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日本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各種有用的問答集和懶人包

福爾摩沙與扶桑的邂逅：日治時期台日文學與戲劇流變

為了解決內地日本的問題，作者吳佩珍 這樣論述：

　　本書重新省視台灣、日本乃至東亞區域之間「越境」的歷史、文學、戲劇現象，其中如何呈現移植、抵抗、消長、互補與易位的諸多面向。構成為三部八章，第一部主要以「敗者史觀」重新檢視參與「乙未戰役」而渡台的「敗者」集團，以及之後承襲「敗者」系譜的渡台日人其殖民事業與文業。第二部透過「戲劇現象」觀察日本帝國境內乃至東亞的人流與政治脈動共振下，如何產生錯綜複雜的網絡。我們看見日本戲劇的近代化透過「演劇改良運動」帶動戲劇改革，與日本帝國擴張的時程與日俱進，「新領土」台灣也成為展演帝國欲望的新舞台。第三部主要探討活躍於日本「內地」的台灣混血詩人饒正太郎與在台日人作家坂口䙥子的「易／異地書寫」。台、日重層與

流動的歷史、戲劇與文學現象，有時強化，也有時顛覆二地的「政治力學」關係，甚至在東亞區域遊走，尋求連帶，企圖游離於「帝國霸權」之外。福爾摩沙與日本在歷史、戲劇與文學領域的「邂逅」與拾遺，是本書希望能從被禁錮於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樊籠中解放出來的一些斷片。唯有被解放，才能被看見。

內地日本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戰時下在台二世代日本作家之身分認同 ―新垣宏一的〈流散〉―

為了解決內地日本的問題，作者石川隆男 這樣論述：

中文摘要 戰時下在台二世代日本作家之身分認同 ― 新垣宏一的〈流散〉― 長久以來在台日本文學研究多是以日本文壇為中心的探討模式，本論文援用〈流散〉的概念重新解讀反映當時作家生活樣貌的作品。鎖定此探討對象的理由是，在台二世代作家出生於殖民地、欠缺日本社會生活經驗，因此所

呈現之身分認同用西方社會所稱之〈流散〉概念是無法徹底詮釋的。迄今為止，此類作品之研究皆以日本文壇為中心之視角進行，幾乎不見對作家宿命般的人生與作品關係進行研究。因此，本論文鎖定1930年代至40年前半期活躍於台灣日本文壇的在台二世代作家，傾聽作家心聲、考究此類作品的真正意涵。特別針對具代表性的在台二世代作家新垣宏一作深入探討。 本論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探究在台二世代作家移居外地的身分定位、與西方社會〈流散〉概念的重疊處及迥異處，並詮釋這類從東洋到東洋〈流散〉的特質。第二部分則具體地探討第一部分闡述的〈雙重束縛〉之宿命如何影響作品之創作? 論證相對於放眼故鄉祖國的內地作家，在台二世

代作家則視生長之外地為故鄉，對第二故鄉產生強烈的鄉土情誼的經緯與內涵。 第一部分略述如下:長久以來即存在的〈流散〉概念，至二〇世紀後半始被學者作為學術概念討論。駒井洋認為，最近此概念在日本也經常被提及，但尚未形成明確之共識；上野俊哉也認為在日本應該將此一概念作明確的定義，必須和移動或逃亡所要表達的語言與概念有所區隔。兩人都對日本〈流散〉概念尚未有共識之現況提出警訊。 對〈流散〉概念無法明確掌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其一是，由於長期以來西洋歷史學、宗教學上，常會以〈被害者〉概念 (基督教歷史性用語〈被害者流散〉)作為前提，以至於移民=弱者的想法根深蒂固。另一原因則是由丸山真男所指出，

可歸咎於缺乏國民國家概念 (語言《國語》‧民族《國民》‧移民地《國土》是自明治時代才出現的概念)的日本傳統思想。 然而，原本正面定義的〈積極流散〉逐漸受到矚目，著名的戴艾可、羅賓．柯恩、詹姆斯．克里夫、凱倫．卡普蘭、上野俊哉等五人的解釋，也都圍繞著移民地自我認同的議題。 以此角度來看日治時期，從〈內地〉到外地的移民，實際上是指從東方到東方的亞洲〈流散〉。作為亞洲〈流散〉地的台灣殖民地，其實受到上述日本傳統的〈非政治性．非社會性〉的習俗影響頗深。基此，作為外地的台灣也舉辨了由〈內地〉延伸的文藝活動，而在台日本人被當成外地人看待的現象也蔓延一時。結果，如同西田勝所言，當時的作家受到〈非政

