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 士牌 黑 化 是 什麼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各種有用的問答集和懶人包

中間的人

為了解決偉 士牌 黑 化 是 什麼的問題，作者石芳瑜 這樣論述：

石芳瑜第一本散文集   半百少女的中間哲學   寫給每一位中間的人 　　普普通通、不上不下，我想寫像我這樣的人，走過的人生旅途與看過的歧路風景。 　　文自秀（藏書家、有度出版社社長）、宇文正（作家）、阿盛（作家）、林蔚昀（作家） 一致推薦 　　《中間的人》是石芳瑜的第一本散文集，從中年回望童年，也回顧青澀學生歲月與光鮮職場生活，既個人也反映時代。以直率幽默的文字分享當下中年心境，書寫走過的人生旅途與看過的歧路風景，期許讀者在閱讀時能照見自己。 　　石芳瑜曾是文藝少女，畢業後從事公關工作，婚後退出職場，經歷十三年的家庭主婦生活，直到覺得人生需要轉變，於是創立永樂座書店，後又結束書店，打

算以寫作開啟下半場人生。 　　「畢竟知道自己只是一個中間的人，不那麼好高騖遠，卻還是看過許多風景。當然會繼續走，也許不會再繞大圈，但是不介意仍有歧路。接受自己記性漸漸差了，也就不害怕失去，真的有了些豁達，這倒是年輕人甚或是一些中老年，無法達到的心境。」 　　＊書中摘句 　　關於戀愛 　　當然中年戀愛也必須要豁達，到了這個年齡還戀愛，誰不是一路上跌跌撞撞、坑坑疤疤？還有勇氣戀愛，就要更清楚萬事莫強求。年輕時轟轟烈烈，中年時可以溫厚又清淡，說起來也是一種進階。──〈戀愛旅行〉 　　關於五十 　　人生到了五十，努力也努力過了，真的有了一些徹悟。到了此時知道斷捨離，更清楚哪些事情不適合自己。也更

懂得珍惜，想多跟家人及朋友在一起。體力和記憶雖不如從前，但是我最喜歡現在的腦袋和態度，明白自己的能耐與限制，有一種「見山又是山」的體悟。──〈人生五十。六十。七十。〉 　　關於老花 　　「老花」又分兩種。一種是老來眼花，一種是老來花心。前者誠屬自然，後者頗有危機，但兩者都存在著浪漫。馬奎斯的《愛在瘟疫蔓延時》所寫：「離死亡越近，愛得就越深。」倘若人生是一趟旅行，越是接近終點，越是讓人奮不顧身、一無所求。──〈老派與老花〉 　　關於創業 　　年輕時的我算是佛系少女，遇到困難就避開，人到中年才知道堅持下去才能開花或開悟。七年半下來盤點成果，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太多，然而失最多的是錢，除了這行不好做

，也認清自己不善於做生意。──〈就這樣結束一家書店〉 名人推薦 　　她有一種把平凡的生活變得魔幻的能力。在她筆下，童年的澡堂、深夜販售食物的吆喝聲、開美容院、吹小喇叭……都彷彿巷口雜貨店裡的水槍、紙娃娃、泡泡膠那麼繽紛多彩，讓孩子看呆了眼。當然，那是童年的眼光，每個孩子都覺得生活很魔幻。寶兒姐特殊的地方，是她把童年的眼光帶進青年、中年。──林蔚昀（作家）  

偉 士牌 黑 化 是 什麼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瓊瑤七○年代小說的空間書寫之研究

為了解決偉 士牌 黑 化 是 什麼的問題，作者林季穎 這樣論述：

摘要瓊瑤的言情小說深刻生動的寫出男女情愛，當然更包括了家庭倫理、世代衝突、外遇婚變…等等，這類言情敘事創作的空間場景通常發生於三廳，即「客廳、餐廳、咖啡廳」，因此瓊瑤作品受到世俗揶揄為不食人間煙火的「三廳文化」及「三廳現象」。瓊瑤用具體及象徵的空間書寫，以及小說人物的描寫，再現作者對於歷史、社會及家國文化的想像與文化感知。瓊瑤作品在七○年代達到高峰，而臺灣卻在此時面臨外交挫敗、政治戒嚴、經濟危機等等困境，為了釐清瓊瑤作品何以在此年代仍然可以屹立不搖，本論文以瓊瑤七○年代14本小說為主要研究文本，發現「三廳」是瓊瑤小說文本中慣用的空間符碼，筆者藉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及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之符號

