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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抗戰史（二）：抗日戰爭與世界大戰合流1938.11-1945.08

為了解決交通手段日文的問題，作者unknow 這樣論述：

歐亞與中國戰場匯流，世界在烽火中劇變。 新史料、新觀點，全面性的抗戰史著作。 蔣介石期盼的「抗日戰爭與世界大戰相結合」局面，終於出現！ 集合多國現代史學者，重新檢視影響深遠的中日戰爭！ 重探一個民族的命運，看近百年世界走向。 　　中國戰場如何與世界大戰合流？ 　　解密中日戰爭最關鍵的未解之謎。 　　《重探抗戰史》是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與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CAPRS）合作的跨國研究項目，廣召台、美、中、日四地學者，以國際視野、最新史料、多元角度，探討近代史轉捩點，影響中國、台灣、日本、歐美深遠的中日戰爭。 　　▍青史並未成灰：新史料、新觀

點，重探中日戰爭 　　《重探抗戰史》集合多地學者，力圖融合跨國視角、檔案，顛覆單薄、偏狹的既有研究與史觀，客觀公正地探討歷史的真形貌，回答關鍵但始終撲朔迷離的問題。包括：日本何以侵華、為何落敗？貧窮落後的中國為何能獲得最終勝利？南京大屠殺不為人知的真相；蔣介石對侵略者「以德報怨」的原因；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為何贏了戰爭卻輸了政權？以及若無「兩顆原子彈」，這場戰爭是否會有不同結局？ 　　第二卷論述1939至1945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並與世界大戰合流，歐亞戰局也牽動中國戰場，並探討始終真相未明的關鍵問題。包括：日本為何甘冒天下大不韙，在深陷中國戰場且軍力吃緊的情況下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為何始終未能

攻進重慶、為何不直攻四川速戰速決？尤其重要的是攸關抗戰成敗、直接影響戰後國共命運的「一號作戰」（豫湘桂戰役），日本為何要傾盡國力發動這項跨廣大幅員、死傷慘重的計畫，企圖打通中國大陸、直通南亞？ 　　▍未境的追求：不只重探歷史，更要映照未來 　　何以今時今日的我們，必須重探抗戰史？究其本質，影響深遠的歷史轉折，都由來於身涉其中的「人」。釐清、重構、重新審視歷史、思索人類長時段積累的結果，不只是史家不分國界、無論時代，以丹心照汗青的精神與追求，更是思索、構築未來時的重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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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犯罪原則之理論與實務─以洗錢防制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及刑罰域外效力為中心

為了解決交通手段日文的問題，作者黃謀信 這樣論述：

本文共分為六章，除第一章「前言」及第六章「結論及建議」外，主要部分共4章。第二章先就「雙重犯罪原則之定性」定義「雙重犯罪原則」之意義及理論基礎，本文所指之「雙重犯罪原則」，除傳統之「雙重犯罪原則」概念，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方面之「雙重犯罪原則」外，另亦包括「刑罰域外效力」方面之「雙重犯罪原則」。從「雙重犯罪原則」在此兩方面之共同理論性基礎及在法律域外效力控制之差異性，探究為何「雙重犯罪原則」在諸多批評及利益衝突之國際趨勢下，迄今依舊存在，並不會完全消失之理由。第三章探討「雙重犯罪原則之適用趨勢與規範模式」，從相關之「40項建議」、國際公約及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對於「雙重犯罪原則」之規範內容進行

比較分析，固然可確立該等國際規範對「雙重犯罪原則」係採取緩解或摒棄適用之國際趨勢。惟具體落實在各國之內國法時，各國基本上仍在「雙重犯罪原則」之前提下，僅進行緩解適用「雙重犯罪原則」。此種與國際趨勢歧異之基本立場，導致國際公約、條約、司法互助協定及各國內國法就「雙重犯罪原則」之規範模式極為分歧，而我國亦不例外，此章乃就相關之「雙重犯罪原則」所採取之具體規範模式及法規適用情形進行比較分析。第四章探討「洗錢防制關於刑事司法互助之雙重犯罪原則」，論述與洗錢防制相關之刑事司法互助及「雙重犯罪原則」之法律規範體系及內容。其中我國新制定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及因應第三輪APG相互評鑑而大幅修正之洗錢防制法有關

「雙重犯罪原則」之規範內容，代表我國對「雙重犯罪原則」之基本立場，本章乃進而探討我國有關「雙重犯罪原則」所持之基本立場、法規範衝突及具體適用情形。第五章探究「洗錢罪關於域外效力之雙重犯罪原則」，隨著本國刑罰域外效力不斷擴張的結果，國際間及我國對於刑罰域外效力之「雙重犯罪原則」如何回應此種發展趨勢。關於洗錢罪之刑罰域外效力，國際間及我國對於洗錢罪及其前置犯罪之刑罰域外效力，是否均應該採取摒棄或緩解適用「雙重犯罪原則」之立場；我國該如何面對防制洗錢之強勢國際組織FATF及APG等組織，以及該等組織以強勢手段推行之統一標準「 40項建議」等規範及其評鑑結果；因應該等國際強勢組織與規範，探究我國未來有

關「雙重犯罪原則」之修法方向及「雙重犯罪原則」之存廢問題。

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

為了解決交通手段日文的問題，作者成田賴武 這樣論述：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兵學是武力的基礎，武力是國家的長城。   　　克勞塞維慈乃西方兵聖，在其《戰爭論》一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觀點，以及「進攻是最好的防禦」等西方軍事理論的基本思想，因此該書被奉為西方軍事理論的經典著作。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拼命仿效德國，尤以兵學上受德國影響最大，由於《戰爭論)一書煩瑣冗長、連篇累牘，德文譯本更是艱澀難解，1940年，日人成田賴武以馬迂健之助所譯之《戰爭論》為基礎，將克氏戰爭論作簡明的介紹，提綱契領著成日文《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一書。而李浴日將軍精通日語又專軍事理論，他認為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受到唯心論黑格爾的辯證法影響極深

，如同孫子受教於老子的哲學，乃於1943年在廣束韶關的黃崗山上傾數月之功翻譯此書，為的是要讓讀者既能夠精簡地學習德人戰爭理論，一窺西方近代兵學之精髓，又可實地瞭解日人對《戰爭論》的演譯，從而精進我抗日戰爭的戰略與戰術　　。

基於合意之事件處理程序—以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八條為中心

為了解決交通手段日文的問題，作者林彥志 這樣論述：

高通公司居於行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地位所為之特殊商業運作模式深受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注目，臺灣公平交易委員會亦曾作成行政處分認定高通公司行使專利權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惟於高通公司不服前開處分所提起之行政訴訟中，公平交易委員會竟與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此舉引起各界議論。本文遂以高通案為背景，釐清公平交易委員會與高通公司之和解性質為何，並審查其合法性，同時指出目前以締結行政契約作為公平交易法上基於合意之事件處理程序有所不足。因此，擬以日本獨占禁止法上之承諾程序為觀察對象，比較其與臺灣公平交易委員會和解程序之異同，再於此基礎上，提出公平交易法之修法建議。