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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永續發展的指標建構與因應策略

為了解決台中高鐵特區招商的問題，作者張嘉郡 這樣論述：

本研究目的希冀發掘雲林縣的永續發展優劣勢、機遇與挑戰。惟為達成此目的，須先建構含括雲林縣在內臺灣22個縣市的永續發展競爭力指標（SDCI），進而量化評估雲林縣的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最終徵詢與匯整專家學者的寶貴意見，提出雲林縣永續發展的因應策略。本研究發現主要有四：一是永續發展與城市競爭力評估指標，逐步走向整合。特別是，《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的問世，更證實建構永續發展競爭力指標（SDCI）的必要性，此亦凸顯本研究切合國際趨勢。惟各城市攫取VLR的評估指標不盡相同，削減跨縣市的可比較性，且上述指標體系都沒有匯整成單一指標，且不利直觀檢視。二是利用主成分分析（PCA），建構

臺灣22個縣市永續發展競爭力指標（SDCI），含括10大構面77個細項指標。PCA是一種統計技術，客觀賦予各細項指標權重，且透過多個穩健性測試──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多變量配對組T檢定（Hotelling's T2）、Kaiser-Meyer-Olkin（KMO）取樣適切性統計量、Bartlett球形檢驗，以及建構效度，並援引Chen and Woo (2010)與Tung, Wang and Yeh (2012)進行調校。實證結果顯示，2019年雲林縣城市永續發展競爭力指標位居全國第14名，居全臺灣中間區段。其中,環境競爭力指標位居全國第八，是拉動整體排名最關鍵的因素。治

理、經濟、教育與科技，以及文化競爭力表現持平，皆居全國第12名。雲林縣治安與基礎建設競爭力成績相對遜色，分別為全國第15名與16名。至於人口、健康與醫療，以及社會福利更有待大力推動,皆屈居全國第19名。準此,不難理解，雲林縣於2021年9月17日召開地方自願視論壇，首波便鎖定「大健康產業」，此凸顯實證結果饒富政策意涵。從時間趨勢來看，雲林縣城市永續發展競爭力指標，由2010年24.0分逐步攀升到2019年的27.9分。2019年雲林縣城市永續發展競爭力指標，位居全國第14名，與《天下雜誌》及《天下雜誌》的排名相近（13名）。換言之，本研究建構的SDCI足以反應現實，且操作方法更具便捷性、低成本

，或可作為全臺VLR的基礎框架。此為第三個研究發現。第四，匯整雲林縣各局處的訪談結果，當前雲林縣政府的永續發展競爭力措施，主要有三：招商引資且瞄準綠能、健康與文化產業。惟根據最終權重（final weught）可知，環境、文化、健康與醫療，最終權重分別為0.040、0.008與0.035，三者合計0.083；反之，基礎建設、政府治理與經濟的最終權重分別為0.132、0.387與0.152。換言之，雲林縣若考量後者，SDCI將可獲得更大程度的躍升。據此，本研究建議，雲林縣政府成立雲林高鐵經濟特區。其經濟意涵有三：一是給予提供生產要素瓶頸產業與新與產業發展稅賦抵免與優惠，從而吸引廠商入駐。二是開闢

高教專區，以一定年限免租金提供國內外大學在此地設立分校、分院或產學合作中心。三是賦予更多財政、人事與主計權力，規劃雲林高鐵站與臺鐵之間的捷運，增進青年赴雲林工作的意願。此外，雲林縣政府各局處的訪談結果指出，雲林縣城市永續發展競爭力提升關鍵在於人口規模。人口規模直接影響經濟成長動能與自籌財源。故雲林永續發展競爭力的提升，尚可結合地方創生。其中，地方創生後續增進舉措有三：一是擴大引才範圍，放諸國際並廣納多元對象。二是加強與大學產學合作，並透過在地工協會協助宣導。三是建立城市品牌，聚焦雲林縣的慢活生活。永續經營的政策建議有四：一協助當地永續經營,特別是系統配套，避免吸引人潮，却無助於在地消費。二協助

廠商尋找供應鏈，提高在陸臺商設廠雲林的誘因。三是連接在地金融與產業，活用當地資金於產業升級與轉型。四是以人工智慧(AI)克服人口外流問題，進而吸引年輕人返鄉工作。最後，綠能低碳的政策建議有四：一是從使用或碳排放的角度切入，釐清各縣市的責任；惟這有賴中央政府的統籌。二是相對的產業轉型，特别是雲林的綠能產業園區，避免碳交易稅壓垮廠商營運。三是思考臺灣整體能源戰略，或建立滾動式討機制――未來再生能源的科技提升後再排除核電。四是綠能低碳仍須因地制宜。

發展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化交織的區域交通基礎設施－以台灣高鐵建設與開發為例

為了解決台中高鐵特區招商的問題，作者蕭力偉 這樣論述：

本研究從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切入，探討政府為因應政治經濟需求與國家財政蹇促情形下，區域交通基礎設施由公轉私，及結合周邊土地開發追求不動產利益的過程，成為左右臺灣空間發展的特殊經驗，從台灣高鐵的建設與開發過程，政策的形成與建設上涉及多方權力與利益，沿線土地使用與都市發展變遷，使高鐵車站特定區成為權力操作、發展治理，及資本流動的節點，更展現特殊面貌，各種結構性政策與能動性要素間的共構與互相滲透，使得區域發展變遷更趨複雜，也引發政策結構再生產，高鐵車站特定區成為區域發展的重要焦點，而本研究主要瞭解特定區從規劃、定位道開發的過程，以突顯國家引領都市發展的脈絡，並討論不同行動者的行動邏輯與互動關係如

何影響區域發展，藉由分析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的具體實踐，而歸結出鑲嵌於國家脈絡下的區域開發與治理模式及對地區之社會結構轉變的因應與調適。本研究目的有三，包含：(1)探究國家啟動基礎建設的思維與推動高鐵建設計畫的相關作為；(2)分析地方尺度下高鐵車站特定區的發展情形與問題；(3)以桃園、苗栗案例分析、瞭解在差異的權力、資源、機制施為中，高鐵特區發展面臨的問題與差異。方法上，本研究以結構化理論作為主要的論述方式，同時藉由相關的政策資料、文獻、新聞報導、田野調查與深入訪談等方法，做為鋪陳臺灣高鐵建設計畫的歷程與結合土地開發、及區域發展的論述，以提供本研究取徑。研究結果呈現，政府的治理策略並不完全呈現國

家退位及新自由主義蔚為主流，而是「以發展型國家為主，新自由主義為輔」與「以新自由主義為主，發展型國家為輔」的兩種策略，交織操縱著政經與空間的發展與變遷，區域成為結構化場景所在，特定區成為資本利益競逐的場域，相互模仿、複製發展模式，並隱含著多變、短期逐利、假性需求與投機的空間競逐與高風險環境；在空間發展引導與治理的意涵上呈現出：(1)以新自由主義推動臺灣民營化公共建設產生沉沒危機、(2)公共建設結合土地開發制度政治經濟操作下的沉重代價，以及(3)臺灣西部走廊空間發展的複製與競奪等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