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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現代性和自我意識：中國80年代嚴肅音樂研究

為了解決天籟k歌無法開啟的問題，作者陳怡文 這樣論述：

自從中國進行音樂改革以來，中國的嚴肅音樂至少產生了三波不同的音樂風格，第一波是20世紀初期到50年代中後期的風格，以黃自、馬思聰、丁善德、賀綠汀為代表；第二波是文革時期的「高快硬響風格」；第三波是延續至當代音樂創作的80年代新潮風格。本論文的目標是在社會與文化脈絡中描述中國80年代的嚴肅音樂的現狀，以思考第三波音樂風潮成型之原因。首先，文革結束後中國對內改革國家經濟和邁向現代化，對外則國門大開，接收新的西方知識與觀念。我從「改革開放」中舉出「追尋現代性和自我意識」作為貫串全文的核心概念，將音樂界區分為音樂理論者(包括樂評)與作曲家兩個團體，以這對概念分析他們在音樂界的活動。譬如，音樂評論者在

什麼時候重新發現主體性；急於邁入現代化國家之林的焦慮感如何成為現代音樂再次進入中國的契機。第二步是分析當音樂評論者與作曲家都接受到了「追尋現代性與自我意識覺醒」的作用後，又轉而在音樂界的評論與作曲方面發生了什麼效應。當主體性的概念在作曲家的身上作用越深，他們發展了什麼相應的措施保護作品與作曲家的「自我」以避免政治迫害；當現代音樂逐漸在中國流傳後，作曲家如何結合西方的現代音樂與中國的音樂情境，並且在什麼因素的推波助瀾下新潮音樂成了中國嚴肅音樂的新一代經典，而現代音樂風格則漸漸成為中國當代音樂的主流；音樂評論者發現主體性後他們如何看待中國既有的文藝評論並對之做出新的評價，以及音樂評論者和作曲家雙方

對音樂的理解之差異何在。 上述分析必須參照中國80年代的社會與文化脈動以求更清楚觀測嚴肅音樂界的各項變化，故本論文另製作了年表以供參考。在與年表相互配合之下將會看到，文藝各界與政治界是「相互影響」並「相互制衡」的關係。主體性的問題不只發生在音樂界，也以不同的方式與面貌出現並帶給文學界、美術界不同程度的衝擊，主體性的討論卻必須歸功於一個特定的政治事件與哲學界的聯合討論，但卻在80年代反過來吞噬了政治界而導致1989年的64學運。這股急於邁入現代國家之列的焦慮感之所以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共感」同樣來源於一個直接的政策與政治口號，統治當局卻沒預料到這個急於邁入現代化國家之林的願望也成為諸文藝界引

入新觀念、新理論的動力，進而成為批判統治者與各種意識形態的武器。最後，我借布迪厄「場域」概念說明音樂理論/批評工作者與作曲家都在嚴肅音樂場域的範圍內進行他們的創作與批評活動，並且在活動的過程中不間斷地型塑此場域。接著，再把此時期的嚴肅音樂創作擴大為當代世界音樂場域內的參與者，即分析當中國的音樂場域被放置在一個更大的「現當代世界音樂場域」中，作曲家與音樂批評者如何建立中國80年代嚴肅音樂作品在世界音樂範疇中的地位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