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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

為了解決京杭大運河現在的問題，作者趙豐 這樣論述：

　　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融合、交流和對話之路，近兩千年以來，為人類的共同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絲綢之路見證了西元前2世紀至西元16世紀期間，亞歐大陸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之間的交流，尤其是遊牧與定居文明之間的交流；它在長途貿易推動大型城鎮和城市發展、水利管理系統支撐交通貿易等方面是一個出色的範例；它與張騫出使西域等重大歷史事件直接相關，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等宗教和城市規劃思想等在古代中國和中亞等地區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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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到北宋華北的河患──環境史角度的考察

為了解決京杭大運河現在的問題，作者顧立誠 這樣論述：

自東漢王景成功地治理黃河，數百年間河流相對處於安定狀態，直至五代時黃河開始頻繁地出現潰決，華北大地因此飽受破壞，經常性的河決日後甚至持續至20世紀。氣候變遷，應是唐宋之際黃河發生巨變的原因之一，當時華北氣候先旱後水，由長期乾旱轉變為多雨，各持續長達數十年之久。乾旱使植物生長不易，尤其是黃河中上游及其眾多支流，河流流域兩岸土壤因缺乏植被保護，容易受到外力所搬移；日後當氣候改變，在持續多雨氣候侵襲下，已缺乏植被覆蓋的裸露表土，易被雨水沖刷至河流中，並被河水帶引至中下游平坦處河床堆積，導致河決的出現。除自然因素外，人為長期過度的開墾，大面積森林遭到砍伐以滿足營造所需，在在對脆弱的黃河水文產生破壞。

而在頻頻河決下，潰決河水往往形成廣大黃泛區，先水後旱，若氾濫區再遭逢乾旱，很容易成為蝗蟲孳生溫床。在經常性河決及蝗害的肆虐下，對中國北方生態環境形成嚴重衝擊。在經濟上，傳統中國以農立國，河患與蝗災發生頻率大幅增加，農業生產遭受損害。而黃河河決，遭氾濫土地後遇乾旱，在長期陽光照射下，除了易生蝗害外，土壤也容易出現鹽化，影響作物生長。為治河、修河或捕蝗，故政府差遣眾多百姓服勞役，徭役的增加排擠農事，也影響農產。農業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根基，因災害而導致華北農產下降，也損害了當地的經濟。在社會上，沉重的賦稅、徭役，或是戰爭的爆發，都可能迫使百姓拋棄家園逃亡，若再遭遇災害肆虐，政府又無法有效進行賑濟，天災

人禍下，輕則盜匪出現危害社會秩序，重則引起改朝換代的動盪。在軍事上，以北宋為例，由於當時氣候偏向乾旱，西北邊區的環境又已趨於惡化，宋廷且失去戰略要地靈州等地，種種原因讓西北邊防成為北宋最棘手之問題，耗費大量錢糧於此，而黃河中上游及眾多支流，多流經此區，由於當地環境生態惡劣，可以想見北宋時為何黃河經常於華北平原潰決氾濫。對唐宋兩朝而言，政府的荒政涉及賦稅、漕運與倉儲制度，賑濟的執行，救災錢糧的籌集，有賴於賦稅等制度之有效運作，彼此能相互配合。首先，有良好賦稅制的配合，才能有穩定賑濟物資的來源。唐朝是中國賦稅制發展的重要變革期，前期主要是施行與均田制配合的租庸調制，後期則施行兩稅法，以兩稅而言，自

楊炎推行兩稅後，《舊唐書》指出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唐至北宋，地方政府財政權不斷為中央所侵奪，賦稅財政權逐漸集中於中央。其次，自隋朝興建運河，運河串聯黃河、長江與淮河，方便的水運，有利於賦稅錢糧的傳輸，自然也有助於救災物資的轉運，遠方的穀糧更容易輸往災區進行賑濟，由於其涉及到跨區域的調度，非地方政府所能完全掌握，必須由中央出面主導。其三，在倉儲制度上，與救災關係最密切的常平、義倉，其倉儲來源來自於賦稅，如北宋時，朝廷以兩稅所徵收之錢，出部分為常平倉本購糧；或將兩稅所徵收穀糧中，部分入義倉儲存備荒。而運河等水運運輸要地，也多設置倉儲，如京師設有太倉，倉內經由漕運而來的儲糧，必要時可以釋出進

