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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陶儀芬所指導 張珈健的 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台灣金融自由化的歷史制度分析 （2008），提出台企銀官股比例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國家自主性的雙重面貌、金融改革、網絡化金融統御、組織一致、派系制衡、獨立、自律.。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吳若予所指導 陳彥甫的 威權轉型後台灣公營銀行之政治經濟分析 （2007），提出因為有 公營銀行、執政黨化、政商關係、政治經濟分析的重點而找出了 台企銀官股比例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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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台企銀官股比例，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台灣金融自由化的歷史制度分析

為了解決台企銀官股比例的問題，作者張珈健 這樣論述：

本研究嘗試建立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的因果關係，並找出影響官僚自主性的制度性因素，藉此對台灣金融自由化所面臨之危機提出整體一貫的解釋。官僚體系經常必須解決自主性過強或太弱導致的危機，亦即「國家自主性的雙重面貌」，於是政經行為者如何處理官僚自主性內在矛盾將直接影響金融改革表現。追求官僚體系內部團結會降低金改政策執行的制衡力量，增加官僚獨斷濫權的風險；強化官僚體系內部制衡時，則相對減少官僚推動金改時面臨外來干預的抗衡力量，提高政策被滲透或扭曲的可能性。1949年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疏離於本土社會，迅速國有化金融體系輔以專制暴力隔絕外在的尋租壓力；另方面則將分屬不同派系的黨籍官僚混編至重要金融及行庫

要職，藉由派系相互監視的機制避免官僚濫權。這種利用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派系關係、外來政權特性所構建的金融治理網絡，亦即「網絡化金融統御」，兼顧官僚體系的組織一致與內部制衡，於焉確保金融官僚既獨立又自律的統理金融改革。隨著冷戰終結、威權轉型，國民黨政府內的主要統治派系在權力繼承鬥爭時，基於政權維繫而選擇鞏固網絡化金融統御的團結，以中常會/黨管會為樞紐凝聚黨、政、商三系一體主導19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組織一致的黨籍金融官僚指揮金改時高度獨立自主，卻無可避免的籠罩於黨國濫權陰霾。拜國民黨內部分裂而在2000年猝然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缺乏駕馭官僚體制的經驗於是廣泛結盟外部政、商、學界力量，雖然意外的重現網

絡化金融統御之派系制衡，卻沒有及時演化弭平政策衝突的機制。內部分歧的金融官僚在改革過程經常面臨政令不一致，因而傾向自我約束甚至放棄管理市場秩序，讓金融自由化不可或缺的再管制付之闕如，也就使兩次金改受迫於各方勢力的扭曲與滲透。

威權轉型後台灣公營銀行之政治經濟分析

為了解決台企銀官股比例的問題，作者陳彥甫 這樣論述：

過去台灣的公營事業，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成了政黨利用來汲取國家政治經濟資源的工具。隨著民主化的發展，台灣的國營事業被要求檢討與釋放，因而開啟了一連串的民營化改革。然而在移轉民營的過程中，卻不斷的聽聞公營事業被「綠化」或是被利用來拉攏財團的情形，而國營機構的人事異動，也一直都給人「綠化」的聯想。國營事業掌握龐大的政治經濟資源，執政者很自然的會有將他納入控制範圍的想法。從世俗眼光來看，權力離不開金錢，台灣涵蓋了13種產業的公營事業中，與金錢最有關係，握有最多經濟資源的就屬公營銀行。公營銀行除了具有汲取性與分配性功能以外，其公營身份具有的政治特性與銀行具有的經濟特性，皆會伴隨國家政經結構的轉變而變化

。因此本文嘗試以歷史脈絡下的政治經濟分析，全盤討論在威權體制下、威權轉型階段、以及政黨輪替後，公營銀行政治經濟角色的變遷。本文在第參、肆章的部分從歷史脈絡下針對兩個主軸來進行分析，一是政治結構轉變影響行為者職位權力的政治分析；另一是從公營銀行具有的經濟功能進行的經濟分析，再觀察兩者因銀行的「公營」身份而產生的互動關連。從過程中可以發現，因政治經濟結構的轉型，連帶影響政治經濟行為者們的結構性地位，而產生不同的互動關係；在公營銀行民營化之前，執政者以其對職位權力的掌控，掌握公營銀行的政治經濟資源，並利用以維繫自身的執政優勢；而民營化政策的出現到執行過程，則顯示了執政者對公股銀行資源的掌控，仍持續以

其他方式存在，例如民營化過程的資源分配、再管制(re-regulation)制度的建立等。執政者以此與涉入其中的行為者們互動，進而建立其政治經濟利益結構，但是執政者對權力以及公營銀行所具有之政治經濟功能的利用方式，則因其各自的稟賦，而有不同的運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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