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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談杜拉斯：懸而未決的激情

為了解決口若懸河相似詞的問題，作者（意）莉奧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 這樣論述：

本書是意大利女記者莉奧波狄娜對法國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採訪錄。訪談全面貫穿了杜拉斯的童年生涯、少年成長、巴黎歲月直至後來的創作生涯，並從電影、戲劇、藝術、法國新小說派等角度全面解讀杜拉斯的百變容顏，將杜拉斯未能直接表現在作品中的個人心路與情感思考呈現在一問一答之中。同時，杜拉斯還以身為作家、導演和編劇的多重身份，同狄娜一起探討了文學、電影和戲劇和兩性關係等話題，並對二十世紀法國文壇上的數位文學大家如薩特、加繆等進行了獨特而趣味盎然的點評。 瑪格麗特·杜拉斯，二十世紀法國最有影響、具有魅力和個性的女作家，在戲劇和電影藝術上同樣風格獨具、成績卓著。杜拉斯一九一四年出生

於法屬印度支那，十九歲回到法國，殖民地生活經歷成為她生命的底片與創作的源泉。以此為背景創作的小說《情人》奪得了法國最高文學獎龔古爾獎，為她贏得全世界的讀者，使她躋身於二十世紀經典文學作家之列。杜拉斯的一生“充滿了事故、斷裂、突然的狂熱和過眼的狂怒”，也充滿了傳奇。寫作與愛情是她一生的關鍵詞，七十多部作品、近二十部電影、數段獨特的愛情……她以書寫和傳奇人生為自己樹碑立傳，成為一個難以定義的女人、不可複製作家。 法文版譯序 前 言 懸而未決的激情 童 年 巴黎歲月 寫作歷程 文本分析 文 學 評 論 人物群像 電 影 戲 劇 激 情 女

人 地 方 法文版譯序 十五多年前，我讀到安哲羅•；莫里諾有關瑪格麗特•；杜拉斯的隨筆，才知道有這番從未在法國發表過的訪談。莫里諾在書中大量引述了該次訪談的內容，使得我立刻覺得，這次訪談中有許多元素是法國出版過的好幾本杜拉斯訪談錄中所未能過多涉足過的領域。由于莉奧波迪娜是意大利人，她選定的訪談範圍本身、她的堅持、她所提出的題目順序，以及她結構縝密的思維，都使得訪談不流於對杜拉斯大獻殷勤和迴避問題。而這些正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在大部分已出版的杜拉斯訪談錄中所注意到的缺失。在這些訪談錄中，訪談者經常都被專制的受訪者牽著鼻子走，也即為“那個杜拉斯”，從而使得談話中會呈現出一種杜拉斯所有仰

慕者、仿效者和譯碼者熟知、歪曲或慣於操作的編碼語言。還有就是，這些訪談尤其容易大大離題，思緒中斷，乃至於有時候對話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邊緣。總之，對話總會一再偏離重點，變得含糊不清。 至於莫里諾的《中國男人和瑪格麗特》，則是一本探究《情人》成因的書。從《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到《揚•；安德烈亞》，從杜拉斯所有作品中四處可見的自傳性元素，到大大拓展了杜拉斯讀者群的《情人》帶來的所謂新元素，這本書都做了細膩比較。關於取代《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中“Jo先生”的這位“中國情人”黃水梨，杜拉斯在這麼久之後才藉由《情人》一書“揭開”其情人身份，莫里諾也對此產生了質疑。通過對比杜拉斯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

《情人》和《中國北方的情人》3中對相同事件的三種版本描述，莫里諾特別指出兄弟數目有出入，而且他尤其重點嘗試去解釋杜拉斯對“真相”隱瞞那麼久的原因，莫里諾發展出《情人》其實是在敘述杜拉斯母親瑪麗•；勒格朗生命中一段插曲的這種想法，她有可能跟某個越南人或中國人背著亨利•；多納迪厄（即她的丈夫）搞外遇。杜拉斯和她弟弟保羅，就是這個情人的孩子（《中國北方的情人》中有許多對情人、對小女孩和她弟弟膚色的類似隱喻）。至於哥哥皮耶，則成了多納迪厄唯獨親生的兒子。米歇爾•；圖尼埃在《慶祝》中也再度提及《情人》一書描繪的其實是母親而非女兒的這種說法。這種說法幾乎可以服眾……就外表上，根據杜拉斯公之於世的照片看來，