學及兩軸分析法研究「三廳」後得到：「客廳」通常象徵家庭的溫馨與和諧並乘載了天倫之意，卻也可能是衝突的引爆點，亦能象徵主人的身分地位及主角家庭的經濟富庶、客廳的配件擺設也可做為空間之符號體系、以及反映主角心境，也能與商業或宴會的功能做結合；「餐廳」代表著流行與時尚，亦能做為求婚的場所，餐廳的物件也可以是氣氛的符號體系，以及反映主角心境；「咖啡廳」則往往是情人約會或談判爭辯的場所、也可以反映主角心境或成為結合藝術的場域、意味著奢侈的享受、咖啡廳的物件也能做為氣氛的符號體系。筆者認為「三廳」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會產生不同的象徵意義。

國際橋牌社的時代：90年代台灣民主化歷程傳奇故事˙原創戲劇

為了解決偉 士牌 黑 化 是 什麼的問題，作者石芳瑜吳崑玉陳德愉張鐵志 這樣論述：

歷史不遠！走過信仰與背叛的年代 是什麼定義了我們的愛與絕望？ 　　80年代末，台灣解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中國發生了天安門事件。90年代初，全世界正在形成冷戰後的新秩序，東西方陣營融冰後展開接觸，中國嘗試擁抱市場經濟，兩岸也從互不往來到開始會談。 　　台灣一方面置身在這盤國際的大牌局中，一方面要面對國內從戒嚴時代累積下來的歷史傷痕。民主轉型勢在必行，但威權的餘緒還存留在人們的心中。在《國際橋牌社》這齣戲裡，每個登場的人都有他在時代夾縫間的一個位置，經歷著各自的愛與絕望，而最終，也共同推動了歷史的方向…… 　　日本有「民王」、英國有「王冠」、美國有「白宮風雲」 　　民主化三十年，台

灣終於有了自己的政治劇！ 　　90年代台灣民主化歷程傳奇故事˙原創戲劇 　　★三十年從威權邁向自由，無數的人曾為自己心中的價值觀而戰，如今我們終於演出自己的故事！ 　　★《國際橋牌社》以戲劇再現大時代的傷痕與和解，堪稱有史以來最具企圖心的台灣記憶IP。 　　★本書《國際橋牌社的時代》，則是一本解讀戲劇、解讀時代、解讀共同體記憶之書。 　　｢國際橋牌社」是台灣第一部政治歷史劇，以90年代解嚴初期的台灣政治社會為背景，劇中呈現出在那個關鍵轉型的時代，人們所經歷的價值衝突和選擇。當時台灣社會不但才剛脫離威權，民主的規則也還在制定之中。例如總統是否直選，還在未定之天；《刑法》一百條尚未廢除，讀禁書

仍有可能面臨死刑；有人推動改革、推動兩岸接觸，有人誓言保衛中華民國、共匪就是敵人。迷霧之中，沒有人看得到全貌。或許，我們現在所享有的民主成果，是當時許多偶然事件的果。而推動改變的，也並不是哪個唯一的偉人，而是社會各個階層的小人物、大人物，不論是政治人物、記者、學生、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剛誕生的反對黨成員、社運青年、還是權貴子女、本省人、外省人，都一起參與在其中，共同推動了改變。這本書，便是呈現那個充滿變數，可能性無窮的時代。 本書特色 　　對話90年代、台灣民主起步時代的集體回憶。 　　這是全體台灣人共同譜寫的歷史。 　　即使當時每個人捍衛的價值不同，但共同推動了改變。 　　★三十年從威