治性．非社會性〉的洗禮，「即使自由受到壓迫，也不與其抗衡，漸而蔚為風氣」。因此，在台二世代日本作家事實上是受到〈雙重束縛〉的洗禮，即使民族身份、語言與內地無異，僅因身處 〈國土〉不同，致使那些作家身分曖昧，始終夾在內地日本人與本島人之間，由此而浮現出政府「剝奪個人歷史的權利」的問題。　 論文的第二部，主要以在台二世代作家新垣宏一三部作品作為探討文本。在進入新垣宏一的探討前，先對當時擁有最多讀者群的文藝雜誌『文藝台灣』作一概括論述，藉此了解當時台灣文壇所呈現的多層面相。　 新垣宏一部分，首先以『城門』（『文藝臺灣』第三巻第四號、1942年1月）這部作品為探討文本。該作品為書信體獨白小說。此處

所指的城門，意味著分離與結合，透過此問題之探討，新垣宏一的故鄉台灣與本籍地祖國兩者間 的〈內外〉關係浮現檯面。 先行研究之一，針對「文本中冷靜觀察台灣人、台灣社會狀況」的主角、或是東京畢業旅行回程船上變得憂鬱的主角之粗暴言論作分析，指出：老師的耐心指導，加深了主角對於強化皇民化的認識。然而，在以公務員為主軸的見解中，未見作家個人的〈原親身體驗〉。對〈他〉而言，以〈海洋〉為邊界所產生的二世代對內地特有的妄想、喪失祖國的沉重壓力是無法忘懷的。由此結果，作家真正想表達的三點問題可以歸納如下:　・並非要透過劉金葉，來指摘皇民化教育的不完全。　・透過祖父的火葬問題，彰顯被支配者的團結與不屈的精神。　・

新垣宏一透過對「二世代文學」表現出堅定的信念，對當時的文壇提出了異議。 　作為主角的中心人物劉金葉，事實上就是老師＝作家本身的代言人。這其實是利用了被支配者，讓弱勢女性、皇民化的優等生以及包含作者本身等弱勢者發聲的巧妙手法。 　〈海〉＝日本帝國，結合＝日本民族，分離＝内地與外地，循此關係解讀文本，可以發現在台二世代的處境與作中人物老師立場完全吻合。 　 其次探討的作品為『訂盟』（『文藝臺灣』第五巻第三號、1942年12月），先行研究中，多半專注於外地台灣的結婚制度的探討，然而，此作品的特色是點出本島年輕人的人生觀，並因此從中可以感受到二世代作家身分認同的搖擺。換言之，從這部作品可以

窺見作家開悟的過程。　・多數年輕人崇尚自由，自我中心意識提升，追求功名利祿，遠赴內地學習醫學‧藥學。　・不耽於追求自我主義的年輕人、以民族問題為念，在大學專攻法律的主人翁林文金。　・原本從未想過到內地留學的女學生黃氏淑，在北白川宮親王瘧疾去世後，打破支配被支 　配的階級意識，為提升台灣醫療水準，決心赴內地醫學專門學校留學。起初永井老師支持主人翁林文金的想法，對前往自我中心意識強烈的內地習醫一事持反對態度，但在看過赴內地醫專留學的學生黃氏淑的信函後，受她的誠意感動而改變心意。永井老師重新思考長久以來的內地‧外地二擇一的消極想法，人生態度變得較為積極。這意味著創作中，作者新垣宏一跨越了敘事者老師

，以自己的語言親自道出自己的思想。也大大影響了自己日後的人生觀。　 　 最後探討的作品為『砂塵』（『文藝臺灣』終刊號1944年1月），此作以外地台灣的古都台南為故事舞台，前半部三分之一對台灣景色讚賞有加，其次引用佐藤春夫的『女誡扇綺譚』，講述台南的〈台灣鄉土〉以及〈異國情調〉；後半部以學生的賣身問題為主題，同時也對台灣女子教育的皇民化政策提出質疑。先行研究幾乎都以當時統治期的皇民化、文壇、戰爭問題為主題，對文本進行分析解讀，並不見有關於作家自我認同視角的相關研究，換言之，出生故鄉被大多數學者視為外來、暫時的生存場所。塚本照和也指出:「的確當時所謂的近代是以台灣人的抵抗意識為基礎的」，在台二