行救助。唐朝時，中央雖曾數次下放開倉權予地方，允許其先開倉後上報；但基本上在唐宋兩朝，主要還是維持著地方遇災後須先上報，經中央同意後才能開倉賑濟，開倉權在中央。

鴻鵠志——十位英雄人物的行路與心路

為了解決京杭大運河現在的問題，作者公孫策 這樣論述：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   十位歷史英雄──伍子胥、韓信、馬援、班超、諸葛亮、郭子儀、岳飛、鄭成功、林則徐、左宗棠，他們的功績偉業雖各自不同，但都名垂青史，他們南征北討，行過的路途都超過千里。本書帶領讀者進入這些英雄人物的鴻鵠之志，並一窺他們在關鍵時刻的抉擇心路。 伍子胥原本是楚國政壇當紅的「太子黨」，一旦大禍降臨，他完全不游疑瞻顧，即刻逃出國境；當太子建犯下大錯，他再次逃亡，不去大國而去吳國；到了吳國，他捨吳王僚而就「在野」的公子光——他每一次重大抉擇都跟一般人不一樣。 韓信和馬援都處於群雄逐鹿年代，都幾番「跳槽」選擇明主，他倆的個人條件

都不在那些逐鹿英雄之下：但若無韓信，劉邦從來不曾打贏過項羽；若非馬援，劉秀「得隴」已不易，遑論「望蜀」；可是韓信和馬援都不曾起意爭天下。 班超的父親、哥哥、妹妹合稱「三班」，都是當時文學泰斗，可是他卻捨便宜生活而投筆從戎。後來他幾乎不動員東漢王朝一兵一卒，降服西域五十餘國——他實質上是「西域王」，可是他從來沒有留在西域稱王的念頭。 諸葛亮和郭子儀都功高震主，蜀漢與大唐王朝全靠他倆支撐，他們兩人若想當皇帝，幾乎沒有阻力。可是皇帝對他倆都沒有疑心，他倆也鞠躬盡瘁，贏得千古美名。 岳飛是南宋王朝抵抗金人的「長城」，若沒有他，宋高宗的皇位根本坐不住。可是他對秦檜的排擠與構陷卻都毫不反抗，剝奪兵權

、十二道金牌召回、莫須有罪名下獄都坦然接受——歷史上那麼多「清君側」的例子，都沒有出現在他的腦袋裡。 鄭成功處於明朝實質已經不存在的時候，能以兩島抗天下，甚至艦隊攻入長江口、陸軍包圍南京，滿清八旗勁旅莫他奈何，鄭氏海軍甚至控制東亞海上貿易。可是他從未有稱王、稱帝的念頭，甚至他的兒子、孫子都奉大明為正朔。 林則徐一生遍歷十四省要職，都以生民為念，鴉片戰爭他在廣州是打贏的，可是北京清廷卻委屈求和，更重用喪權辱國之臣，反要他揹鍋流放伊犁，他毫無怨言接受。 左宗棠才華洋溢，卻因考運不佳而差點埋沒。後來因太平天國作亂，湖南同鄉多方保薦而有機會施展，可是他對同儕仍然不假辭色。當朝廷瀰漫「海防優先」思