權邁向自由，無數的人曾為自己心中的價值觀而戰，如今我們終於演出自己的故事！ 　　★《國際橋牌社》以戲劇再現大時代的傷痕與和解，堪稱有史以來最具企圖心的台灣記憶IP。 　　★本書《國際橋牌社的時代》，則是一本解讀戲劇、解讀時代、解讀共同體記憶之書。 各界推薦 　　司徒文 (美國資深外交官，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現為陽明大學副校長) 　　「雖然世界上許多觀眾或許還不知道，台灣民主化的故事其實擁有普世的感染力。台灣真正是一個現代奇蹟，而《國際橋牌社》則優美地描繪出把奇蹟化為現實的努力之中，所有人的投入與追求。」----司徒文 　　｢這是我們共同的經驗，一個極為奇特的經驗----我們曾活

在一個黑暗的舞台箱子裡，只有控制舞台的人可以決定哪裡可以是亮的，哪裡可以有光。在那個人為操控的舞台裡，光亮的地方上演著情節不合裡的荒謬童話，黑暗的地方誰也不能看：真實是看不見。也不容許被關心的----直到太陽升起，陽光照亮了細小的牆縫，我們終於看清自己身在何處。」----陳德愉 　　｢每個角色都在捍衛自己的價值。但在這過程之中，每個人都被時代改變。沒有人是原來的自己。」----吳崑玉 　　「但終究，我們從寒冷的冬夜中起來了——即使陰影仍多，但陽光確實普照著台灣。」----張鐵志   作者簡介 　　本書是｢衛城出版」與｢國際橋牌社劇組」合作的一本書。由衛城策畫，邀請以下三位作者撰稿：

陳德愉 　　資深記者。1973年生於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學學系畢業。90年代初期她是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後來是進入新聞界工作的新人。曾任《新新聞週刊》、《時報周刊》記者，現任《上報》人物記者。專注於人物寫作，著有長篇小說《1987年那條人魚公主》、《現場：走過傷痕、愛與和解的人生日記》。 吳崑玉 　　政治評論家。1964年生。90年代他已經進入政界，參與地方選舉、擔任政治幕僚。2000年時曾任宋楚瑜競選總部文宣資料中心副主任，後任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張鐵志 　　作家、評論家。1991到95年他在台大政治系讀書，並且積極參與學運。後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為政治學博士班候選人

。曾任文化總會副秘書長暨《Fountain新活水》雜誌總編輯，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暨聯合出版人、《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創刊總主筆、《數位時代》首席顧問、《報導者》總主筆等。現為青鳥書店總顧問。著有《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等書。 石芳瑜 　　作家。大學圖館系畢業後，赴美念傳播藝術，相隔多年之後再從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畢業。90年代她剛從美國回來，陸續在公關公司、有線電視與電台任職。著有《花轎、牛車、偉士牌：台灣愛情四百年》、《就這樣開了一家書店》，小說《善女良男》曾入選《亞洲周刊》年度小說。   出版緣起   故事的起點：戲說台灣歷史的關鍵時期   

  推薦序  《國際橋牌社》：過去與現在 -- 台灣成功背後的故事∕司徒文 序  自由是個動詞∕馮賢賢 序  為什麼我們總在他人的故事裡痛哭流涕，卻在自己的故事裡轉身離去？∕汪怡昕 第一部分：序章：關於台灣民主黎明的記憶   第二部分：事件：決定時代走向的七個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一：民進黨組黨與解除戒嚴 關鍵時刻二：蔣經國逝世到二月政爭                     關鍵時刻三：野百合學運 關鍵時刻四：從獨台會案到刑法一百條 關鍵時刻五：一九九四年北高市長與省長選舉 關鍵時刻六：從黑金政治到大和解咖啡 關鍵時刻七：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 第三部分：推動力：從街頭開始 第四部分：人物

與時代 一、推動時代的無名者群像 灰色的時代裡，一個是非分明的人----林逸君 在體制外遊蕩，才更看得到真相的人----江志偉 在總統的身邊，被愛情政治啟蒙的人----沈建宇 背負白色恐怖傷痕，拒絕愛的人----許芷伶 沒有背景，用愛換權力橄欖枝的人----章有成 本來是公主，被迫走出象牙塔的人----楚思江 老謀深算，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走平衡木的人----王照陽 二、劇裡劇外的時代大人物 告別戒嚴強人時代，解嚴後第一位台籍總統----黎清波 半生戎馬江山，軍人行政院長----楚長青 威權時代菁英養成，操盤黨務的大內高手----鍾主諭 意外的政客，護主不問手段的總統親信----祝仕真 時代浪潮衝