她跟多納迪厄之間，毫無相似之處。然而事實上，瑪格麗特的眼神、她眼睛的形狀確實來自她父親多納迪厄，他就是有著這麼一對眼睛。一九九八年六月，此時杜拉斯已經過世了，丹妮爾•；勞林在《閱讀》雜誌中發表了一篇記事，敘述她跟杜拉斯在沙瀝的老同學李女士的會面。李女士證明瑪格麗特和黃水梨的確曾經私奔，並證實一九五二年的時候，杜拉斯返法二十年後，黃水梨大嫂轉交給她好幾把從巴黎寄來的梳子，意味著這位作家依然跟她的中國情人（最起碼跟他的家人）有往來。如今，中國情人的父親在沙瀝的房子成了“情人博物館”，儘管杜拉斯壓根兒連一步也沒踏進去過。觀光客可到此一遊，還可在此住宿。 杜拉斯並不吝於接受訪談，她好幾次的重要訪談

，也都出了書，與米歇爾•；波爾特的《卡車》、與塞爾日•；達內的《綠眼睛》、與熱羅姆•；博儒爾的《物質生活》、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杜班街郵局》，並且她在創作過程中，陸陸續續接受過許多平面媒體或電台、電視台訪談。與本書作者莉奧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採取的對話方式所不同的是，法文訪談往往都以緊盯著某本特定的書為主，要不就是跟杜拉斯談她的生活、作家生涯。其實很明顯，莉奧波迪娜是以馬蒂厄•；加利及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訪談錄《睜開雙眼》為範本，她在提問中也曾數度提及這本訪談實錄。 出版這部作品的塔塔茹卡出版社已經停止發行，連找到一本樣書都不可能，直到我遇見安娜莉薩•；貝爾朵尼，才總算有

了點眉目。她在利摩日大學教學，同時也是意大利發言人出版社的媒體顧問。我趁委託阿德里安娜•；阿斯蒂代理出版的小書《回憶與遺忘》上市的機會（這本書就是由發言人出版社發行的），才跟貝爾朵尼提到這本已然消失了的傳說中的訪談錄。而由於她的論文便是以杜拉斯作品為主題，所以保留了一本。 通過意大利出版界的朋友幫忙調查，我找到德拉•；托雷家族的踪跡，在波隆那市。然後終於取得她在盧卡市的私人聯絡方式。 將原本就是法國作家說的話從意大利文再翻譯回法文，當然會有改變原表達方式的危險。我盡量試著重現杜拉斯的語氣——她的法國讀者所熟悉的腔調。我認為加上詳細的註釋幫助甚大，校正更見必要。 沒有貝爾朵尼，法國讀

者就看不到這本書，在此特向她致上謝忱。 勒內•；德•；塞卡迪   前 言 一九八七年，《烏髮碧眼》意大利文譯本剛發行不久，我第一次見到瑪格麗特•；杜拉斯。 幫《新聞報》約定該次訪問並不容易。 從一開始，為了說服杜拉斯接受訪問，就再三打電話給她，交涉甚久。她似乎為疲累所苦，意興闌珊，託辭感冒，又埋怨工作不堪負荷（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她正因編寫電影《情人》的劇本而忙得不可開交），老是躲我。直到有一天下午，我跟她提起英格•；費爾特內利是我的好朋友。她半晌不吭聲，才終於回一句“叫她馬上打電話給我”。我打給英格，求她立即跟杜拉斯聯絡。半小時後，我就跟杜拉斯約好了，真不可思議。 我