世代作家即生存於那種氛圍的時代中。筆者認為在二世代的內心深處，經常會有無法安身立命的不安感。基此，本論文以作家的人性面為切入點，分析探討其搖擺不定的身分認同。　 日治期間台灣的在台二世代、三世代被夾在外地和〈內地〉的對立關係之間，在〈內地〉人與二世代／二世代和外地人的雙重困境下，度過其一生。在新垣宏一的『砂塵』中，也可以感受到作中人物所透露的心懷內地卻仍被拒絕在外，而在外地卻又不被認同為宗主國的雙重困惑，而在文本字裡行間，仍可以察覺到有其更深層的含意。在上述的雙重困境下，新垣宏一並非如許多其他作家作品中所描繪的，力圖對當時國家政治暴力、或帝國主義表達出對抗的姿態，而是超越了那些層次，試圖對近

代化本身表達抗衡態度。 　 以上論證，得以〈鄉土情懷〉一言以蔽之。這種「日本統治時期日本作家的特殊環境」恐怕只限用於移民二世代身上，因為一世代的人祖國日本為其故鄉，因此仍然可以深深感受到「在祖國中有屬於自己的故鄉」。而二世代因生長於外地，外地就是故鄉，事實上「自己的祖國中並無故鄉的存在」，認為祖國不過是虛妄的存在，反而對外地的故鄉抱有強烈的〈鄉土情懷〉。 新垣宏一也曾表示：「我的作品『城門』『訂盟』『砂塵』中的台灣風景，不單純是以皇民化為主題，而是表達了成長後的二世代日本人在台灣化過程中，精神方面所產生的變化」，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那些二世代日本人的靈魂之中仍有對民族祖國的憧憬，那是發自內心深處

自然的湧現。而在本論述中可以明確感受到新垣宏一最後選擇了生長的台灣作為其故鄉，可惜其所壞抱的以在台二世代為主的台灣文壇架構的理想，終究不被當時社會所接受，沉寂消失，也讓他不得不向命運低頭。新垣宏一認為身分認同並非取決於〈民族的血緣〉，最後還是應該取決於〈記憶的場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沉浸於台灣生活的幼年時期的思鄉記憶，而是試圖重新邁向嶄新人生所選擇的〈記憶的場域〉=台灣，確信在此土地上能展現未來志向，而對之充滿著〈鄉土情懷〉。 　 此種際遇在同樣被歸類於在台二世代作家真杉靜枝身上也極為明確。真杉靜枝離開了帶給她不愉快回憶的台灣，在祖國日本展開新的人生，不幸始終無法拭去「來自台灣女性」的標

籤，結果，形成的身分認同仍然是〈鄉土情懷〉，不過，真杉的情況是幼年生長於台灣的思鄉情懷所凝聚的那份難以忘懷的記憶。這種〈鄉土情懷〉中的兩義性取決於出生故鄉是台灣與否。可以說在〈流散〉框架中去探索如新垣宏一這類真正出生於外地的二世代時，不可忽略其內心中的市民權。 　 如上，在本論開頭揭示的「日本統治期外地文學二世代作家具某種特徵，也就是與流散相仿的特質」得以清楚論證。 向來戰爭文學或外地文學多被定位於日本中央文壇之外，而本論文的考察模式，卻拓展了具此傾向的台灣日語文學的研究方向，進一步，更可期待日後建構一項西方從未涉足的亞洲〈流散〉(從內地移至外地的移民)的全新研究視角與方向。

讀鹿踏野：神社 修行 紅烏龍

為了解決內地日本的問題，作者王鴻濬 這樣論述：

　　本書書寫臺東鹿野，是嘗試以跨越時空、跨越領域的研究方式來完成。因此本書不僅是一本歷史書籍，同時也是書寫在地文化的書籍。在這個非常特別的地方，經歷百年的時光，曾經有著共同目標的一群人，不分地域、族群，為著尋找心目中理想的家，前來此地生根立業，建立了美麗的家園。臺東鹿野的移民村個性，標立創新、創造的傳統，在現代的鹿野，仍然可看到她的演變軌跡。 　　本書以臺東鹿野百年發展的歷史為經，產業、文化生活的展開為緯，共分為六章書寫。內容除了以嚴謹的文獻、資料、報導進行分析整理，也加入了人物的訪談，強化主要議題的深入，增加閱讀的趣味。第一章：草莽・鹿嗷・原民馳。第二章：日治・和民・荒地開。第三章：神社・