擊下的政治金童----邵壯國 清寒出身的揭弊立委----陳木寬 在野組黨的歐吉桑----洪新介 沒有聲音的副總統----楊源柱 第五部分：故事（石芳瑜） 第六部分：年表大事   推薦序 國際橋牌社：過去與現在 ----台灣成功故事背後的省思 　　一九八六年的九月，我初次來到台灣。那時我當然知道世界一直在改變，但還沒意識到改變會多麼巨大，尤其不知道台灣將會發生巨變。來到台灣之前，我已經在戰火肆虐、不時還有零星戰鬥發生的貝魯特擔任了兩年美國大使館的領事和政務官員。我在貝魯特期間，從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伊朗曾把五十二位美國外交官與美國公民扣做人質。在那之後，我在

國務院待了三年，主要負責處理中東危機，其中經常涉及恐怖攻擊，包括炸毀美國大使館、綁架美國人質等，以及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美國全神貫注對付恐怖主義和中東，早從那些年就已經開始了。 　　從許多方面來講，中東幾乎沒有改變，只除了恐怖主義後來又進一步擴散之外。中東持續受到同樣的問題困擾：宗教和種族衝突、高壓的政權，甚至還是持續被同一個統治者或是他們的兒子所壓迫。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我就盡一切努力設法轉調到其他地區。我鎖定了東亞，因為我認為那裡是最有可能朝向正面發展的地方。很快地，我就實際看到了巨大的改變，在台灣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這兩個地方都在經濟上繁榮發展，但只有台灣在政治上進化出完整的自由民

主。這個過程並不容易，一路上也遭遇到非常多的威脅和失誤。《國際橋牌社》政治影集以戲劇的方式講述這個獨特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的台灣比現在窮得多，而且也還在戒嚴中掙扎。我太太和我都是外交官，在來台灣之前，我們先繳回我們的外交人員護照，換成觀光護照。這是為了讓我們在被派任到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前，可以先到位在台北近郊陽明山上的美國在台協會語言學校學習十個月的中文，但在護照紀錄上卻會顯示我們從沒來過台灣。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必須要走這麼一個假流程，其實中國的官員應該也都心知肚明。 　　大部分美國在台協會的學生都住在山上，但是因為我的太太懷孕五個月，我們想住在比較靠近台安醫院的地方，後來我們的大女兒就

在那年的十二月初於台安醫院出生。我們和其他幾名也想住在市區的學生每天搭乘學校提供的廂型車去上課，開車的司機唐柱石（我們都叫他小唐）直到現在還是我的朋友。我們的公寓位在濟南路，靠近光華商場，我在那裡買過一枚珍珠戒指送給我的岳母，不過一個月後珍珠表面就開始剝落，我們才發現那其實是塑膠做的。一個街區之外就是未來仁愛路豪宅帝寶的位址，二十三年後我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時將會搬到那裡。 　　我們的房東是一位瘦而安靜的紳士型人物，住在我們那棟小公寓的一樓，每天穿著西裝，拿著公事包，走路去上班，有時也會看到他在整理他的那座小庭院。一直要到我的學習快要結束的時候，我才知道這位外表謙遜的人，其實是一九

八四年新落成的福華飯店的老闆。他邀請我們與另一個住在他的樓房裡的美國人家庭，在福華飯店裡的一個包廂為我們餞行。當我問他為什麼選擇了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地，他告訴我，那是他的飯店。我的房東讓我看到了一個樸素、不炫耀財富的世代。我寄給他一封用中文寫的感謝信，那應該是我唯一寫過的一封中文信。 　　在那些日子裡，台北還沒有一〇一，我還記得現在的信義區和往東許多如今已蓋起來的地方，當時大多是田地，有些地還在耕種。沒有捷運，下大雨時有的街道會淹水淹到車輪蓋中央。汽車比較少，但成群結隊的摩托車噴出的廢氣彌漫在大街上。早上洗車，傍晚車子就蓋滿了污垢。我完全想像不到有一天台北會變得比我去過的大多數亞洲城市來得