考時，他獨排眾議主張防衛新疆。朝廷「體念」他戎馬辛勞，要召他回北京，他卻力持收復伊犁主張，還將自己的棺材運到哈密以示決心，終讓俄羅斯人退讓。 英雄的事蹟總能使人振奮，鴻鵠之志也令人欽佩，但他們在關鍵時刻為何與如何做出關鍵抉擇？公孫策以進入歷史情境的方法，嘗試提出答案。 【好評推薦】 城邦出版集團首席執行長　何飛鵬 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宋怡慧 國立清華大學科管院服務科學研究所教授暨副校長　林聖芬 國立臺灣大學財金系專家教授　陳嫦芬   衷心感謝公孫策先生，讓「歷史」從「死知識」翻轉成「活字典」。也期待未來能夠提供更多不同領域的案例分享，讓「無用之用」進化為「大用」。 ──國立清華大學科管院服

務科學研究所教授暨副教授　林聖芬 烜赫之功絕不是英雄的唯一標準，我特別喜歡這本書「公孫策點評」的巧思設計，例如：他提出陳壽在晉朝做官，對諸葛亮的歷史評價，一直難以定位，內心劇場的糾結，必須以曲筆婉轉來勾勒諸葛亮寫下三國鼎立的神紀錄，還有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瀟灑身影。這十位蓋世英雄們的生命風景，毅然選擇人跡罕至的路，那條未曾踏足的仄徑，反而能聽見坎坎的生命鼓音。 ──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宋怡慧

南宋臨安知府研究

為了解決京杭大運河現在的問題，作者梅哲浩 這樣論述：

傳統中國的首都及其長官制度，在唐朝以前始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徘徊，唐朝時以中央官兼京兆尹的方式，朝中央化邁進一步，北宋透過制訂「在京諸法」的方式，確立首都特區地位，知府為中央官，不過因強本弱末國策之故，知府的權力僅限開封城內，是首都特區首長；南宋初期，因宋金靖康—建炎戰爭，失去包括首都開封府在內的四京府，中央政府陸續遷徙，從揚州、建康府，最終在臨安府（杭州）底定，為表示不忘收復失土的政治宣示，僅稱「行在所」，實則為南宋國都，形成行都臨安府、陪都建康府的兩都體制。 南宋的首都及其長官制度，與北宋不盡相同，為因應戰爭或備戰體制，臨安府除繼承北宋末兼安撫司與兵馬總管制度，還因寺監裁

併的關係，部分原屬寺監的單位轉隸臨安府，外交方面於紹興和議後承辦宋金外交庶務、皇宮與中央衙署的建築工程、供給中央所需物資、執行東南會子的兌換等工作，成為中央承辦事務機構，知府多從中央、浙漕調任，以減少出缺時間；長官制度，有別於北宋權知開封府、開封府界提點公事的內、外分權，知府的權力更為集中，藉由例兼安撫使，掌握城內、外（京畿/浙西路）民政，在城內則掌握軍權、警察權、司法權，在事先知會朝廷的情況下可調動三衙禁軍；除兼任安撫使外，知府一職也多由兩浙路轉運司、中央六部、寺監長貳兼知，地位較北宋權知開封府高，知府一職也被視為「輔弼之儲」，被當作遷轉考核的職位。 臨安府置司臨安城內，知府的寄祿官最

低階為朝官，是理所當然的中央官、常參官，掌握朝廷事權，地位顯要，無可避免會被捲入中央政局，除因職權需要而參加的朝議、典禮儀式，知府的人事任命亦與皇帝、宰執意向密切，包括「宗子維城」思想而多以宗室士大夫知臨安府、皇帝表態、權相柄國的政治黨派等方面予以展現其政治相貌；再藉由知府的任命制書、辭免表、不允詔，得以窺知皇帝對知府施政的期望。 都市事務方面，施政深受朝廷、皇帝意志影響，主要表現在社會福利；都市建設，歷任知府大多延續前任而逐步修、改、增築，直到淳祐年間，由在任最久的知府趙與????集大成，進行全面整建，奠定晚宋臨安城風貌，使後繼者難以望其項背。轄下士民對知府的評價，無論好壞，都相當直接

、主觀。 南宋臨安知府制度，在北宋開封知府制度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開啟後世元總管府路、明清京師體制的先河，也是我國直轄市舊制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