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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理性的建構與重構：新竹「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的運動軌跡

為了解決八哥鳥籠的問題，作者陳震遠 這樣論述：

2017年，新竹市的一群「媽媽」在瞭解頭前溪沿岸污染狀況後，基於對飲用水水源的關懷，成立了「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展開了要求「喝好水」的社會運動。與許多公害防治運動不同的是，這群行動者並沒有積極的論述連結污染與疾病的「病因敘事」。如果說在公害防治運動中，行動者積極以科學化的論述，說明污染與損害之間的關係，並在科學論述的效力上與官方專家搏鬥，是國家制度與公民社會皆受到科學主義影響的結果。那麼為什麼這場運動沒有積極發展病因敘事？在病因敘事缺席下，行動者如何理解、建構運動推展的正當性？Beck(1992)提出在反思的現代性中，人們通過對科學技術造成負面後果的反思，會產生相對於「科學理性」的「社

會理性」。但正如Beck自己說的，科學與經濟、利益與倫理等不同的領域相交織。因此，社會理性的建構過程，自然也不只要與科學理性對話。而在本文研究的案例中，病因敘事的缺席，讓社會理性受不同結構因素與政治機會影響下，反思性湧現的動態過程，變得更加清晰。　　「媽媽」們對政治的應然存在一種「執事政治」的想像，即認為政府是人民的「執事」，即便不能證明水污染造成了確切的疾病，政府還是應該「積極任事」對科學技術所不能管控的潛在風險進行排除。在政治實然的層面，「媽媽」們認為政府雖存在許多問題，但至少還是民意（選票）可以影響的。因此，政治動員成為運動最重要的主軸。不管在體制內外的對話過程中，「媽媽」們都必須與科學

主義、新自由主義、技術官僚體制與對女性的偏見等結構力量對話。但在與官方代表進行協商的過程中，這些結構力量卻更深化也更建制化。「媽媽」們因而希望通過爭取民眾的授權，建構自身作為民意代言人的政治信譽。但即使是在與民眾互動的過程中，「媽媽」們也需要比男性更努力建構「做足功課」、「理性」的形象，也在對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與價值的關照下，產生「議題純化」的傾向。　　在這些互動過程中，「媽媽」們在不同結構壓力的影響下，試圖抓住特定的政治機會，期待突破政府以科學與法規構築的「正當性圍籬」。隨著運動的推展，「媽媽」們不斷在建構運動正當性的過程中，對認知、策略、價值三個層面做出調整。行動者不斷扣問「我們要過什麼

樣的生活？」、「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什麼？」、「我們要如何達到目標？」這組三重命題的過程，就是社會理性建構與重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