更乾淨、更綠化、更寧靜，而且交通也管理得更好。台灣當時還實行進口管制，所以很少有外國商品可買，我也不記得有任何名牌店，或是法國、義大利餐廳。 　　但是台灣人彌補了這些美中不足。醫療很棒，老師非常優秀，而且還很友善。本地餐廳從來不會有人因為我們的女兒哭個不停給我們白眼看，後來我發現在美國這是常有的事。相反地我們的女兒經常變成吸引隔壁桌關注的大明星，隔壁客人都會對我們表達歡迎、恭喜我們喜獲新生兒，請我們吃東西，還會給我們建議，告訴我們如何照顧那當時還長著一頭金髮的小嬰兒。那時在台灣的外國人比較少，但直到現在，大部分台灣人還是一樣地好客、友善，遠超過我在其他國家的經驗。這點並沒有改變。 　　語言

學校的學生和我們的台灣老師（至少是那些願意談論的老師們）都無法解釋：為什麼閱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品時還是必須待在上鎖的學校房間裡讀，或是為什麼國民大會還有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省份的席次，或是為什麼海外雜誌到我們手裡時會有劃黑的段落甚至少掉的頁數。但是老師會低調地暗示，他們感到政治的情勢正在改變。確實如此，就在我們離開台灣後不到一個月，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台灣解嚴了。 　　兩個月後當我們抵達北京大使館，我們看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要比台北安靜得多，因為人們大都騎自行車或是走路，摩托車比較少，轎車也只有公務車。到了晚上，街上經常空無一人。北京的環狀道路只到三環，不像現在有七環。其他來自共產國家

或發展中國家的外交人員可以使用人民幣，但我們必須用外匯券來買東西，價錢要貴的多。那時的北京比較窮，但污染比較少，只有城市西郊鋼鐵工廠冒出的煤煙，戈壁沙漠的風吹來沙塵暴，和冬天家家戶戶燃燒煤餅時除外。當這三者同時發生，你幾乎看不到眼前六呎之外的景象。 　　當時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因此也等於是我們美國大使館的官方立場是：美中關係正在一天天、在各個方面上日益改善。我們也是這樣對那些川流不息，因為初次到中國訪問而興奮不已的華盛頓官員、國會領袖、企業ＣＥＯ們這麼說。他們大部分人都沒有意識到，一個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不可能就此長治久安。每個人都認定，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繁榮起來，它也會自然走向自由開放。因

此當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發生大屠殺，同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倒塌，蘇聯乃至整個蘇聯帝國在一九九一年瓦解時，國際社會大受震驚。 　　當柏林圍牆倒塌，北京的領導人們特別感到不寒而慄，也慶幸他們鎮壓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參加示威遊行爭取民主、反對明顯社會不平等（例如由中國共產黨黨員獨享的特許商店）的學生、工人乃至家庭。實際上當他們發動鎮壓時，這場從四月十五日起就在北京展開的示威活動，其背後的動能已經在消退，天安門上的人數也已經減少。但這退潮還是來得太遲了，黨內已經發生了政治鬥爭，鄧小平獲勝，而他決定要給人民「一個教訓」。部分根據在醫院計算到的屍體數量，我們大使館的估算是至少有八百人被殺，更多人受傷。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在天安門上對北京人民的屠殺，永遠地改變了我對在中共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在天安門之後，我作為在北京的政務官被派予了一項任務，即是有長達一年的時間，我每週要和身在美國大使館中申請政治庇護的異議科學家方勵之及他的夫人李淑嫻會面四次，這個經驗更強化了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指派我定期向他們說明有關他們投奔自由事宜正在協商進行的情況，並且傳達他們的看法與要求。我後來也陪伴他們搭乘美國空軍飛行機飛往自由，首先抵達英國。 　　蘇聯在一九九一年瓦解，使得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更加認定他們在天安門事件上選擇了最明智的道路。他們的這個

