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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媒體時代於刑事訴訟上對具新聞從業人員身分證人調查之研究

為了解決太陽直播盒子版的問題，作者邱能毅 這樣論述：

在民主國家當中，新聞媒體普遍認為是所謂的「第四權」，除了一般的訊息報導外，監督政府、挑戰弊端也是新聞媒體應該進行的事項，因此新聞自由在不少國家的憲法上亦受憲法之保障，如美國、日本及德國，這已是目前的普世價值。然而正因為新聞媒體具有上述特性，讓訊息提供者不論是出於什麼目的將消息透漏給新聞媒體，他們都應當享有不用擔心洩露其身份的保障，才會有意願進一步提供資訊，所以倘若新聞記者能夠貫徹其職業義務對消息來源的保密，才能確保自由資訊的流通。這是除了讓新聞媒體具有「第四權」的實質功用外，也能夠讓表達意見的自由能夠更加完善的發揮。而在這個逐漸走向網路化的現代社會中，新媒體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各種傳統媒體也

紛紛加入新媒體應用的行列當中，然而在以往的傳統媒體年代裡，對於記者保護秘密消息來源的情況並未有任何明文化規定，僅止於「默契」及「尊重」作為依據，因此常陷入是否能夠主張保密而拒絕透漏消息只能淪落到求神問卜的窘境，到了新媒體應用的時代中，現行法規對於新媒體的應用狀況多為見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的迷霧當中，那新媒體記者在拒絕透漏消息來源的情況下，將不會有太大的改善，甚至是有可能面臨更艱困的情況。本文認為，現代媒體記者當今的困境除了法規不完善以外，對於其素質以及定義分界線亦有越來越模糊的趨勢，最初美國在審查時white大法官就基於「倘若給予拒絕證言權，其範圍不單是媒體記者，就連小說家、學術工作者甚至只是

一般人都有可能成為保障的對象」為由而否定了記者拒絕證言權，足以顯見媒體記者在分界上的困難之處。因此本先就傳統媒體記者的特質以及區別標準應如何區分媒體記者進行闡釋，以此來獲得主張拒絕證言權的正當性，再就其案件樣態來決定，讓程序主體裁量是否應該給予其拒絕證言權，最後再依照上述判定標準來決定新媒體記者是否得之拒絕證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