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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的誕生：概念史視角下行為語意朝認同語意之轉型

為了解決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13號的問題，作者李屹 這樣論述：

本文採取概念史的研究進路，探討關乎同性情欲的主導語意如何及為何從行為語意轉變為認同語意，期能克服既有同志史研究的三種盲點︰以解嚴（1987）為歷史書寫的「起點」，將同志史化約為同志運動史，只專注處理其後約20年間，平反污名與爭取公民權利的過程；未深究不同語意間的關係，如「同志」、「酷兒」與「怪胎」的意涵差異與其間不對稱的反省關係；僅從法律或精神醫學等單一觀點觀察同性情欲。首先，本文將建構關乎同性情欲的語意場，藉此觀察不同語意的關係及其牽涉的歷史，並區分不同時間性的過程，以捕捉不同速度的歷史變動。本研究發現，就使用頻率與使用方式而言，關乎同性情欲的主導語意歷經所謂的轉型時代（1895∼1925

）後，從行為或行動語意，逐漸朝性科學所生產的身分語意轉變，1970年代中期以後且開始萌生認同語意。其次，本文將從長時段的轉型背景，進一步聚焦於兩個時間較短的過程。其一是「同性戀」被譯介於漢語的歷史時刻，與二戰後到1990年的台灣。其間，各種與「同性戀」銜接的個體性，不但被以心理學式的觀點歸因於心理，更在警察、心理衛生、精神醫學、輔導、泌尿科等領域的運作中，在管制社會的各種措施與個體的相互觀察中成形。儘管異性戀�同性戀的區分建立後，逐漸發展為兩面皆可銜接、開展，但「愛死病」時期（1983∼1990）的社會恐慌導致「同性戀」、「玻璃圈」在語意上與「愛死病」緊密連結，使其時間面向趨於封閉，從而未能在

1990年代成為「同志運動」的主導概念。第二段過程是1970年代以降，至「同志」、「酷兒」、「怪胎」等語意出現的1990年代。本文追溯政治與文學的歷史，說明「同志」語意在這些場的接受狀況，以及「酷兒」與「怪胎」語意的出現脈絡。集中討論這幾個語意之間的關係，還有使用這些語意自我認同的階級條件。「同志」語意的時間面向較「同性戀」語意開放，能夠銜接前者的行動較後者為多，而且，在1990年代，「同志」語意再生產自身的機率較高。於是，人們有可能以之期望性與性別的結構改變，甚至發起「同志運動」。「同志」語意在社會運動中的使用方式，使趨於心理歸因的「同性戀」概念逐漸轉向社會歸因。「酷兒」與「怪胎」這兩個語意

儘管集體動員的成效不如「同志」語意，卻具有反省「同志」語意的使用方式與意義的作用。最後，在考察這三段不同時間性過程的基礎上，本研究得到下述三項綜合觀察的結論。一、不同時代事物的同時性：「同志」語意是1990年代才出現的，在此之前，同性情欲在台灣主要實現為「雙重生活」。二、在政治行動上，不斷自我生產的「性少數」使「同志」語意的複雜度增加，造成自我認同及政治行動的困難。三、我們使用的性概念與其歷史息息相關。拉長時間範圍的二階觀察，將使我們有更高機率企及自由度較現在為高的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