看法，在與華盛頓以及世界各國政府檯面下的對話中得到更進一步的確信，因為各國政府實際上都表示希望儘可能讓天安門事件早點過去，繼續照常做生意。這確實就是在天安門事件後出訪北京的特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的看法，在他們眼裡，大使館內的異議人士方勵之與李淑嫻不過是重啟雙邊關係的絆腳石。美方與世界各國對局勢的這個評估明顯形塑並強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班子的看法，例如現在正領導中國，甚至可能終身在位的習近平。天安門事件之後，台灣海峽兩岸勢必要往相反方向發展了。 　　一年後在台灣，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六日到二十二日，台灣的野百合學

運在中正紀念堂集會主張民主，爭取總統與副總統直選、國會普選，沒有發生任何的傷亡。這場示威與李登輝在三月二十一日就任總統，開始六年總統任期的時間點重合。然而他贏得總統的那場選舉，他是唯一的一組候選人，來自唯一被承認的政黨，由國民大會的六百七十一位國大代表投票選出。雖然如此，他是中華民國第一個在台灣出生的總統，接著在一九九六年，在台灣第一次民主的總統全民直選中，李登輝再次當選。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七年在中國選出的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代表被迫辭職，一九九二年，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立法委員民主選舉。 　　其他地方歷史的走向，也正朝向民主與獨立主權的正面方向發展。一九九〇年，尼爾森・曼德拉從南非監獄獲

釋，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領導人，並且在一九九四年，經由南非的第一個多種族選舉，被選為南非總統。一九九〇年，蘇聯瓦解，東西德統一。一九九一年，鮑利斯・葉爾辛成為俄羅斯聯邦首任民選總統。同在一九九一年，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斯洛維尼亞從前南斯拉夫獨立，一九九二年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也宣布獨立。一九九二年馬斯垂克條約簽定，創造出歐洲聯盟，一部分的目標是為了防止未來再有如過往歷史上危害歐洲好幾個世紀的戰爭發生。 　　一九九一年美國總統布希在國際支持下發動「沙漠風暴行動」，派遣美軍解放被伊拉克佔領的科威特，並且在完成任務後明智地撤軍。遺憾的是，

他的兒子小布希之後將會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發動欠缺正當性的戰事，造成美軍在中東地區持續介入流血衝突。 　　我在二〇〇九年回到台灣，而且在這裡持續生活了十年，我發現我來到了一個完全脫胎換骨的國家——更美麗，更都會，更繁榮，也更成功。台灣已經舉行過六次民主的總統大選，二〇二〇年一月即將舉行第七次。雖然就像其他國家一樣，台灣也有問題要面對，但台灣已經超過所有人的預期。正如我經常說的，這是一個現代奇蹟，一個國家在短短數十年間，從貧窮發展為繁榮，從獨裁到民主，而且它實際上沒有什麼天然資源，除了人民的才能與勤奮以外。現在的台灣重視人權與法治，和它在科技、醫療、工程、製造，與創新上的世界級優勢一樣值得被關注。

　　台灣這個國家的成就得來不易，而《國際橋牌社》影集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有史以來第一次，台灣透過一部精彩的戲劇講述自己的故事，再現它爭取民主的英雄式奮鬥。一個小國，在內憂外患的困局中，克服了巨大的險阻才將自己轉型為現在這個民主國家。一群勇敢的台灣人克服一切困難而成就偉大，這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雖然世界上許多觀眾或許還不知道，台灣民主化的故事其實擁有普世的感染力。台灣真正是一個現代奇蹟，而《國際橋牌社》則優美地描繪出把奇蹟化為現實的努力之中，所有人的投入與追求。 文∕司徒文 （本文作者為陽明大學副校長，美國資深外交官，曾任美國駐澳洲大使館代辦及副館長、美國駐韓國大使館副館長，及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