役場・小學校。第四章：初遇・修行・證嚴事。第五章：甘蔗・鳳梨・茶飄香。第六章：社區・飛行・紅烏龍。 作者簡介 王鴻濬 　　出生於臺灣臺南麻豆鎮，美國密西根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政策博士，目前擔任國立東華大學教授兼任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曾任國立東華大學特聘教授、美國傅爾布萊特學人、日本岡山大學客座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東亞環境史學會（AEAEH）副會長。 　　長期關注臺灣永續發展課題，擔任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委員、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審議會委員、環境教育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系所評鑑訪視委員。 　　著有叢書：《1922無盡藏的大發現》

、《森林・部落・人》。即將出版叢書：《戀戀摩里沙卡》、《2019 Taiwan Vietna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limate Change, Natural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主編語 序 鹿野地圖 1.草莽．鹿嗷．原民馳 2.日治．和民．荒地開 3.神社．役場．小學校 4.初遇．修行．證嚴事 5.甘蔗．鳳梨．茶飄香 6.社區．飛行．紅烏龍 代結語 參考文獻   自序 　　為鹿野寫一本具有質感的旅行手札，藉由本書內容與親自的深度旅遊，發現鹿野的人文與自然之美，一

直是我非常想完成的工作。第一次前往鹿野是十幾年前，為了永安社區的「玉龍泉」生態步道的輔導，大約同時，也因為「鹿鳴溫泉酒店」的興建，去做了環境影響評估案的審查。從此之後，協助鹿野鄉龍田、永安村的社區營造推動，以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輔導工作，造訪鹿野的次數愈來愈多，也更加深入認識鹿野自然風光，以及迷人的文化底蘊，促成了寫這本書的動機。 　　希望本書有「拋磚引玉」的功用，讓喜愛深度文化旅遊的旅人，可以在探訪鹿野之際，產生內心悸動的共鳴。 　　本書能夠完成，首先要感謝潘永豐先生的支持。潘先生的家族在日治時期，就由臺灣西部移居至鹿野高臺，是開拓地方的士紳。到了他父親這一代，因為照顧高臺地區原住民，以

及當官時期守正不阿，深獲地方的愛戴。潘永豐先生在父親身教的薰陶下，律己甚嚴，但寬以待人，在長達三十一年的鹿野地區農會總幹事職務上，不但建樹頗豐，也為農業產業奠定了基礎。除此之外，潘先生鼓勵追求真理，以慈悲與愛宣揚善念，因此，他不但是基督長老會鹿野教會長老，也是佛教慈濟功德會榮譽董事。他曾說：「佛教講慈悲，與耶穌說：我就是道，一生講仁愛，捨命救贖世人的真理是一樣的道理。」 　　我以鹿野地區發展歷史為軸線，來架構這本書的章節內容。「草莽、鹿嗷、原民馳」是本書的序曲；可以追溯至清政府「經營」後山，在卑南設置「卑南廳」或稱「南路廳」開始。然而，大規模移民開墾，始於日治時期的大正年間，在鹿野設置了全臺

第一個「私營移民村」。這段期間，許多內地（日本人）的農業移民移居於此，開始築堤興圳、開荒墾地、種植甘蔗，提供臺東製糖株式會社製糖原料。鹿野，逐漸的成為內地與島內移民的熱點。 　　建立相當於現在龍田村的規模與設施，大致上於此時已臻完備。村內有煤油燈路燈、青年會館、臺東製糖株式會社事務所、鹿野庄役場、鹿野高等尋常小學校、鹿野高等尋常小學校附設「托兒所」、神社、神田全次醫師診療所、公共澡堂（風呂）、牛水飲溜池（牛隻飲水池）、火見の櫓（防火瞭望臺）等設置一應俱全，為當時臺東廳內規劃最完善的社區之一。如今再度造訪，沿著光榮路而行，兩側的木構建築仍然依稀可見；或整修待復，或傾頹於荒草之間，但已非當日熙嚷

往來的市街景況了。 　　臺灣光復後，仍然有許多西部移民選擇墾殖移居於鹿野。主要原因是西部可耕地都已經開發，不斷成長的人口，需要尋找更多的「安身立命」之處，來維持家計生活。尤其在民國四十八年的八七水災之後，帶來大量的西部移民，他們在鹿野地區胼手胝足，為建設新家園而努力。 　　在眾多西部移民者之中，最受矚目的，便是來自臺中的證嚴法師。她堅定的選擇向佛之路，前來臺灣東部修行的第一個落腳掛單之處，便是鹿野龍田村的崑慈堂。她在鹿野時間不長，但留下了「慈濟樹」─歡喜做，甘願受，以及證嚴為尋找證道，一段巒山冒險故事的「智慧之路」步道。 　　如今，鹿野高臺的熱氣球活動，已經成為暑假期間全國的熱門活動，加