到了聖勃諾瓦街，稍微早了點。三樓樓梯間狹窄，照明又差。我按了門鈴，等了好幾分鐘，門後才終於傳來了一個男人的聲音（我立刻就想到是揚•；安德烈亞，跟杜拉斯共同生活了九年的那個男人），他讓我去樓下咖啡廳喝杯咖啡，半小時後再上來。我聽到杜拉斯的聲音從公寓里傳來，稱她忘了約好要接受采訪這回事。 就在此時，我發現她背對著我，瘦小，非常瘦小，連動都沒動，只是坐著，在她滿是灰塵的房裡，身邊塞滿了紙張和雜物，手肘撐在書桌上。 我跟她說些什麼，她毫不在意，只是靜靜地盯著我。隨後她開口說話，盡可能小心翼翼——聲調高低起伏、抑揚頓挫——她深知如何善加利用自己無與倫比的音色。有時會停下來，面露不快，確認我寫在筆

記本上的細節。只要電話鈴一響起，她就會拉住我的手，握著不放，讓我別想記下她講電話時的任何一句話。 我待在她家的這段時間裡（三個鐘頭，搞不好更久），她不斷從抽屜裡拿出大顆薄荷糖來吃，訪談結束時，才終於給了我一粒。 訪問終了，她甚至還同意拍照。她身著慣穿的“M. D.制服”——喇叭短裙，高領毛衣，黑背心，厚底鞋——緩緩轉過身來，擺著姿勢。她不信任鏡頭，隨時都會檢查自己的藍眼睛是否入鏡，還有手指上戴著的那幾隻沉甸甸的名貴戒指。 我告辭的時候請教她可否再度登門拜訪。 “隨你怎樣，只不過我沒什麼時間。” 我彎下身子跟她說再見，她親了親我的臉頰。 夏天過後，我一回到巴黎就打電話給她。我

告訴她，我從意大利帶了一大塊帕瑪森奶酪給她。當時正值中午時分，杜拉斯剛起床。 “正好，我家甚麼都沒得吃。”她回道。 她建議我幾分鐘內就到她家。不過這次也不是她親自來開門。至於靦腆害羞又無微不至的揚，則僅限於接過我手中提的那袋大包裹，隨即再度賞我吃了閉門羹。 我了解到不該死纏不休，於是就這麼又過了幾天。 之後，就是漫長午後的閒聊和談話，時間一久（或許不可避免的），兩個女人間便建立起相知相惜的默契。 她用詞簡練，使得我們的談話隨時會不斷重組與排列，有時還會因此前言搭不上後語。 我們間斷又再重來，談了一個又一個鐘頭，無窮無盡。 直到杜拉斯以她那副她說了算的口氣對我說：“現在夠

了！” 而，彷彿早就在等候信號的揚，則會從另一個房間走過來，一如往常，邊提議要陪她出去，邊悉心幫她穿上玫紅大衣。 杜拉斯邊說話邊走出門，接著便一直捋著臉上的皮膚，蒼白又阡陌縱橫，而那副從年輕時她就戴著的男式眼鏡，也摘了又戴，戴了又摘。 我聆聽她回憶、反思，渾然忘我，一點一點拋去她那與生俱來的戒心。她虛榮、固執、口若懸河、強勢而又自我。然而，某些時刻裡，她又顯得溫柔而奔放、羞怯、強忍笑意或放聲大笑。基於某種無法抗拒的、貪婪的、近乎孩子氣的好奇心，她好似突然活了過來。 我還記得我們最後一次見面。電視放在客廳較遠處，無時無刻不開著，杜拉斯的臉看似疲憊，好像在幾天內就腫脹了不少。

她想知道我的一切。她再也按捺不住，非問不可：要我跟她談談我的生活、我的情人們，要不就是像她對她自己做的那樣，要我說說我的母親，全盤托出。 “我們一生中所遇到的人裡面，我相信母親絕對是最怪異、最難以預料、最難以捉摸的那位。”她對我說，帶著一抹已然遠去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