臺灣女詩人的精神圖像：杜潘芳格的生命史探究

為了解決偉 士牌 黑 化 是 什麼的問題，作者劉維瑛 這樣論述：

承接過去對於臺灣女性詩學的討論，回歸作者中心，是建構本文的軸心標的。本論文旨在重新檢視女詩人杜潘芳格（1927-）的生命史，將焦點置於個人思想與人生態度，也透過分析日記與作品，在某些程度上，可以看到不同的女性史的圖像，也期望可以突破過去台灣文學史上的討論，與補充或修正相關研究成果。出身臺灣新竹的杜潘芳格，是當代詩壇一位很值得再關注的對象。她屬於思想性的詩人，跟一些社會使命感強烈，自覺對家國有責任的文學人不太一樣：當她經歷生命體悟或檢驗，關照到社會議題。這些，有時以言說，成就了私我省察的日記，有時以語言、意象為媒介，萌生了她的文學與詩。針對臺灣文學史上，被認為是本土創作代表的杜潘芳格，在過去已

有相當程度的討論，讓我們理解作為所謂跨越語言一代女詩人的個人特質與作品意義。這一切的作家文本，解釋與詮釋等詩人文學世界的構設，似乎也塵埃落定，加深了既定印象。文學史上的杜潘芳格以詩文剖寫自身感情，理解時代。我們理應考慮社會背景與其個人處境，來揣測或想像，她所置身的台灣社會，究竟是怎樣的歷史情境，同時回到其日常，又是怎樣的內心世界，在自我探索過程中，現代化的自我，又是如何經驗與遭遇？如何記憶與抒發？從新發現的杜潘芳格日記手稿資料，是可以作為一種迴轉映照，重新獲得更深層的意義，做為女性生命史的意涵，也能夠不言盡出。由於女詩人個人日記、書信等史料出現，重新讓我們得以在歷史縫隙中，窺見女詩人她自己的心

智成長，她的絕處逢生，她的沮喪苦悶，父母親的心疼與期待，心愛丈夫的守護，與在現代性體驗過程中，不如過去文學史中想像的那般閃爍、偉大或高舉「文化母親」之名，這些確都是人生經歷，文學養分，也當然是一種屬她自身的文學敘述。究竟是書寫生命，或是生命書寫？長久以來，歷史多以宏觀的大歷史為探究之基本課題，這樣的想法，不能意味著歷史便是向前進步的，在歷史洪濤中，有多少女性成長過程中的生命細節與真實故事，在時代翻滾中，被掏洗無蹤。這是本文期望以女性生命史為觀察重心，去探女詩人的精神面貌。歷史向前的速度總是太快，無人能遮挽。回頭去檢視她的日記、書信等史料，如同一個個滯緩的鏡頭畫面，明明就是臺灣政治、社會巨大改變

的時候，我們看到她（被迫）堅守的日常、情感、價值觀等生命細節，在理性與感性中搖擺。少時依靠父親家族，婚後倚賴夫婿，她的生活，彷彿紮根於歷史飄渺的某處，但這個現實時空，卻只剩下日記、和所謂書寫行為裡，關於人間社會，對於她來說彷彿異域。無論是感受自身，或是擷取現代性體驗過程中，書寫，成就一種真實，也如同跨越日本時代的前輩女性，能夠真實地寫，說出內心盼望或者存在思維，本身就是一種前進。經過日本殖民皇民化的洗禮，戰後戒嚴、解嚴的時代氛圍，女詩人總被歸納於本土文學的陣營中，也續以創作、詩歌的留存其女性聲音與身影。而杜潘芳格，作為常民女性，她的文學觀與中文、日語與客家詩創作，被學術研討會分析，被過度詮釋，

便如今日詩史中常見的論斷。幾位重要的文學評論者，也只能透過現有作品，隔著紗簾，理解接近虛無「詩思迷人」的美學方向。當今臺灣文學史的發展走向多元，對於詩人生命史本身，藉著日記、書信資料的整理，理解日本時代臺灣的新知識女性；在現代性的影響下，做為殖民地底下的個人經驗，做為戰後的諸多女性體驗，這些細節，讓人重新看見女詩人的人生觀與對家國認同；重新思索她的詩，對應史料裡，她對於婚姻、性愛、家庭、親子教養、人際等經驗，過程中所掌握的個人觀點與文學創作所感喚的力量，羅織出更為深切的尋索，把那些斷裂在日常生活當中的細節，描摹並列，除了在台灣新文學中，佔有重要地位，我們或又能在其中，捕捉到一段百年來台灣女性特

出的銳感與嶄新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