上鹿野茶區產製的「紅烏龍」的盛名，產業發展帶來了觀光人潮，地方經濟也跟著活絡起來。此時的鹿野正吸引了新的一批移民，前來定居，然而「新」與「舊」之間，也正激盪著鹿野「社區復興」的新文化。我相信如同一世紀以前，一批滿懷著希望的移民，遠渡重洋，移居於此，撰寫著他們自己的歷史，編織那一個時代的故事。鹿野人，在任何可發展的機會上，永遠不會停下腳步，下一階段，正等待他們的摸索前進，創造歷史。   二○一九．八 崑慈堂——鹿野慈惠堂 早期居住在鹿野鄉龍田村村民有信仰「瑤池金母」者，都得前往寶華山慈惠堂祈神，往來兩地，交通耗時。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一月二十日，當地村民林文定等人從寶華山迎請「瑤池

金母」令旗奉祀。最初令旗奉置於林宅，但因為祈拜者日眾，原址不敷使用，於是信徒集資於今址建廟（位於日治時期的鹿野神社範圍內），並與媽祖合祀，名為崑慈堂。 崑慈堂奉祀的神明除了瑤池金母、天上聖母（媽祖），還有釋迦牟尼佛、玄天上帝、臨水夫人、中壇元帥等，充分顯示移民村民間信仰與宗教融合的特性，由於主神是民間所稱的「王母娘娘」，因此又稱王母娘娘廟。崑慈堂為花蓮慈惠堂系統，每年都須赴花蓮慈惠堂進香，所以也被稱為「鹿野慈惠堂」。 記憶的起點：龍田文物館 崑慈堂在陳炳榕主委負責廟方業務期間，積極推動地方文史工作。幾年前與仙人掌工作室合作，設立「龍田文物館」，搶救與保護日漸稀少的龍田文物。文物館設在崑慈堂的「

善房」，原來是放置神轎及祈神敬天的神器之處，現在也是遊客來到龍田村的必訪之地。 龍田文物館收藏了當地居民提供的歷史文物，以向居民「借展文物」之名，把收藏的文物暫置於館內，經整理、編號後展出。展品以農家器具、家庭器物為主，有農村的牛車、腳踏車、鋤、耙、鐮刀、各種造型的電土燈，農家裡木製的碗盤櫥、圓形餐桌、長板凳、竹編嬰兒搖籃等，可說是認識龍田村的起點。 苦楝大樹證嚴好朋友 崑慈堂前有一棵苦楝，樹高三十公尺以上，樹冠伸展四方氣象萬千，胸徑寬闊，可為兩人伸手圍抱，被慈濟人稱為「慈濟樹」，不但是崑慈堂前的自然地景，也具有豐富的人文意涵。

日治時期台灣兒童閱讀文化之考察-在台灣發行的兒童雜誌為例

為了解決內地日本的問題，作者吉田光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兒童之閱讀文化為研究主題，由閱讀文化史的觀察角度，瞭解日治時期台灣兒童的閱讀形態。並且，以日治時期台灣所發行的兒童雜誌為例，探討在台發行的兒童雜誌的特徵、以及兒童文化活動從事者對於台灣兒童的「兒童觀」。首先，透過學校教育的普及、識字率、公學校教育政策等重要社會指標，梳理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瞭解台灣兒童的語言情況以及兒童雜誌讀者的身份構成。其次，本文探討日治時期台灣的兒童文化活動從事者如何看待台灣兒童此命題。以近代日本兒童文學發展與其「兒童觀」之變遷的分析為出發，透過日治時期台灣教育研究雜誌《第一教育》等史料的回顧，試圖瞭解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從業者向台灣兒童的「兒童觀」。再次，本

文透過日治時期在台所發行的兒童雜誌和「內地」日本發行的兒童雜誌《少年俱樂部》的比較分析，瞭解日本與台灣兒童雜誌的不同之處，以及，殖民統治之下台灣兒童雜誌的特徵。最後，以閱讀史、書籍史的觀察角度，考察日治時期台灣兒童的閱讀形式。起因於特別的語言情況，日治時期台灣兒童書籍的閱讀行為當中，「大人讀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此外，透過史料回顧等過程，瞭解兒童書籍的閱讀空間，以掌握日治時期台灣兒童的閱讀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