學生都已不在世上,故無法訪問。但我仍可聽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他們成人才開始進入社會活動的這些人的各種回憶。這些人的初等教育始於昭和初期,那是日本進入政黨政治、現代性文化廣傳的年代。而當他們接受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機關學習時,這個世界卻正迎向戰爭的路上。這些在日本專門學校或大學獲得高等知識的菁英,他們究竟如何看待統治者日本,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日本社會或文化?   想了解這個時代,必須細心解讀當時的報紙、新雜誌、信件、日記、筆記、檔案等各式各樣的記錄。但不管怎麼說,口述訪問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會受到更直接的衝擊,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感

慨。當然記憶會有錯置之處,會與後來的人生產生錯綜複雜的關聯,但這部分能透過文字資料的對照檢查來克服。總之,口述訪談有其不可取代性。   七十或八十年前的故事,現在如果不聆聽的話,以後可能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因此,我心甘情願地在飯店的大廳、或在某人的家中,屢屢與受訪者花上三、四個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被拉進他們的回憶之中。      人們活著,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生活的臺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記錄這個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對現在與未來日臺間的福祉,會稍稍有些幫助。 第五章 北村兼子與臺灣(摘錄

) 關於北村兼子 北村兼子在1903年11月26生於大阪市北區天滿,27歲時突然早逝,然而她在大正至昭和初期的數年間,活得光彩絢爛。她從《大阪朝日新聞》記者轉換成自由記者,出席國際會議,出版了政治、經濟評論以及隨筆等13本精彩著作,在報紙與雜誌中,留下了為數龐大的作品。  1923至26年,北村就讀關西大學法學部。在學期間,她為了挑釁官僚社會濫用男性特權、「超荒唐」的發言,明知不會被接受,仍去報考法官、檢察官、官員等高等文官任用考試。北村對考試委員會的狹小氣量十分嫌惡,認為他們連「錄用法官這種小禮」,也不給女性。  1925年4月,北村在學時就被《大阪朝日新聞》社會部錄取為記者。此後與男性記者

享同等待遇、在報紙上登場的北村,立刻成為人氣記者。「婦女不對政治感興趣,國家不會興盛」,「若不能在普通民家發現學士、博士,學問就無法普及。」她以豐富的教養為背景展現機智,以敏銳的切入點直指社會矛盾的核心。「在眾議院發生的暴力事件,把國民的腦袋還原至野蠻時代、原始時代」,「難道在家中也使用暴力嗎?」「尚武國家,這是錯誤的出發點,如同綁上獠牙的豬假裝為野豬而被恥笑,文明的精髓是擁有思想而壓制暴力」,這些都是北村的妙語。  為了新聞採訪,北村潛入咖啡廳扮演女給,探求新風俗與世間萬象。她的報導讓讀者為之沸騰,但也開始受到輿論激烈地性別攻擊。北村出版了《怪貞操》,維護職業婦女人權,並錄製同名唱片反擊後,

提交辭呈。北村燙著一頭捲髮,走在時代先端,充滿知性,以輕便洋裝包覆的窈窕身軀裡,滿是卓越的行動力。京大教授瀧川幸辰、有力的政治家鶴見祐輔、武內作平、小泉又次郎、實業家福澤桃介,都是北村的支持者。  從東京到大阪的臥鋪列車,或飯店房間,都是她的書桌。以「女浪人」自稱的她,提著一只黑色行李箱,以日本代表身分參加1928年夏威夷檀香山的泛太平洋婦女會議,以及隔年的萬國婦女參政權柏林大會。她以熟練的英語與德語,活躍於廣大的世界舞臺。從歐洲回國後,北村深信女性三年內能獲得參政權。必須要做好十足的努力,推動立法實現兩性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